其实宋代对于制科考试的组织已经是非常严密了。而且制科考试入三等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苏轼和吴育两人，虽然制科考试地位很高，但是并不属于正途出身。由于制科考试对象多属知名人士，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制科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但因非正途出身，往往不为人重视，被人称作“杂色”。制科考试虽然严苛，但是考上的人仕途并不意味着就能仕途通畅，往往受到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抵制，大部分沉沦州县不得重用。
赵佶觉得制科考试作为科举的补充，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些偏才，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个储相，真正把制科的作用发挥出来。赵佶还是决定，在制科中采取同科举一样的初覆考模式。考生的答卷要雇人誊录、封弥，用生僻字编号。考官评卷则采取三评制，两名初考制策官初评，再交两名覆考制策官复评；初考官与履考官意见不同，则由两名详定编排官详复、定等。
赵佶对于此次科举和制科还是极为重视的，制科考试的主考官赵佶指令昭文馆大学士韩忠彦，同考官御史中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算得上当今的顶配了，赵佶问道：“诸位可知道哪位才学优长之士，可为考官的？”
苏轼说道：“臣荐宗正丞王巩，有才气，能担当此事。”
赵佶当然知道王巩，作为苏东坡的好友，王巩属于铁杆死党了，当年乌台诗案，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当时王巩的官职还是“秘书省正字”，因御史舒宣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朗同货赂，密与宴游”。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辙也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亦故相之子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王巩乃是名相王旦之孙，出身相门，又性格洒脱，喜欢与苏轼等人游玩，非常洒脱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是否用他担任考官，赵佶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哥们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臭，用宋史记载说：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
当年章惇为相，打击苏轼等人，作为苏轼的死党，王巩当即上疏弹劾章惇，章惇何许人也，你敢弹劾他，章相公可不是吃素的，立即将王巩追夺出身以来文字，送全州编管起来。王巩此人，确实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王巩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特改王巩知密州。其余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亦都喜与王巩交游。但，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说他是“孺子”；除知宿州，为安鼎、姚勐所弹；受苏轼牵连贬宾州，也是有人看不惯他；为宗正丞，被指离间宗室；判登闻鼓院，被朱光庭执奏“未协公议”，一生也算得上颠簸了。
赵佶觉得启用他，风险实在太大，他也是贴上旧党标签的人，而且是以恩荫入仕，没有经过科举，让他担任国朝制科考官，确实与礼不符。赵佶问道：“伊川先生，何等样人乎？”
问完这话，赵佶自知失言，苏轼苏辙兄弟与程颐兄弟可谓死仇了，对于章惇，苏轼都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对于程颐兄弟，那是绝不放过的，他们所在的蜀党与程颐的洛党也是势同水火。问苏轼伊川先生，那不是触苏轼的霉头吗？果不其然，苏轼说道：“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赵佶只是笑笑，对于这两位的恩怨情仇，赵佶觉得实在是太过于狗血，其实他们两位本来没有任何冲突，之所以势同水火，说来也很可笑。程颐不是科举入仕的，是经由旧党司马光推荐入仕的，司马光对于他推崇备至，评价道：“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推荐他作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
成为帝师，那是每个读书人无上的荣耀，不巧的是，司马光还给哲宗皇帝安排了另一个老师，就是苏轼，生性诙谐的苏轼和刻板守礼的程颐撞到一起，不搞出事情才是怪事，程颐生性刻板，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程颐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苏轼除了对程颐抱有成见，其中也有党争成分，而程老师当老师，当得像个罗刹，也是苏轼每加“玩侮”之因。
真是让两人翻脸的还是着名的吃肉事件，一次国家的忌日，众大臣都到相国寺祈祷，程颐下令寺方供应素菜，东坡却反对说：“正叔(程颐字正叔)你不是不信佛吗？为甚麽要食素呢？”程颐引经据典地说：“根据礼法，守丧期间，不可以喝酒食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不食肉的规定。”但东坡却刻意和他打对台，一面令人准备荤菜，一面吆喝道：“为刘氏者左袒！”摆出一付像汉朝吕氏、刘氏决斗时一样紧张的场面。於是各个大臣，各自选边；范淳夫等人食素，而秦观、黄庭坚这些苏门学士则食肉。如此一来，洛派、蜀派壁垒分明，成为宋代纷乱的党争的一部分。
当然，两人彻底翻脸，就是在司马光的葬礼上，司马光去世的时候，皇帝正率领大臣们举行了明堂祭拜的重大典礼，大臣们因此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去奠祭司马光，等到所有仪式都完成了，这些参与典礼的大臣们希望马上赶去吊唁司马光，但当时替皇帝讲学的程颐却根据儒家的礼法，拦住大家。他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话，说“是日哭则不歌”，所以参加了明堂吉礼之後不该又去吊丧家。但是大家心里觉得这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有人就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东坡个性朗达，不拘小节，平日就已经不喜欢拘泥古礼，当然也觉得这位道学先生太过不近人情了，所以就说：“这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大大的讥嘲了程颐一番。
于是大家以苏轼为首，带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就前往司马光家中奠拜，但这位程老夫子，可是立场坚定得很，竟也赶到司马家去，叫司马家的儿孙们不得接受悼祭。大家自然觉得很没趣，苏轼忍不住，就针对程颐替司马光所办的古礼仪式，又狠狠的讽刺一番，说：“你这些礼节还是有些疏失，应该写个信物，送去给阎罗王。”程颐个性严肃，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人，自然受不了东坡这一些嘲笑的行为。而且在一些洛派弟子的心中，早已将程老夫子看成圣人，那里容得东坡这番玩笑，彼此便产生了芥蒂，有了心病了。
说到底，本来是文人的意气之争，最后变成的蜀党与洛党的争执，苏轼觉得程颐是伪君子，程颐觉得苏轼不守礼。尤其是附属於两人的末流，彼此意气用事，弄出许多争执。例如孔文仲就曾攻击程颐，说他替皇帝讲学时，常常引用不实的言论来影响皇帝的想法，皇帝原本单纯，也没有不良的嗜好，程颐却常提醒他不要接近女色；皇帝原没有特别信任的人，程颐却一再要他远离小人；甚至经常自夸“就算孔子再生为陛下讲课，也不过是这样罢了。”又说：程颐利用替皇帝讲学的身分，往往超越分际，甚至勾结权势，搬弄是非，离间作乱，挑拨恩仇，因此民间称他为“五鬼之魁”。
但是洛党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东坡是为了争取替司马光主持丧礼，没有成功，所以故意攻击程颐。这当然太小看苏东坡，也不合当时事实：东坡当时不管是学术声望，或是官位高低，都无需借用主持司马光丧祭以增加自己的名望；更重要的是，这根本不是东坡的性格。
后来，攻击程颐相当严厉的孔文仲去世了，洛党的人竟又说：孔文仲原本个性纯厚，只因受了苏轼的唆使而做出残害忠良的蠢事，後来觉悟了，才抑郁致病而死。这可说是死无对证，莫须有的攻讦。
反正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把戏罢了，互相狗咬狗一嘴毛的事情，赵佶没法、也不愿意去评价此中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