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的这个问题，让李格非有些无法回答，毕竟他并不是当时的宰执，更不可能知道仁宗皇帝当时是怎么想的。
韩忠彦出来说道：“官家，仁宗皇帝当时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赵佶笑着说道：“吾倒是忘了，韩相家学，当时韩魏公执政，于此间事倒是了解的详细，请韩相说说吧！”
韩忠彦倒是为赵佶详细解释了当时大宋为什么拒绝大理入贡。
首先是当时大理国兵力强大，大宋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比较空虚，无力对抗大理。大理国拥有众多乌蛮军队，军力强大，大宋不敢轻举妄动。
乌蛮是南诏王室的同族，是南迁云南的西北氐羌族系游牧民族，是南方的游牧民族。史载乌蛮：“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宰杀牛羊，动 以千数，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弯，置毒矢末沾血立死”。
可见乌蛮善于骑射，尚武轻死，战力极强。南诏凭借乌蛮军队四处扩张，称霸一方。段素顺时与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结盟，以防备大宋政权对大理国的军事袭击，并留下了着名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而宋军此时忙于对付西贼，根本无力对付大理。
对大理释放的善意，大宋也无法判断，生怕中了大理的圈套，故而大理的求封选择了不予理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理在大宋初年的扩张行为让大宋无法信任大理。
在南汉灭亡之开宝四年（971年），大理国不仅派兵夺取了延众镇等地，设置了特磨道，还占领了广源等州峒，设置了广源道。由于大理国占领该地，使大理国拥有了从西南兜底包抄北宋和俯瞰交趾红河三角洲平原的地缘政治优势，并使得大理与北宋在特磨道以东的地区邻壤。
大理的东扩让大宋感觉到了危机，大宋害怕大理日后成为又一个交趾，故而不但未能准允大理的求封，反而对大理采取了各种的防范措施。
大宋通过启用广西溪峒峒丁并加强训练在数量上减少了与大理的差距。
截止到现在，根据枢密院的统计，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足见峒丁人数当在二十万人以上。此规模与大理总兵力已经不相上下，加之大宋加强对广西峒丁的训练，并建立了马军，修建了堡寨，大大提高了峒丁素质和战力，也增强了抗御大理的能力。
单广西就有二十余万峒丁武装，加上大宋的驻泊禁军以及川蜀的土丁，总兵力甚至超越了大理，由于大宋采取了制衡大理的军事措施，宋理兵力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
同时通过高价购买川黔诸蛮所产的短小不堪战阵的且赖以为衣食的羁縻马，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宋军战马的数量，毕竟十分之一二还可用，降低了宋理战马资源不对称程度。又拉拢了以贩卖羁縻马为生“仰此为衣食”的川黔诸蛮，削弱了大理对川龄诸蛮的影响力，制衡了大理。
同时大宋还对西南诸夷加以拉拢，在宋理之间形成北起大渡河，东至黔东，南迄桂西的广阔缓冲区，以这些地区的诸蛮作为抗御大理的“藩篱”并对其收买、拉拢和羁縻，“以夷治夷”。
广阔缓冲区的存在，使得宋理基本脱离地理上的直接接壤和联系，大理要居高临下或顺流而下进攻宋朝都因为远隔川粤诸蛮而变得十分困难，广阔缓冲区的存在使得大理不易像南诏犯唐那么容易进犯宋朝，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大理居高临下且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缘优势。
在大宋君臣看来，大理就如同前唐的南诏一样，野蛮难驯，不服王化，随时有可能入侵大宋，故而对大理严加防范，不给册封，断绝交往，也是为了使大理不能窥视大宋。
但是大宋君臣没有注意到的是，大理与南诏是完全不同了，大理一直奉行“崇宋和宋”国策，奉宋朝为正统和“天朝共主”，自视为宋朝的藩臣，多次以“臣”和“臣妾”自称。
大理还通过将大批战马卖给大宋以对抗辽夏，不卷入周边乌蛮与大宋的边衅，保持与大宋的和平状态等来尽藩臣之义务，未对大宋的制衡进行反制衡，因而有利于西南区域均势的形成和稳定而且为宋朝与辽夏大均势的形成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对于大理的这种行为，充分的展现了舔狗的自我修养，女神虐我千百遍，我待女神如初恋。
但是大宋君臣始终没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大理与南诏是不同的。大理的统治并没有南诏稳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极其激烈，根本无暇顾及扩张，且大理佛教兴盛，举国上下笃信佛教，号称佛国，已经与南诏时大不相同了，大理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一样有很多矛盾，并且与交趾是世仇。
在这种情况下，大理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去入侵大宋。后人对此有过精辟的见解：蒙段二氏崛据数百年，计其士马，不足当中国一大郡，然穷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则以兵恃险远，下流仰攻，形不便势不利也！
虽然大理号称西南大国，但是若是大宋集中力量，未必不能灭亡大理，只是现在由于契丹、西贼的牵制，使得大宋没有时间经略西南，但是不动用军事手段并不意味着不动用其他手段。
上兵伐谋，就算是暂时不准备经略西南，也要提前谋划，预有准备。而且既然大理愿意称臣进贡，而且大理有充足的战马，怎么不能引为助力，赵佶认为，大理就是在靖康之变后都一直对大宋保持恭顺，未有不臣之举，可见大理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联合大理，对付交趾，收复汉唐故地，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