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镇的陆东坡表态道：“县长，我们尽最大努力！”
我笑着道：“尽最大努力是态度问题，但是县委要的是结果，结果看的是能力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效果，那就是能力上出了问题！一个镇如果管不了村，东坡镇长，这就是在走下坡了。城关镇没有书记啊，这个时候，就是县委考验干部的关键时刻，东坡同志，要珍惜机会啊。”
陆东坡自然能够听懂我的言外之意，正色表态道：“书记，您放心，我们竭尽全力。”
我扫过侧面的陆东坡，看向了对面的马广德，继续道：“广德同志啊，土地权属的问题，我们力争通过法律途径尽快确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甚至不是最要害的一步！”
我敲了敲桌子，带着股不容糊弄的硬气：“马厂长！我现在要问的，是比那块地更根本、更要命的问题！就算这地的官司打赢了，钱真到了你们厂账上，你们打算怎么花？嗯？能不能拍着胸脯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用在让棉纺厂起死回生上，而不是拿去填了以前的糊涂窟窿，或者又打水漂？
会场里的气氛陡然严肃了起来。所有人都盯着马广德。
我继续道：“你们厂领导班子，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清楚楚，能让县委放下心的改革方子、振兴路子？有没有那个真本事，把厂子从悬崖边儿上拽回来？这，才是我今天最想听，也必须听到的实底儿！”
我略顿了一下，让这话在安静的会议室里砸瓷实了，然后目光扫过列席的几位穿制服的同志，加重语气：“所以，我今天特意把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也请来了。就是要强调一点：县委要抓的，不是土地到底该归谁这个具体官司。这官司，有《土地管理法》管着，有国土部门、镇政府，还有你们分管的孙县长、苗县长盯着！土地问题，不是问题！”
我看到列席的县法院马院长、检察院的同志，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些。
“负债一千九百多万。” 我慢慢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马厂长，我记得我八十年代末在临平工作的时候，临平县砸锅卖铁，一年的财政收入拢共才五千万挂零。好嘛，你们一个厂，就欠了将近一个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马广德脸更白了，急着辩解：“书记，不能……我们还有设备、厂房、土地和库存原料这些家当……，算下固定资产，最多亏七八百万。”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好，有家当就好。那你就给我一笔一笔说清楚，这一千九百万，是怎么欠下的？钱都流到哪儿去了？号称升级设备，但是你们的设备90%都是老旧设备。是吧，这个是你们现场汇报的。每年采购棉花的成本是多少？厂里这接近一百号管理人员，工资奖金、办公开销，这些管理成本又是多少？还有银行利息，驴打滚似的，滚了多少？稀里糊涂的一直借钱？这个详细的帐，你们到底有没有算过？”
我这一连串的问题，又急又重，马广德喉咙里“咯咯”响了几下，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
“是没有算过？” 我身子前倾，步步紧逼，“还是不敢算？或者，根本就不会算？不会算，那是能力问题，可以学；不敢算，那就是态度问题，是心里有鬼！连自己家底多大窟窿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带着一千多号人找饭吃、谋活路？”
我环视着会场里一张张神色各异的脸，语气沉重下来：“同志们，年关眼看到了。厂里等米下锅，等钱给工人发工资，等钱买原料维持生产。可我们现在，连厂子到底欠了多少债、窟窿有多大，都说不清道不明！就算西街村那百十亩地，我们按顶天的价，五万一亩全卖了，能拿到七百多万。填进去，还剩下一千两百万的窟窿！就算是一千万投进去，你们有没有把握让棉纺厂喘过气、活过来？”
马广德和旁边几个副厂长，脑袋都快耷拉到胸口了，没一个敢接这个话茬。
“我看，你们的态度还没完全转过来，危机感、紧迫感，还差得远嘛！”
马广德低着头，拿着钢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这样吧，空话套话我不听，大道理也不用再讲。”我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更改的决断，“给你们三天！就三天时间！从今天下午散会开始算起！厂领导班子牵头，财务、生产、供销，所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把所有的债务，一笔一笔，给我从头到尾捋清楚！怎么欠的，欠谁的，利息多少，拿什么抵押或担保的，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展期或逾期，统统列成清单，附上原始凭证，形成书面报告，三天后，也就是1月6号一早要送到我办公桌上！”
我看着面如死灰的马广德，语气放缓了些，但话里的分量一点没减：“广德同志，不能简单一句‘受环境影响，总欠款大概一千九百万’就打发过去。一个国有工厂，连给工人发基本工资都要指着银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本身就说明经营管理出了大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啊，解决土地争议，弄来钱，是治标，是输血。深层次的，是要把生产经营的病根子找到、诊断准、下对药、治好它。所以，下一步，县里要优先选五家债务规模最高的企业进行审计。”
马广德一听到“审计”俩字，脸上的肌肉猛地一跳，像是被烧红的针尖狠狠扎了一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县长……哦不，李书记，我们……我们厂每年都委托县审计局来人审计的，年底还有例行审计，都有正式的审计报告，结论……结论都是没发现重大违规问题……”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冷笑：县审计局的报告？怕是早就成了走过场的“护身符”。看来，不动用市审计局的力量，是挖不出真东西了。
我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微微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哦？每年都有审计报告？那好。把近三年的，对，就近三年的审计报告，连同这次债务明细，一并整理好，送我那儿看看。我也学习学习，看看专业审计是怎么评价棉纺厂经营状况的。”
马广德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连连点头。
我不再看他，抬手看了看腕上那块手表，时针已经压着下午一点了。我语气缓和下来，笑着道：“同志们不要紧张嘛，都是工作。好了，同志们，工作要干，饭也得吃。人是铁，饭是钢。但是，规矩得立下。在企业调研、开会，到了饭点，所有与会人员，包括我在内，必须按规定交钱、‘四菜一汤’的标准，绝对不能突破啊！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搞特殊接待！这一条，是铁律！”
旁边的方云英立刻接话：“书记，这个已经提前和厂里交代清楚了，您放心。”
“那好，”我点点头，“那就先吃饭。”
棉纺厂的职工食堂很大，是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苏式建筑风格，层高很高，带着些许拱形结构，但墙壁已斑驳泛黄，墙皮不少地方已经剥落。
大厅里摆着几十张长长的、刷着绿漆的木头桌椅，此刻过了午饭高峰，只有零星几个错过饭点的工人在角落吃饭。
靠里侧用三合板隔出了几个小包间，门上挂着方块布帘子，这是当年国有大厂招待上级或客户常见的格局。
我一边往洗手池走，一边把马广德叫到身边。我知道，一味高压不行。我放低声音，语气显得推心置腹：“马厂长，你们管着这么大个厂，不容易，平时的成绩，组织上也看得到。市场原因造成困难，这个我认。但这一千九百万的债务，必须理清。不然，就算那百十亩地，填进去，连个响动都听不见，到时候，恐怕对谁都不好交代。”
马广德在我身边半弯着腰，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额头和手，听到这话，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连声说：“是，是，书记您理解，您体谅……”
走到食堂门口，我看到引路的往包间方向带，立刻停住脚：“今天啊不进包间。所有开会的同志，县里的干部，以后只要不是正式的商务接待，一律和工人师傅一起吃食堂！”
方云英在一旁轻声劝道：“书记，厂里都准备了……”
我摆摆手，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几个人听清：“请一线当班的工人师傅过来一起吃。县里现在是什么光景？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我们在小包间里大鱼大肉，吃得下去吗？特别是，” 我目光似有意似无意地扫过副县长孙浩宇，“什么红烧鱼，就更不必了。”
孙浩宇的脸色微微一僵，眼神闪烁了一下，有些不自然地别过脸，假装去看食堂墙上的宣传栏。
苗东方则低着头，看不清表情。这顿饭就在食堂大厅角落拼起的两张长桌上进行。饭菜简单：一大盆白菜炖豆腐，里面零星有些五花肉片；一盆土豆烧鸡块，鸡块不多；一盆清炒豆芽；一盆西红柿鸡蛋汤。主食是馒头。
马广德、许红梅等人陪着，吃得小心翼翼，味同嚼蜡。
我叫过来的几个当班的老工人，起初有些拘谨，但见我主动给他们夹菜，问他们家里情况、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孩子上学怎么样，话匣子慢慢打开，虽然依旧谨慎，但说的都是实情：工资拖欠是常事，医药费报销拖得更久，车间里很多设备老了，经常出毛病，影响产量和质量……
饭后离开时，我故意落在后面，把周平叫到一边。方云英、苗东方等一干人，都站在车旁等着，目光时不时瞟过来。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周主席，今天你的发言，很好，说了实话，也点了关键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我和周平握着手，诚恳地说。
周平的手粗糙有力，他有些局促：“书记，您过奖了，我就是……就是说了点工人心里的实在话。”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原则，” 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调研就是要掌握实际情况。周主席，棉纺厂连着1400多个家庭，县委是真心想让厂子好起来的。我能看出来，你有些工作，做得不太顺，有阻力。以后有什么需要向县委反映的情况，或者遇到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到县委找我。”
周平听到这话，眼圈骤然一红，那双被岁月磨砺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猛地迸发出一簇光亮，握着我的手也骤然收紧，微微颤抖着。他嘴唇嗫嚅了几下，喉结滚动，声音带着哽意，但异常坚定：“李书记……有您这句话，我……我们工人，心里就亮堂了，就有指望了！”
我拍了拍他结实的手臂，没再多说，转身上了车。
车子驶离棉纺厂。马广德一行人站在厂门口，挥着手，直到车队拐弯不见。
人一走，马广德脸上那点强挤出来的恭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阴沉的怒气。
他转身，对还没散去的厂领导班子成员、几个主要车间主任和科室负责人，硬邦邦地甩下一句：“都到会议室，接着开个小会！”
回到那间还残留着烟味和紧张气息的会议室，马广德一屁股坐在主位，脸拉得老长，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在场的人。
“今天这个调研，从接待到汇报，一塌糊涂！我很不满意！”
他开口就是训斥，声音带着火气，“特别是有些同志，不分场合，不顾大局，在会上逞英雄，发表和厂党委不一致的言论！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开会前是不是统一过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不是明确要求过？啊？”
所有人都低着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坐在末位的周平。
马广德见无人应声，怒火更盛，矛头直指，声音陡然拔高：“周主席！周平同志！你作为厂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会前我是不是专门把你叫到办公室，跟你打过招呼，沟通过？土地有争议的事，牵扯复杂，时机不成熟，暂时不要提，汇报重点要放在向上级反映困难、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你是怎么做的？啊？李书记让你发言，那是给大家客气，是走民主程序！你倒好，竹筒倒豆子，什么土地卖不卖、职工吃饭问题，全抖落出来了！你想干什么？显示你水平高？显示你关心工人？就你一个好人，我们都是坏人？简直莫名奇妙！”
周平缓缓抬起头，脸色=发红，但眼神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倔强：“马厂长，你是跟我打过招呼。我原本也没打算主动说土地的事。可李书记点名让每个班子成员都发言，谈看法，提建议。我是工会主席，工人发不出工资，土地是厂里现在唯一可能变现的资产，工人问我，我回答不了。李书记问我，我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说实话。这是我的职责。”
“点名你就必须说土地的事？” 旁边副书记许红梅插话，她撩了一下烫卷的头发，面色微笑的说“周主席啊，其他同志发言，不也都紧扣主题吗？咱们书记说的没错，不能就你特殊，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最后还是要讲集中，讲班子的权威嘛！”
马广德冷哼一声，又看向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常务副厂长杨卫革：“还有老杨，你今天的话，是不是也多了点？比我这个厂长汇报得还‘全面’嘛。”
杨卫革知道，这厂长是没事找事，借题发挥了，但马广德确实不好惹，马定凯是他的本家，苗东方是他的好友。
杨卫革就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眼神躲闪了一下，脸上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声音干巴巴的：“马书记，您误会了，我……我就是顺着李书记的问题，补充了点技术上的情况，没别的意思……”
马广德不想理杨卫革，重新盯着周平，语气带着威胁：“周平同志啊，不要以为有领导随口夸你两句，说你说了实话，就忘了自己姓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就能为所欲为，不把厂党委、不把班子放在眼里了！我告诉你，棉纺厂的天，还没变！有些话，我说得重，是为了你好，为了厂子好，为了维护班子的团结和统一！你别不识好歹！””
周平听到这里，那股倔脾气也上来了，他“啪”地一拍桌子站起来：“马厂长，许书记！你们要是觉得我这个工会主席不称职，随时可以打报告，建议上级免了我！我这个工会主席，是工人选的，我就得替工人说话！咱们厂连续亏损三年，眼下这年关又过不去了！按政策，连续三年严重亏损，就可以申请破产！我看，是有的同志，巴不得厂子早点破产吧！”
“周平！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马广德也猛地一拍桌子，霍然站起，脸色由青转紫，又由紫转黑，指着周平的手指都在颤抖，“注意你的言辞！谁想厂子破产？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污蔑！是破坏安定团结！”
“我不想厂子破产！一千多工人不想厂子破产！”周平梗着脖子，毫不退让，声音更大，“可你们做的是些什么决策？李书记今天问得对啊，问得好！一千九百万！整整一千九百万的债！怎么欠的？平均下来，全厂在职的、退休的，每人背上万把块的债！人家是‘万元户’光荣，咱们棉纺厂是‘负万元户’丢人！这钱到底去哪了？设备更新，更新了什么？采购成本，为什么比市价高？管理费、招待费，为什么年年超标？咱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咋就成了残次品？这些，你们敢一笔一笔算给工人听吗？敢贴到厂务公开栏上吗？”
许红梅知道局面要失控，试图控制局面，“周主席，你息怒，这是党委会！不是你们车间班组会！有什么问题，可以按组织程序反映，怎么能这样污蔑领导，攻击班子？
马广德把脸扭向一边，不耐烦指着后面的两个年轻干部：“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弄出去！弄出去！”
周平冷笑一声，不再多说，抓起桌上那个旧笔记本，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撂下一句：“我等着你来处理我！” 说完，摔门而去。
“反了！简直反了天了！”马广德一屁股跌坐回椅子，气得胸口起伏，脸色由黑转白，又由白转青。许红梅赶紧凑过来，拿起桌上的茶杯递过去，给他顺气，声音又急又气：“马书记，您消消气，消消气，跟他这种浑人、二愣子犯不着，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马广德喘了几口粗气，一拍桌子：“散会！”
说着抬起屁股，阴沉着脸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思前想后，还是抓起了电话，拨通了副县长苗东方办公室的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
“苗县长，您回办公室了？” 马广德尽量让声音显得恭敬。
电话那头，苗东方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我没回办公室，你能打通这个电话？”
马广德干笑两声：“哎哟，您看我这……苗县长，今天李书记这一趟，搞得我很被动啊，下不来台……”
苗东方直接打断他，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老马，你平时挺灵光个人，今天会上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在苗县长的正确领导下’？你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知道的，是你不会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苗东方指挥着你把厂子亏成这样的！你安得什么心？”
马广德心里骂娘，嘴上却叫起屈来：“哎呦我的苗县长，我哪敢有那个心！我那就是……就是习惯性想突出领导的关心指导嘛！谁能想到李书记他不按常理出牌，揪着这话头不放……苗县长，您可得体谅我的难处，仓库里压着五六百万的货，外面还有三百多万的三角债收不回来，再加上这么一大摊子人吃马嚼，这一千九百万的债，说起来……也不算太离谱吧？”
苗东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才缓缓道：“现在说这些没用。李朝阳把球踢到法院了，还要搞审计。你打算怎么办？”
马广德赶紧说：“法院那边，问题不大。马援朝院长那儿，我去协调。毕竟都是大槐树摔锅分家的一家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好说话。拖他个三五个月一审，再上诉到中院，又能拖一段时间。关键是审计……苗县长，审计局长是个女将，油盐不进，您看……能不能帮着打个招呼，走动走动？”
苗东方声音一冷：“打招呼？你以为审计局是菜市场？我打招呼就好使？那个王铭远，是市里钟书记那时候派下来的，眼珠子长在脑门上，能听我的？”
马广德急了：“苗县长，话不能这么说。这审计，要是走走过场，哪个单位查不出点小毛病？可要是真刀真枪地翻旧账，别说我们厂，我看全县没几个单位经得起查！别的您不说，就每个月工人工资的贷款，是怎么从银行搞出来的？这里头没点说道，银行能那么痛快？苗县长，这个节骨眼上，您可得拉兄弟一把，拉棉纺厂一把！审计局那边，您一定得想想办法！”
电话那头，苗东方又沉默了一会儿，才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先想办法把法院那边摆平，别让土地的事这么快出结果。审计……我再看看。最近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特别是你手下那个周平，找个由头，敲打敲打，别让他再跳出来坏事！”
“是是是，我明白，明白。” 马广德连声应着，挂了电话，额头上又是一层冷汗。他心里暗骂苗东方滑头，但眼下也只能指望他。
另一边，孙浩宇回到县政府自己的办公室，也立刻把跟随他去开会的县国土局局长梁天野叫了过来。
梁天野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颇为干练。他小心地关上门，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微微躬着身子：“孙县长，这个会开的，吓人啊。”
孙浩宇皱着眉头，手指敲着桌面：“老梁，今天这会，你看出来没？李书记这是把土地这个烫手山芋，结结实实塞我手里了。”
梁天野点点头：“看出来了。孙县长，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孙浩宇哼了一声，“李书记意思很明确，土地问题，由我牵头协调。咱们的态度必须明确，工作必须支持配合。但是，村子里的事，责任是给苗东方了，这个老苗啊，太狂了，可是一直想着当县长，咱们肯定该帮得帮。”
他坐直身体，看着梁天野：“从法律程序上讲，棉纺厂那块地的手续，当年到底全不全？”
梁天野推了推眼镜，斟酌着词语，谨慎地回答：“孙县长，这个问题……说全，也能找出些档案依据，当年的征地批复、规划许可，局里档案室都有存根；说不全，当年地界勘定图也比较模糊，都是人工画的，不然西街那帮人也不会咬住不放，一直闹。严格来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权属存在争议。时间久远，经办人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甚至有的已经不在了，很多细节查不清了。”
“那就对了。” 孙浩宇往后一靠，“咱们国土局，就本着这个原则办事。县里、法院需要什么材料，只要档案里有的，依法依规提供。咱们不隐瞒，也不主动‘创造’。明天，就以县政府名义，召集城关镇、棉纺厂、西街村，开个土地问题协调会，先把场面上的工作做到位，态度摆端正。至于棉纺厂和西街村能不能谈拢，法院怎么判，那就不归咱们操心了。明白吗？”
梁天野立刻领会：“明白，孙县长。就是依法依规，提供材料，做好协调会的形式，不卷入实质矛盾。那……苗县长那边如果有什么别的指示……”
孙浩宇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苗县长是常委，是领导。但我们做事，要对事，不对人。现在这个形势，李书记明显是要动真格的，要查账，要清债。一千九百万啊，老梁，这窟窿是那么好填的？我估计，马广德这次，悬了。咱们啊，把眼睛擦亮点，该做的工作做好，不该沾的，一点别沾。特别是，” 他压低了声音，“苗县长那边如果让你在材料上做什么手脚，你可要掂量清楚。新书记上任时，于伟正书记那句‘对腐败分子要刺刀见红’，可不是说着玩的。我给东洪的朋友打了电话，枪毙的都是头铁的”
梁天野神色一凛，重重点头：“我懂了，孙县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晚，华灯初上，曹河县城西关，一家门脸不起眼、内里却装修考究的酒楼最隐蔽的“666”包间里，烟气缭绕，酒香混合着菜肴的香味。厚重的实木门紧闭，隔音效果极好。
苗东方坐在主位，面前摆着青花瓷餐具，杯中白酒已下去一半。马广德、许红梅作陪。
西街村村支书苗树根，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满脸横肉的汉子，坐在下首，正给苗东方斟酒。
城关镇镇长陆东坡是半途才匆匆赶来的，额头上还带着细汗。
陆东坡一进门就拱手：“各位领导，对不住对不住，家里有点事，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陆东坡没有说实话，晚上的时候，他是先到了孙浩宇的饭局上，看那边差不多了，才着急忙慌的赶过来。
苗东方夹着烟，斜睨了他一眼，吐出一口烟圈，语气不咸不淡：“陆大镇长现在忙啊，日理万机，我这个副县长都请不动了？是不是觉得自己马上要当镇委书记了，看不上我们了？”
陆东坡连忙凑到苗东方身边，拿起酒瓶给他满上，赔着笑道：“哎哟我的苗县长，您可别拿我开涮，折煞我了。我能不能进步，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在曹河，谁不知道我陆东坡是国中书记一手提起来的？您指东，我绝不打西！”许红梅笑着起身，让服务员在自己旁边加了餐具。
苗树根给苗东方斟满酒，侧身看向对面的马广德，问道：“广德叔，李书记今天在会上，张口闭口法律程序的，马院长那边，您打过招呼了没？”
马广德接过话头：“下午我联系了，马院长那边……意思是可以拖一拖。一审拖几个月，问题不大。只要土地问题悬着，厂子没了救命钱，到时候资不抵债，走股份制改造或者别的路子，就顺理成章了。”
陆东坡抿了口酒，夹了颗花生米扔进嘴里，边嚼边说：“马厂长，马定凯副书记不是快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了吗？到时候有他在常委会上，咱们说话也硬气点。今天这会开的，李书记简直是一言堂嘛，他说咋干就咋干，还要咱们这些人干嘛？”
苗东方吐了口烟圈，眯着眼，看着袅袅上升的烟雾，哼笑一声，带着几分不屑，也有几分无奈：“年轻人啊，新官上任，急于出政绩，烧几把火也正常。不过，这火烧到谁头上，可就不好说了。国有企业亏损，是普遍现象，是历史包袱和市场变化造成的，哪家没本难念的经？”
苗树根把酒杯一顿：“东方叔，要我说，咱西街村的群众也不是泥捏的。他书记要依法办事，咱们就按‘法’来？那地本来就有争议，村里人情绪大着呢，要是‘依法’闹出点群体事件，我看他这个县委书记怎么收场！”
陆东坡赶紧劝：“苗主任，别激动，有事好商量。法院马院长都答应帮忙拖了，没必要再把事情闹大，搞大了 ，让我们镇里也不好做。”
许红梅拿着手帕擦擦嘴角，细声细气地说：“要我说，今天这会，就是被周平给搅和了。要不是他提卖地，李书记也不会揪着债务和审计不放。这审计要是真查下来……” 她没往下说，瞥了马广德一眼。
苗东方也看向马广德，眼神锐利：“红梅说得在理。这个周平，今天会上唱反调，散会了李朝阳还专门找他单独谈话，明显是把他当枪使。老马，你得提防着点，别让李朝阳来个釜底抽薪，直接把你调开扶周平上来，那咱们就被动了。”
马广德咬着牙：“等定凯书记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组织口上咱们就有人了，动我，没那么容易。不过这个周平，确实是个祸害，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软硬不吃，就认死理。仗着是省劳模，在工人里有点威信，越来越不把班子放在眼里。”
苗树根眼珠子转了转，压低声音：“马厂长，我听说，周平有个独生闺女，在县一中教数学？”
马广德点点头：“是啊，去年刚分配去的。为了这个闺女的工作，这老家伙没少跑，现在安排妥了，觉得腰杆硬了，谁都敢顶。”
苗树根阴恻恻地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县一中，也在我们西街地盘上。一中扩建征地离得开村里支持？一中校长见了我，也得客气三分。他周平既然不识抬举，非要当这个出头鸟，跟马厂长您作对……我看，是不是得让他长点记性，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找他闺女‘谈谈心’，多‘关照关照’？”
许红梅皱眉：“树根，别乱来！现在新书记盯着，低调点好。”
苗东方却慢慢抽着烟，半晌，才幽幽地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李朝阳年纪轻轻，就想在曹河立威，不让他碰碰钉子，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周平一个工会主席，就敢跳这么高，不收拾一下，以后谁都敢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
他看向苗树根，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狠劲：“树根，你看着办。注意分寸，别留把柄。至于公安局那边，孟伟江一直想转正当局长，他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