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石接下来要正式准备祭祖了，这次祭祖与以往不同，并非是请祖宗降临附灵，而是按照古老的礼仪，正式祭拜历代祖宗先人。
这不仅是对赢氏一脉历代家主的祭祀，更是对赢氏历代君王的梳理、祭祀。尽管其中有一段历史是空白的，但离石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段时间的空白填充得详实一些，让消失的赢氏重现人间。
毕竟，他向天下人说自己是始皇帝的一脉后裔，既然已经说了一个谎话，那么就需要用无数的谎话去弥补前一个谎话的漏洞。虽然离石对于说谎并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何况始皇帝被后世人尊崇为祖龙，他自认是龙的传人，把始皇帝当成祖宗是他高攀了，所以为弥补自己撒的谎，他要把赢氏祖宗当作真正的祖宗来祭祀，就当是还愿了。
这种乱认祖宗的行为，在古人眼中可能是大逆不道的，但在离石的心中，却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觉得只要能够让天下人更加相信他的身份，那么即使是说谎也无所谓。
于是，离石一边在神堡的静室里静思己过，三省吾身，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当之处；一边还派人去关注吐蕃使臣和赢寿互殴事情发展的后续。
他知道要想做出明智且恰当的决策，就必须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尽量去引导事情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设计事情发展，越是有权力的人，越是可能出现意外，自己想象的事情，不可能事事按照自己意思发展，有权力的人，身边总有聪明人为其谋划，自己应该戒骄戒躁，不能妄想操控一切。
在年轻吐蕃侍卫极力劝说下，吐蕃使臣最终决定采取私下解决的方式来处理此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吐蕃使臣同意向赢寿支付巨额黄金作为赔偿，以此换取赢寿不再追究此事的代价。
令人庆幸的是，赢寿除了受了一些轻微的擦伤外，并未遭受其他实质性的伤害。由于他还是未成年人，原本受到的处罚就相对较轻。最终，大理寺丞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对参与互殴的人员做出了从轻发落的判决：他们只需负责打扫西大街一天，并赔偿商家的损失，这件案子就算正式结案了。
通过这次事件，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大秦律法的全面性和复杂性。
光是律法的大类别就多达十八大类，这些类别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农业、仓储、畜牧、金融、工程、户籍、军事、爵位等等。
其中，田律主要规范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仓律则涉及仓库的管理和物资的储存；厩苑律关注的是畜牧业的发展和管理；金布律则是关于货币和财物的规定；均工律主要涉及工程建设和劳动力的调配；属律则是对户籍和人口的管理；军爵律则是对军事制度和爵位授予的规定。
而每一个大类别下面，又有具体的罪名六十多条，这些罪名详细地规定了各种违法行为及其相应的处罚。例如，见死不救罪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对他人生命安全负有救助义务的人如果未能履行该义务，将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其中又分了好几种情况；法官不识侓条罪则是针对法官不熟悉法律条文而导致误判的情况而要判处的刑罚；诬告反坐罪则是对故意诬告他人的行为进行惩罚，以保护被诬告者的合法权益；匿名告举罪则是对匿名告发他人的行为进行限制，以防止恶意告发和不实指控。
此外，还有上千条详细的判例可供参考。这些判例是对具体案件的判决记录，它们为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通过研究这些判例，法官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和具体含义，从而做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
而且大秦不仅如此，还在此基础之上，为了适应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特意新增了许多律条。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法律的完善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法官们的工作量。
于是，大秦律便被进一步细分为民律和刑律两大部分。这样的分类使得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依据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判决，从而提高司法效率。
不过，这也对法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法官因为对秦律不够熟悉，而错误地判定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那么他就要承担误判的责任。这种误判不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还会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离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原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盲。他开始明白，法家所培养出来的法官们，就如同专门用来对付官员们的一把利刃。他们不仅需要精通法律条文，还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以便在复杂的案件中准确地判断是非曲直，否则就要承担误判罪名，比如法官判当事人有犯有杀人罪，事后证明法官误判，法官便要承担误判的杀人罪，承担责任、承担后果。
离石凝视着手中那本厚厚的《大秦律汇编》，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他不禁感叹法家的管理方式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仅仅是手中这本《大秦律汇编》，如果将其刻成竹简木牍，其重量恐怕需要五辆牛车才能勉强拉得动。想象一下，在秦朝那个时代，要阅读这样一本书，其重量可能就有上万斤之巨！而且，抄写和书写这样一部巨着，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体力。
正是由于法家这种高效的统治方式，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还能够勉强维持。然而，当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其广阔的疆域使得法家的管理方式变得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毕竟，法家的管理成本实在是太高昂了。
离石此时才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髓所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
他以前从未认真思考过法家是否适用于任何朝代，但现在他开始明白，一个朝代的管理方式必须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就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法家的管理方式似乎只适合工业化的经济基础，而儒家的管理方式则更适合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然而，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而儒家思想，恰好成为了这个过渡时期的最佳催化剂。
离石这几天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自学秦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全新的设想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他开始思考大秦帝国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不怕被他人学习，反而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严密性。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
尤其是工业化的产业集群更是如此，即使外人想要学习，也并非易事。只要不犯下后世老美那样的战略性错误，将低端产业体系转移到遥远的东亚，而忽视周边南美国家的建设，那么这种产业体系就能够得以稳固发展。
由此可见，“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是不适用的。因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低端产业体系即使要扩散，也应该将其放在身边，这样一来，即使周边国家日后学会了工业化，只要它们稍有异动，就能够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大秦帝国可以随时出兵抄家，让周围刚富裕起来的国家，重新变回树上的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