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先生好像不认识一样地看着贾勇。好久，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查我的账？”贾勇说：“我需要知道应收账款的状态。我只有知道了应收账款的状态，我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应收账款收回来。”叶先生说：“你不怕我把陈淑娜从我这里收回扣的事说出去？”贾勇说：“您误解陈经理了。陈经理应该跟您说过，这笔佣金是巴西分公司的活动经费。这个我可以为陈经理证明。您给陈经理的佣金，陈经理在上飞机前交给我了。”叶先生说：“那是你们师徒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但你查我的账，我不会同意。我有我的商业机密。我不可能带着你去见我的客户，让他们跟你说，他们有多少货已经上架，有多少货已经销售还没结算。”贾勇说：“那我看看存货总是可以的吧？”叶先生被逼到墙角，说：“存货在仓库里，你就那么看一眼有什么用？你能把存货清点清楚？”贾勇说：“我可以租一个仓库，把存货转移到我们的仓库里。”叶先生问：“我把存货交给你，你能卖得出去吗？”贾勇说：“一年以前我可能不敢接，现在我想尝试尝试。”叶先生挤出一丝冷笑说：“我要是不把存货交给你呢？”贾勇说：“那我只能请律师了。我手里有咱们签的合同，我们的出口报关单，海运单据，你给船公司签署的收货单。这些证据交给律师的话，他们觉得足够了。”这个时候，叶太太端着一盘子切好的水果走了过来。叶太太一边招呼贾勇吃水果，一边说：“哪里至于到请律师呢？巴西的律师费很贵的。”叶太太跟贾勇说：“你可不能跟我们来硬的啊。咱们合作这么久了。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呢？你师父陈淑娜还要你跟我们长期合作呢。”贾勇说：“我知道我师父的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您得让我跟公司有交待才好啊。”叶太太说：“这样，你先回去。我来跟叶先生商量。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从叶先生家里出来，贾勇长舒了一口气。来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好怎么跟叶先生谈。什么查库，找律师，都是他跟叶先生谈话的时候，现场应变想出来的办法。贾勇回到北明公司。阿德丽亚娜还在等着他。贾勇把跟叶先生聊的情况跟阿德丽亚娜说了。阿德丽亚娜说：“你要把那些陶瓷转运过来，那得要多大的仓库啊？”贾勇说：“我估计叶先生手里的存货已经不多了。大部分货款应该就在叶先生手里。如果还有存货的话，应该在大卖场，或者已经被大卖场销售了还没有结算。叶先生是不会把存货交给我的。”阿德丽亚娜说：“他真正怕的还是你请律师告他。”贾勇说：“以前我们在国内，国外客户不归还货款，我们没有一点儿办法。上次跟陈先生出差的时候，他提醒我说，如果我遇到事情，你会用法律保护我。我就在琢磨，怎么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前我觉得，我是外国人，当地客户是本国人，我们到巴西的法庭上来指控客户，打跨国官司。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可以在本地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由我的律师代表我向客户提起诉讼。这样就把跨国官司变成了本地官司。”阿德丽亚娜问：“你觉得叶先生会相信你请律师打官司吗？”贾勇说：“如果他不信，我就真的去请律师，给他发律师函。”阿德丽亚娜认真的说：“叶太太有一点说的没错，巴西的律师费真的很贵。一个小时要好几百美元，除非你有胜诉的把握，让对方承担诉讼费用，否则打官司的成本太高了。”贾勇的想法只是在逻辑上成立，经济上是不是划得来，他没有想过。贾勇说：“那还有别的办法吗？”阿德丽亚娜想了想说：“可以根据法律讲道理，但最好还是不要闹到法庭上去。”贾勇着急地说：“讲道理讲不通啊。”阿德丽亚娜说：“你应该找对叶先生有影响力的人去跟他谈。”贾勇说：“我不认识对叶先生有影响力的人。”阿德丽亚娜狡狤地一笑说：“你认识，你就是没有往那个人身上想。”贾勇问：“你是说熊小姐？”阿德丽亚娜点了点头。贾勇说：“她为什么替我出面得罪叶先生呢？”阿德丽亚娜说：“巴西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实行高关税。为了少交关税，一些进口商会把货物的价值低报。 比方说，一个货柜的日用陶瓷，合同价格是两万五千美元。进口商申报的价格是一万八千美元。进口商通过银行支付给出口商的货款只能是一万八千美元。剩下的七千美元就要通过地下钱庄付给出口商。熊小姐家做的就是这七千美元的汇款生意。“如果你向法庭提供了出口发票证据，证明货值是两万五千美元。别管法庭怎么判，税务警察就找上门来了。在巴西偷逃关税是重罪。熊小姐家的生意就是协助进口商偷逃税款。你觉得他们承担都起这样的罪名吗？”贾勇问：“节能灯进口报关也把合同价格低报了吗？”阿德丽亚娜摇着头说：“违法的事情不能做。我们承受不起违法的后果，哪怕被发现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贾勇说：“我觉得这种事一说出口，不管我们做没有做，都有一种威胁的成分。”阿德丽亚娜耸耸肩说：“熊小姐不感受到威胁，她怎么会去跟叶先生谈呢？她难道会为你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一点儿感情去得罪叶先生吗？”贾勇说：“只要北明公司没有低报关税，我就可以去找熊小姐。我担心，我们只是吓唬他们，他们反过来会真的采取类似的行动攻击北明公司。”阿德丽亚娜冷静老练地说：“北明公司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