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一些外国记者、援华人员进入陕甘宁边区，他们成为根据地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cpc 曾通过这些人士，表达引进医疗设备、机械制造、化工生产等领域技术与设备的需求。
比如延安医疗工厂急需消毒设备与药品生产机器，边区机械厂希望获得更先进的车床、铣床以提升零件加工精度。
美国援华飞虎队部分成员也曾与边区接触，cpc 尝试通过他们向美方申请少量工业援助，但当时美方援华物资主要流向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加上国民政府阻挠，这些努力大多无果而终。
同时，抗战时期根据地虽相对稳定，但仍频繁遭受日军 “扫荡” 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安全环境恶劣。即便少量国外设备通过秘密渠道运入，也难以在频繁转移中保持完好，且根据地技术人员多为民间手工业者，缺乏操作、维护先进设备的能力，许多设备运到后只能闲置，或拆解成零件用于修理其他机器。
此外，国外设备所需的配套原材料与零部件无法在根据地生产，也难以从国外持续采购，导致设备即便能暂时使用，也无法长期维持正常运转，对外引进工业资源的尝试进展依然缓慢。
到了解放战争时代，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cpc 更加重视工业发展，将其作为支援解放战争、筹备建国的重要举措。
这一时期，解放区不仅接管了一批原有工厂企业，还在原有基础上新建大量工厂，工业体系逐步完善。
东北解放区因工业基础相对较好，成为当时工业建设的重点区域。cpc 派遣专人接管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的工厂，组织工人复工复产，并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东北兵工厂经过改造扩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军事工业基地之一，能够大批量生产各类枪械、火炮、弹药，为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战争提供有力武器支持。
在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解放后，当地迅速恢复原有工厂生产，并新建纺织厂、机械厂、面粉厂等，既满足军民生活需求，又为前线提供大量后勤物资。
华东、中原等解放区也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工业建设：华东解放区利用沿海资源发展海盐晒制、水产品加工产业，同时建立小型兵工厂、机械厂支援前线；中原解放区重点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与粮食加工工业，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
这一时期，cpc 对国外工业设备与技术的需求更为明确。接管的日伪时期工厂虽有一定规模，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亟需更新升级。
同时，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曙光显现，cpc 开始着眼建国后的工业建设，希望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东北解放区因与苏联接壤，成为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cpc 通过东北局与苏联接触，希望获得工业设备与技术支持。
苏联出于自身战略考虑，对东北解放区提供少量援助，包括一些老旧机床、发电设备及部分工业技术资料，同时派遣少量技术人员到东北工厂指导。
比如在沈阳某机械厂，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工人改进机床操作流程，提升零件加工精度，使工厂能生产更符合军用标准的武器配件。
但这些援助规模与质量有限：苏联当时处于战后恢复阶段，自身工业资源紧张，无法提供大规模援助；且苏联对 cpc 态度仍有谨慎，不愿投入过多资源。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全国范围内战斗仍在持续，解放区局势虽总体向好，但局部战斗激烈，工厂生产环境不稳定。
从苏联引进的部分设备，在运输过程中需途经战区，时常面临被敌对势力袭击的风险，导致设备损坏或延误。解放区技术人员虽有一定积累，但面对苏联先进设备仍存在技术水平不匹配问题，大量俄文技术资料因缺乏专业翻译人员，无法及时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
同时，苏联设备的设计标准、原材料要求与国内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比如设备所需钢材型号在解放区无法生产，只能通过有限进口渠道获取，极大限制了设备正常使用与生产效率提升，从国外引进工业资源的目标仍未实现。
直到全国解放后，大规模工业建设才真正迎来契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发展工业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支援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苏联基于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同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援助，双方签订一系列协议，确定了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涵盖钢铁、机械、电力、煤炭、化工等多个重要领域。
这些项目中，既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有重型机械厂、发电厂、煤矿等，几乎涵盖了工业体系的核心环节。为保障项目推进，苏联不仅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工业设备，还派遣了数千名技术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工厂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并对中国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详细的技术资料与设计图纸，帮助中国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 在苏联的支援下，大批工厂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等，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领域的诸多空白，还初步构建起中国的重工业体系。
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工厂从设计、建设到设备安装调试，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实现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