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七个月以来，李渊虽贵为皇帝，但他终究不是圣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会犯错或做出不合适的决策。在此期间，御史台的谏官已开始发挥作用，时常上谏，试图纠正朝廷在各项政务上的偏差。
唐朝初年，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次官，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监察御史隶属于察院，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巡察州县，巡察内容包括吏治、刑狱、户口、赋役等诸多方面。李渊建立唐朝之初，御史台便具有广泛的监察职能，相当于现今的纪检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御史台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包括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结党营私等行为。监察御史可对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弹劾，弹劾程序严格，需依据事实和律法条文。在政治方面，御史台监督朝廷的政治决策过程，确保政令贯彻执行符合国家利益。如发现某部门执行政令存在偏差或懈怠，监察御史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御史台在唐初政治中具有关键地位，在三省六部制的政治体系中起到各方政治权利制衡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它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个部门权力过大。对于宰相等高级官员，御史台也有监督之权。如宰相有专权或谋私行为，御史台可通过监察手段进行揭露和弹劾。御史台通过监察各级官员，维护了唐初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保证了朝廷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良好发展，从而巩固唐朝的统治秩序。
618年十二月底，监察御史李素立在审阅案卷时，发现一些犯法的人虽罪不至死，但皇帝李渊却特别下令将其处死。李素立心中暗想：“法度乃国之根本，岂能因一时之怒而动摇？若陛下轻弃法度，百姓将何所依从？”他当即提笔上疏，写道：“三尺法度，乃帝王与天下人共守之准则；法度一旦动摇，百姓将无所适从。陛下初创大业，正应以法度为基，岂可轻弃？臣身为司法官员，职责所在，不敢奉行此诏。”
李素立，字慎卿，赵州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生于隋朝时期。他自幼聪慧好学，对律法等知识有深入钻研。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但他凭借自身的才学开始崭露头角。唐朝建立后，李素立担任监察御史，时年三十岁左右。唐代官员品级分为九品，职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九品、八品、七品、六品、五品、四品、三品、二品、一品。每一品又分正从，共十八级。
监察御史属于从八品上这一较低的中级官员级别，相当于当今纪检部门未担任实职的科员。在这个职位上，李素立刚正不阿，严格执法。他巡查各地，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地进行弹劾。例如，他曾查处过多起地方官员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案件，使当地的吏治得到整肃。他注重调查研究，在弹劾官员之前必定深入基层，收集证据，确保所弹劾之事皆有凭有据，因此深受百姓的敬重。后来他还担任过其他地方官员，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在治理地方时，积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如减轻赋税、鼓励农耕等。在处理一些民族关系事务上，李素立也表现出色。他以宽容和智慧对待周边少数民族，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与和平共处。李素立为人清廉，家无余财。他一生奉公守法，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为权势和金钱所诱惑。他的为官之道和品德风范成为后世官员学习的榜样。在唐朝的吏治建设中，他的行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激励着更多的官员廉洁奉公、为民服务。李素立与任上卒于唐高宗永徽初年（公元650年）。
李渊接到李素立奏疏后，沉吟良久。他回想起自己起兵以来的艰辛，深知法度的重要性，心中不禁感慨：“李素立所言极是，朕一时意气用事，险些坏了大事。”
于是，他立即召见李素立，温和地说道：“卿之谏言，朕已深思。法度不可轻废，朕当以此为戒。”李素立听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恭敬地答道：“陛下圣明，臣不胜欣慰。”
从此，李素立备受皇上的恩宠。李渊同时命令负责人事调整的尚书省授予他七品清贵之职。当时尚书省的负责人（尚书令）是秦王李世民。
唐初负责官员人事调整的主要部门是尚书省，下设吏部，吏部在官员人事调整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吏部负责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例如，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有才华的学子，然后根据他们的成绩和品行进行分类。科举考试分为不同的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吏部要对通过这些考试的士子进行进一步的考核，以确定他们适合担任的官职。吏部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对在职官员进行定期考课（考核）。考课的标准包括官员的政绩、品德、才能等方面。根据考课结果，决定官员的晋升、降职或留任。例如，一个地方官员如果在任期内成功地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维护了社会治安，吏部在考课之后可能会考虑将其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此外，吏部需根据朝廷的需求和官员的特长、资历等因素，对官员进行调配任免。如果某个部门需要补充人员，吏部会从现有的官员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加入；如果某个官员不适合当前的职位，吏部有权将其调任其他职位或者免职。在人事调整过程中，尚书省的其他部门也会有一定的配合。例如，户部可能会提供官员俸禄、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官员的任职安排；兵部在涉及武官人事调整时，会与吏部协同工作，确保军事人员的调配合理。
虽然尚书省尤其是吏部在官员人事调整方面承担着大量的具体工作，但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吏部提出的人事调整方案，如官员的任免、晋升等建议，都需要呈递给皇帝审核批准。皇帝会根据自己的统治需求、对官员的了解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做出最终的决策。例如，在特殊时期，皇帝可能会越过吏部的常规选拔程序，直接任命他认为合适的人担任重要官职。
此外，唐初的门下省在官员人事调整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门下省负责对尚书省提出的官员人事调整方案进行审核，如果发现问题或者不合理之处，可以进行封驳。例如，如果门下省认为吏部推荐的某位官员存在品德问题或者不称职的情况，门下省可以驳回该任命建议，要求吏部重新审查。 几日后，经兼任尚书令的秦王李世民组织吏部人员考核研究，欲拟任李素立为雍州司户。司户的主要职责包括掌管辖区内的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赋税征收、田赋管理以及民事纠纷调解等事务。例如，要对辖区内的每户人家进行详细的登记，记录家庭成员信息、财产状况等；根据人口和土地情况确定应征收的赋税数额，并负责具体的征收工作；在唐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雍州司户处于基层管理的重要位置。
唐初的雍州位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大致涵盖了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部分地区以及杨凌示范区等地。雍州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位于雍州境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正如今日首都北京和河北省的关系。
雍州作为当时的重要地区，司户的工作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保障财政收入以及确保朝廷政令在基层的贯彻执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雍州为上州，其司户参军为从七品下官员。
李渊看过李世民拟任李素立为雍州司户的奏折后，此时便发挥了皇帝最终的决定权，他摇头道：“此职虽重要但不显清贵。”
李世民便组织吏部工作人员展开二次讨论，又拟任李素立为秘书郎。唐初秘书郎为正九品上阶官员，在唐代官品体系中处于较低的层级。但秘书郎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皇家典籍的管理关系到文化传承、政治统治等多方面因素。一般由有学识、文才的人担任。由于工作内容与文化知识密切相关，胜任之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素养。许多出身于科举士子或文学世家的人有机会担任此职，也是他们步入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李渊听得李世民汇报后，仍不满意，说道：“此职虽清贵但不重要。”
最终，李素立被提拔为侍御史，成为朝廷重臣。侍御史仍是御史台正八品下官员，相当于当今纪检监察机构的副科级监察官。
李素立又是李义深的曾孙，李义深在北齐历任多个职位，在不同的地方和部门任职，其家族在隋唐之际颇有声望。因此，当时李素立的晋升也让朝中众人看到了李渊对于前朝旧臣家族和法度的重视。
提拔李素立后，皇帝李渊同时任命舞胡安比奴为散骑侍郎。这一决定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安比奴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擅长舞蹈，其表演深受李渊喜爱。
不久前，李渊在宴会上观赏了安比奴的舞蹈后，对其才华大为赞赏，随即下令任命他为散骑侍郎，位列五品官。散骑侍郎这一官职在隋朝时已设立，唐朝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并有所发展。在唐初的政治架构中，它有着明确的职责和地位。
唐朝建立初期，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事务。散骑侍郎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朝廷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唐朝对传统官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以彰显政权的正统性。散骑侍郎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陪侍皇帝左右，随时准备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他们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便在皇帝决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朝廷的重要会议和决策过程中，散骑侍郎也有权参与讨论。他们可以就国家大事、政策制定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与皇帝和其他官员共同商议决策。由于散骑侍郎多为有文化素养的官员，他们还承担着一些与文化和礼仪相关的事务。例如，参与宫廷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安排，协助制定和推行礼仪制度等。
在唐初的官品体系中，散骑侍郎为从三品。这一品级表明其在官员体系中处于较高的位置，仅次于一些重要的宰相和高级官员。由于散骑侍郎能够接近皇帝，参与朝廷的核心决策，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们也备受其他官员的尊重。由于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任职散骑侍郎的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或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熟悉儒家经典、历史典故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能够担任散骑侍郎的官员一般都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们可能在地方或中央的其他岗位上任职过，对国家事务有一定的了解和处理能力。散骑侍郎的参与为皇帝提供了更多的智囊支持，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他们在朝议中的讨论和建议，对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在文化和礼仪事务中的作用，能够促进唐朝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礼仪制度的推行，丰富了宫廷文化生活，也对社会的文化风尚产生了引导作用。
当时，四十六岁的礼部尚书李纲对皇帝李渊封任安比奴为散骑侍郎一职深感不安，他心中暗想：“舞胡虽有一技之长，但岂能与士人同列？此举恐有损朝廷威严。”
李纲出身名门，在隋朝时就有较高的声望。唐朝建立初期，李纲凭借其威望和才能，为李渊的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凭借自己在士林中的影响力，协助李渊招纳人才、安抚人心，对唐朝初期的政权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投身到唐朝的建设中来。
李纲担任礼部尚书期间，负责制定和完善唐朝的各种礼仪制度。这与李渊作为皇帝希望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文化传承的新王朝目标是一致的。李纲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唐朝的礼仪制度建设付出了努力，得到了李渊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在制定祭祀仪式、朝会礼仪等方面，李纲的建议和方案被广泛采纳。
李纲为人刚正不阿，在朝廷中有着较高的威望。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为李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李渊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维护了唐朝的政治稳定。例如，在处理一些官员之间的矛盾和纷争时，李纲能够公正地进行调解和裁决，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但在太子人选问题上，李纲与朝廷存在一定的分歧。李纲曾主张立李建成（李渊长子）为太子，认为李建成性格宽厚，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李渊开始逐渐放权，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李纲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与李世民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矛盾。
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个人性格的原因，李纲晚年时逐渐淡出了朝廷的政治核心。但他依然受到唐朝皇室的尊重和礼遇，李渊对他的功绩也给予了肯定，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合作对唐朝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纲思索良久，终认为皇上任命安比奴为散骑侍郎不妥，他上殿劝谏道：“古时乐工不与士人同列，即便是贤能如师旷、师襄，其职业世代不变。唯有北齐曾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后世以此为戒。如今天下初定，建立大义的功臣尚未尽得封赏，高才博学之士仍滞留民间，却先提拔舞胡为五品官，使其佩玉饰带，出入朝堂，恐非为后世立范之举。”
李纲的劝谏主要表达了乐工与士人身份有别，不应混淆。古代礼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随意打破会导致混乱。他认为天下初定，功臣和贤才尚未得到应有的封赏和任用，却优先提拔一个舞者为官，这是对功臣和贤才的忽视，可能引发不满。并引用北齐封乐工为官的反面例子，提醒李渊不要重蹈覆辙，以免对后世产生不良影响。他还强调作为君主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成为后世的榜样，因此必须慎重。提拔舞者为官的做法不合礼制，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可能会损害朝廷的威信。
李渊听后，面色微沉，心中有些不悦。他想到安比奴在宴会上献舞时的风采，觉得此人颇有才华，便答道：“朕已授其官职，不可更改。”
李纲见皇帝态度坚决，只得黯然退下。
当时李纲的劝谏反映出唐初士大夫阶层对传统礼制的坚守和对胡人文化的排斥。他认为李渊提拔安比奴为官的做法不仅违背礼制，还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一事件体现了唐初文化冲突和政治矛盾的复杂性，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礼制、封赏和君主决策的深刻思考。
据史书记载，皇帝李渊在登基称帝后，一直对大臣的谏言都非常重视。例如前文我们讲过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在唐高祖即位仅一个月后便上表进谏，规劝高祖吸取隋亡教训，去奢侈、远声色。李渊对此“省表大悦，下诏褒称”，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还将奖励决定公布至各地。
李渊还曾对谏议大夫苏世长表示，自己知道善于文章、工于技艺的人往往非常优秀，他人大多不及，但这些人也要谦虚的听取他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错误。而且李渊在建立唐朝时，同时在门下省设置了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郎等谏官，赋予他们谏议的职责，体现了他对谏官制度的重视。
李渊对纳谏的态度积极，为唐朝树立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他的做法鼓励了臣子们敢于直言进谏，形成了君臣之间的良好互动。这种风气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魏征等名臣的直言进谏成为历史上着名的佳话。通过听取臣下的谏言，唐朝初期李渊政权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决策，避免了一些潜在的政治危机。例如，孙伏伽的谏言帮助李渊意识到隋朝灭亡的教训，促使他在即位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稳定了政局。
另外，李渊在位期间重视谏官制度的建设，为后来的唐朝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设立的谏官体系和职权范围，为唐代言谏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这一现象，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探讨。
李渊在唐初的纳谏之道，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开国皇帝的智慧与胸怀，也为唐朝的政治秩序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李渊对于朝廷官员纳谏之道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文化冲突时，唐朝的君主们又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章节中逐一展开，为读者朋友们揭示唐朝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