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的温州像块没拧干的毛巾，连空气都能攥出水来。阮明握着手机，指腹在拨号键上磨出红印，第37次拨打妻子施红艳的号码，听筒里依旧是机械女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这位长途货车司机的络腮胡上挂着长途奔波的疲惫，鼻尖还沾着高速服务区的劣质泡面味，此刻正对着派出所的接待台发愣，活像只被掐了脖子的公鸭。
“大哥，您说您老婆两天没上班？”年轻民警小吴转着圆珠笔，笔记本上“工作狂”三个字被画了三个圈，“她同事说她开了家养生馆，您不知道？”阮明的脸腾地红到耳根，手指绞着方向盘套——那是施红艳去年绣的平安符，针脚歪歪扭扭像喝醉的蚂蚁。“俺跑长途嘛，一个月在家待不了三天，她说在酒店上班忙……”声音越来越小，像漏了气的车胎。
监控录像成了第一块拼图。10月2日下午4点，施红艳从酒店走出，被辆浙c牌照的宝马接走，开车的是中年男子老黄，汽配城老板。“顺路捎带！”老黄在派出所拍着胸脯，金链子在锁骨处晃出油腻的光，“她要去银行取理财利息，跟俺老婆还是广场舞搭子呢！”小吴憋着笑，看老黄掏出手机翻相册，背景里果然有俩大妈在跳《小苹果》，施红艳举着荧光棒站c位。
公交监控显示，施红艳在信河街飞鹏巷下车时，夕阳正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米色风衣下摆被风掀起，露出半截黑色丝袜——这是阮明记忆里妻子最爱的穿搭，每次回家都要躲在浴室洗半小时，说“酒店味儿重”。而此刻，这条不足百米的巷子成了迷宫，监控里她走进巷口，像滴墨水渗进宣纸，再没出来。
养生馆的铁门像道疤，横在青石板路上。小吴踹了踹门，铁锈簌簌往下掉：“哟，洪老板这生意做得，比初恋还神秘。”开锁师傅的工具刚插进锁孔，门缝里就钻出股馊味，像坏掉的桂圆混着血腥，熏得人太阳穴突突跳。一楼接待厅的绿萝蔫巴巴的，叶片上落着三层灰；二楼理疗床的按摩油瓶还敞着口，精油在塑料布上凝成暗黄的斑；三楼的木门刚推开条缝，法医老王就往后退半步，医用口罩下的脸色比墙灰还白。
尸体蜷缩在床脚，盖着条印着小熊图案的棉被，血渍从被角渗出来，在米黄色墙面上画出扭曲的地图。施红艳的右手还保持着抓握姿势，指甲缝里嵌着几缕灰白色头发——后来才知道，那是洪某枕头上的落发。阮明蹲在门口，盯着妻子脚上的黑色高跟鞋，鞋跟断了一只，像只折翼的蝴蝶。“她从来不让俺碰这双鞋，说380块买的，比俺半个月工资还贵……”声音突然哽住，像被人塞了团浸满福尔马林的棉花。
洪某的逃亡路线像条打满结的绳子。监控显示，10月3日凌晨1点50分，他在巷口来回踱步，像只热锅上的蚂蚁，西装外套反着穿，领口露出内里的商标；早上8点31分，他拎着塑料袋冲出巷子，袋子里露出半卷卫生纸，跑得比偷鸡的黄鼠狼还狼狈。出租车司机后来回忆：“这人身上有股怪味，像过期的中药汤，路上一直念叨‘完了完了’，我还以为他肾不好。”
审讯室里，洪某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盯着桌面上的监控截图——施红艳在银行门口掏钱的样子，阳光正好落在她无名指的银戒上，那是阮明结婚时送的，300块，刻着“生死相随”。“她总说等孩子上初中就离婚，”洪某突然笑起来，笑声像生锈的链条，“我等了八年，从酒店小领班等到汽配城老板，给她买车、开养生馆，结果她要5万块分手费，说‘老洪，你别耽误我’。”
回忆像开了闸的污水。2007年的酒店后厨，施红艳端着餐盘路过，围裙带子勾住他的炒菜勺，热汤泼在她手背上，烫出鸡蛋大的水泡。他连夜送烫伤膏，看见她宿舍墙上贴着阮明的货车照片，边角都卷了边。“她说老公跑长途辛苦，要攒钱给孩子买学区房，”洪某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可我给她的钱，足够买三套学区房了。”
案发当天的细节在笔录纸上慢慢展开。施红艳走进养生馆时，三楼的理疗灯正发出暧昧的暖光，洪某刚泡好她最爱的金骏眉，茶杯是去年情人节送的，杯底刻着“永结同心”。“她开门见山，说‘老洪，我累了，给五万块，以后各走各的’。”洪某比划着羊角锤的大小，锤头包着防滑胶套，原本是给客人敲背用的，“我看见她手机屏保还是阮明的照片，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笑得像个傻帽……”
羊角锤落下的瞬间，施红艳正在数包里的合同——那是她偷偷拟的分手协议，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作业。第一下砸在眉骨上，血珠溅在“甲方：施红艳”的名字上；第二下落在太阳穴，合同纸被血浸透，“乙方：洪某”的字样变得模糊；第三下、第四下……洪某记不清砸了多少下，只记得羊角锤的木柄硌得掌心发疼，像握着根烧红的铁棍。
“后来我坐在地上抽烟，”洪某盯着审讯室的顶灯，灯光在他灰发上镀了层银，“烟灰掉在她风衣上，她最爱干净，以前看见我抽烟就要骂。我想，这下她再也骂不了了。”他突然笑出声，又猛地捂住嘴，指缝间漏出抽泣，“我把她抱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就像以前她痛经时那样……可她身子越来越冷，冷得我打哆嗦。”
案件终结的那天，温州下起了太阳雨。阮明在殡仪馆外抽完第三根烟，烟头按在“永结同心”的婚戒上，烫出个小坑。他终于知道，妻子每个月说“酒店加班”的夜晚，其实都在养生馆给洪某熨烫西装；那些所谓的“理财利息”，其实是洪某给的零花钱。“俺就像个傻子，”他对着梧桐树喃喃自语，“跑了十年长途，以为给家里拉回的是钢筋水泥，其实是给别人的爱情搭了脚手架。”
洪某在看守所画了幅画，画面上是2007年的酒店后厨，施红艳穿着粉色围裙，正转身对他笑。他在画角写：“你的笑像温州的梅雨，潮湿又漫长，可我宁愿被淹死在这场雨里。”管教民警看了直摇头，把画扔进垃圾桶，纸片在空中飘了会儿，像片凋零的玫瑰花瓣——毕竟在法律面前，再浪漫的借口，也抵不过羊角锤上的斑斑血迹。
飞鹏巷的养生馆被查封那天，小吴路过巷口，看见墙上的监控探头正对着铁门。镜头里，阳光在积灰的招牌上投下“红颜养生馆”四个字，“红”字的灯牌早坏了，只剩“颜养生馆”四个笔画，像道没愈合的伤口。他突然想起洪某的供述，说给养生馆取名时，特意拆了施红艳名字里的“红”，“想着她的红颜能永远属于我”。可他不知道，有些红颜，就像巷口的梧桐叶，看似长久地停留在枝头，实则早已在现实的秋风里，飘向了不同的方向。
这场持续八年的婚外情，最终定格在法医报告的死亡时间里：“30小时以上，头部遭受17次钝性打击。”而在温州的街头巷尾，人们很快忘记了这个故事，只有出租车司机们还会偶尔提起，那个雨天里穿着米色风衣的女人，和那个反穿西装、拎着卫生纸狂奔的男人——他们像两滴不相容的墨水，在生活的宣纸上晕染出一片污浊，最终被岁月的雨水，冲淡成档案袋里几页泛黄的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