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元丰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一艘官船缓缓靠近码头。
船尚未靠定，一未及冠巾的中年儒生走出船舱长揖：“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礼岂是为我辈设？”码头上，布衣芒鞋的王安石拱手而笑：“子瞻，某候之久矣。”
中年人下船走上岸来，口中连连告罪：“怎当得起大丞相久候，轼惶恐难安。”
“大丞相之称切莫再提，某只一游戏山林的垂垂老朽罢了。”王安石摆了摆手，今日精神矍铄，想来是与这中年人相见之故。
中年人从善如流，正色道：“介甫公胸襟敞荡，进退自如，某不如远矣。”
“汝父昔日作《辨奸论》，断定某‘阴贼险狠’，集王衍、卢祀、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其当政，天下‘将被其祸’。”王安石自我揶揄一番，笑道：“某实在是无地自容、汗流浃背，生恐汝父之预言成真，廿余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
“公亦言‘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世人只道苏、王二家就此结仇，以而达到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年人略有唏嘘感慨，微微一笑，道：“以往种种，与品德无关，只因政见相左而致，如过眼云烟，胸无芥蒂也，毋需赘言。”
说罢，中年人稍整衣襟，向王安石深深一揖。
王安石侧身不受：“此为何故？”
“熙宁年间，某因所谓‘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命悬一线，其时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便连轼之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中年感慨不已，目视王安石，说道：“危急之际，先有和甫先生仗义执言，上言官家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介甫公归老林泉，也给皇帝上书，有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公之恩德，轼铭感五内，焉有知恩而不谢之理？”
王安石连连摆手：“某不欲才士受辱，力所能及，亦属份内之事。”
二人相视而笑，往日种种尽悉烟消云散。
“这位小哥是……”中年人目光投向王安石身旁的男童，身量刚刚长开的样子，容貌俊美，肤白如玉，黑白分明、光采灵动的双眸正望向自己，观感极佳，很是喜爱，不由赞了声：“好一个浊世翩翩少年郎。”
“三郎，来，阿公为你介绍，你不是爱煞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么，这位便是鼎鼎有名的词坛圣手苏轼苏子瞻了。”王安石为孙儿介绍那中年，眼神和煦，慈爱满满。
孩童“啊”了声，整理裳巾，毕恭毕敬的深揖行礼：“小子见过东坡居士。”
那中年眼前又是一亮，这孩童行的揖礼太过标准，且如行云流水般赏心悦目，俨然古时贵公子的作派，实在是难得，下意识的伸手去扶：“三郎不必多礼。”
王安石瞧在眼里，眼角挂笑：“子瞻，此乃吾孙三郎，名唤王棣。”
中年人眉毛一挑：“王家宝树？某在黄州便知‘西山小神童’之名，见面更胜闻名，他日必名动天下，介甫公后继有人也。”
“某尝作《伤仲永》一文，天地生材难，成材尤难，独仲永也乎哉！”王安石假装不悦：“子瞻如此褒赞，恐吾孙他日泯然于众人也。”
中年人正色道：“有介甫公耳提面命，令孙又怎会沦为方仲永之流？定必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又见王棣从从容容地站定，仪姿丰朗，心中又多了分喜爱与器重。
其实，此刻王棣的心里早已是百感交集，词中圣手苏东坡啊，终于见着真人了。
他比想象中清瘦些，也憔悴些，大概是在黄州任团练副使这些年心灰意冷、苦闷郁结所致，但眼神里却有看透世事的豁达洒脱与宠辱不惊，极易让人心生亲近之感。
苏轼苏东坡，绝对是中国文学史的顶级大咖，被后世无数人尊崇，王棣也是其中之一。
才华若斯，在此时亦是倍受推崇，这二年有一个叫黄庭坚的时常至“半山园”，论及苏轼，盛赞曰：“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洪州黄鲁直何许人也？着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其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至若其诗作，法度严谨，说理细密，影响深远。
苏轼荐其曰“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纵然此二人往来甚密，更有师生之谊，所言却非阿谀奉承之词。文人相轻，亦可文人相亲也。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乃是豪放派代表，；散文着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彼时文坛以王介甫和司马君实为宗，苏东坡则可谓是文豪。
神宗皇帝曾问身边的近臣，苏轼可以与哪个古人比作？有人说“唐李白文才颇同。”神宗说：“不然。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这十二个字真是一语中的，神宗不失为有眼力的皇帝。苏轼胜在才学渊博，堪称十项全能。也难怪宫中传出“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良，称为天下奇才”之闻。
如此一个朝野俱名的当世大文豪，却因种种缘由而仕途坎坷导致颠沛流离，真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
政治上的苏轼，虽然没有达到自己达到的要求，但是老天给他关了一扇门时亦给打开了一扇窗。仕途坎坷，成就了他在文艺领域的辉煌；造成他作为政治家的悲剧、文学家之幸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命运的文化意义在于，既创造了不朽的文化业绩，又在人生境界上完成了儒、道、释三教思想的圆融，开启了士人人格的审美化之路。
苦难，于部分人而言是灾难，会因而一蹶不振；但于部分人而言则是打磨，砥砺前行，得到自我精神上的升华，从而成就自我。
苏轼，无疑是后者。
用后世的一句话形容王棣对苏轼的崇敬之心，那便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乃祖王安石，那亦是不可多见的大牛人，游走于政坛、文坛，皆为顶尖翘楚人物。只是，在王棣看来，祖父给自己的感觉是慈眉善目的老者，而非当世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是尊重的濡沫之情，而非崇拜的追星之感。
关于王安石与苏轼的矛盾冲突并非私密之事，苏轼之所以郁郁不得志，大半是因反对变法所致。二人因缘际会于这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党派之争。政治上的背道而驰，是两人在官场上针锋相对。但这只是政见不同，而非品德相厌。
开初，苏轼中进士第，时任工部郎中、知制诰的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曰：“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
而往年一些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所作《桂枝香》词有三十多首，时人公认王安石所作最好。“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王安石词的上阕写晚秋登高所见风景，下阕转入怀古之思，“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把壮丽的景色与深沉的历史完美融合，艺术表现上“一洗五代旧习”；汲取六朝历史教训，透露出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之后苏轼读此词后亦感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此语足见尊仰之心。
二人同为欧阳永叔门下，且各身负才学，却因政治见解不同站在对立面。但彼此从未看轻对方，而是引为人生知己。
到得这年，苏轼转任汝州。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他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来看望王安石。
以往的恩怨情仇，只剩下了惺惺相惜。
这，方是两大文豪的正确相处模式。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码头上的相见很短暂，苏轼前来，舟车劳顿且有家眷随行，不好在这种场合多作逗留。
眼见着围拢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认识王安石的赶紧行礼。待到江宁知府王胜之赶到时，里里外外围着的群众已有数百人。
王、苏便相约隔日同游蒋山，泛舟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