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环境的净化和票号信誉的日益巩固，雍凉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商业的活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最直观的变化，是往来于雍凉各地的商队数量，明显增多了。
过去，长途贩运风险极高，不仅要面对道路崎岖、天气恶劣的自然挑战，更要时刻提防盗匪的劫掠和沿途官吏的盘剥。
携带大量现银更是如同揣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
而现在，平西票号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切。
商人们只需在出发地的票号将货款存入，换取轻便的票据，抵达目的地后，再凭票据到当地分号提取即可。
安全、便捷、几乎没有损耗。
这使得原本因为风险过高而不敢轻易涉足的长途贸易，变得可行且有利可图。
从江南运来的丝绸、茶叶、瓷器，通过商队源源不断地进入雍凉。
而雍凉本地出产的皮毛、药材、以及经过初步加工的矿石，也开始大规模地销往外地。
贸易路线被不断拓展，一些原本偏僻闭塞的城镇，因为地处交通要道，也逐渐变得繁荣起来。
平西票号的分号，如同雨后春笋般，在雍凉各主要郡县，甚至是一些重要的乡镇集市设立起来。
这些分号，不仅仅是简单的存兑点，更成为了资金流转的枢纽，极大地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速度。
以前，一笔货款从雍州汇到凉州，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风险重重。
现在，通过票号划转，几乎是瞬息可达。
资金的快速周转，让商人们可以更快地回笼资金，进行下一轮的采购和销售，整个商业链条的效率得到了质的提升。
这种效率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商业领域。
对于林羽而言，票号带来的最大便利，是军费和物资调度的效率大幅提升。
过去，往前线运送军饷，需要动用大量人手押运沉重的金银铜钱，不仅成本高昂，风险也极大。
现在，只需将款项通过票号划拨到前线附近的分号，前线将领凭军令即可提取，方便快捷，也杜绝了中途被克扣或挪用的可能。
同样，官府在各地采购粮草、军械等物资，也可以直接用票号支付，大大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
这为正在进行的军队整编和北境的防御部署，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
随着贸易的日益活跃，雍凉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和专业市场。
比如，靠近北境的某个边贸城镇，因为匈奴被击退后贸易的恢复，逐渐形成了皮毛和马匹的交易中心。
而雍州南部某个盛产药材的山区县城，则自发形成了药材集散地，吸引着各地的药商前来采购。
一些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
工匠营改良的农具、初步冶炼出的铁器、以及一些简单的纺织品，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林羽甚至开始考虑，将部分盐铁的经营权，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允许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大商户参与，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雍凉稳定繁荣的市场环境，以及平西票号带来的便利，甚至开始吸引外地的商人。
一些来自大楚其他州府，甚至是从西夏来的商队，也开始出现在雍凉的集市上。
他们带来了新奇的商品，也带来了不同的商业信息，进一步促进了雍凉与外界的交流。
而平西票号带来的改变，也悄然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农民们将多余的粮食卖给粮商后，拿到手的不再是沉重且真假难辨的铜钱，而是一张张轻便的票据。
他们可以将暂时用不到的票据存入票号，既安全又放心。
一些在外地做工或当兵的人，也可以通过票号，方便地将积蓄汇给家乡的亲人，免去了携带现银的风险和麻烦。
虽然对于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他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
但票号的存在，无疑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和便利性。
一个以平西票号为核心，连接雍凉内外，促进贸易流通，服务军政民生的金融脉络，正在快速形成。
雍凉的经济，如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潜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作为这一切的擘画者和推动者，林羽的心中，却并未感到轻松。
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一个新的，也更为棘手的瓶颈，开始日益凸显出来。
人才。
是的，是人才的匮乏，尤其是能够理解并执行他新政理念的实用型人才。
这个问题，如同一个无形的枷锁，开始制约着雍凉前进的步伐。
他推行三三制，建立了讲武堂，初步解决了军队基层军官的来源问题。
他设立农务司，招募老农和部分愿意实干的读书人，勉强支撑起农技推广的架子。
他创办平西票号，从军中和讲武堂抽调人员，解决了初期的管理和运营。
可这些，都只是在特定领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
放眼整个雍凉的官僚体系，情况却远不容乐观。
林羽颁布的新法令、新政策，到了下面执行层面，往往就会变味、走样，甚至完全被曲解。
并非都是刻意抵制，更多时候，是因为那些负责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吏，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新政背后的逻辑和目的。
比如，在推广新农技时，一些官员只知道强迫农民改变耕作方式，却不解释原因，也不提供具体指导，结果反而引起了民怨。
在处理一些涉及票号的商业纠纷时，很多官员对金融运作一窍不通，判案时要么和稀泥，要么干脆就沿用旧的、早已不合时宜的律法，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在组织修建水利工程时，一些负责监工的官员，只知道催促进度，却对工程质量、材料配比、甚至基本的安全规范都一无所知，留下了诸多隐患。
这些官员，大多是旧体系下选拔出来的。
他们或许精通儒家经典，擅长诗词歌赋，懂得官场应酬。
但在处理具体的经济、工程、法律等实际事务时，却往往捉襟见肘，暴露出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