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仄对仗藏机锋，唱和往来似水柔。
字字锦绣文章外，尽是利害算筹谋。
一、乌台诗案中的文字狱
宋神宗元丰二年，御史台狱中烛火昏黄。
苏轼蜷坐草席，面前摊着《钱塘集》。御史李定朱笔圈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厉声呵斥：“陛下飞龙在天，你偏寻地底蛰龙，其心可诛！”苏轼苦笑，这咏桧诗中的“蛰龙”本指树根，却被曲解为影射帝王。
三日后，狱卒递来纸笔：“按例可写谢罪诗。”苏轼挥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李定见诗冷笑：“‘偿债’是讽新法害民！”《宋史》载此旧案，诗词唱和的雅事，终成杀人的刀笔。
乌台诗案是程序暴力的话语重构。通过断章取义（曲解意象）、滥用规则（文字狱流程），将文学创作异化为政治迫害。苏轼的“谢罪诗”反成新罪证，印证《韩非子》“欲加之罪，其无辞乎”的论断——当规则解释权归强者所有，风雅亦是刑场。
二、七步诗里的生死局
曹丕称帝后，于凌波台设宴逼曹植作诗。
他掷剑于地：“若七步成诗，剑归鞘；不成，剑饮血！”曹植踏着宫砖，一步一吟：“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至第六步，忽转悲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剑柄微颤，却见甄妃暗中摇头——台角史官已录完全诗，杀弟恐损圣名，只得收剑作罢。
《世说新语》载此惊心一幕：七步之约看似文斗，实为权力绞杀的程序化表演。曹植以诗破局，恰似困兽用利爪在铁笼刻下生路。谢灵运叹：“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这八斗才气，半斗用于写诗，七斗半用于求生。
七步诗是程序化暴力的极限反杀。曹植在严苛规则（七步成诗）中，用隐喻（豆萁相煎）触动伦理软肋，借史官记录（舆论压力）逼曹丕收手。这种“以规则反制规则”的智慧，恰似现代危机公关中的“情感牌”——用道德共鸣破解死局。
三、落花诗中的科场恨
明弘治十二年，唐伯虎卷入科场案。
他本可凭才学申辩，却在公堂大笑挥毫：“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主考官程敏政见诗色变——诗中“东君”暗指其座师李东阳。三日后，唐伯虎被判“终生禁考”，程敏政亦遭贬谪。原来那“落花诗”早被抄送东厂，成了党争的导火索。
《明史》讳言此案，但祝允明在《野记》中暗述：“六如居士以诗避祸，反以诗得祸。”那些风花雪月的意象，实为官场厮杀的信号弹。正如唐寅晚年自嘲：“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落花诗案是程序腐败的借刀杀人。通过诗词隐喻（东君代指权臣）、信息泄露（诗送东厂），将科举舞弊案升级为政治清洗。唐伯虎的悲剧印证《红楼梦》“聪明反被聪明误”——在程序暴力中，越精巧的隐喻，越可能沦为他人刀刃。
四、诗钟游戏里的站队术
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办“诗钟会”。
规则苛刻：燃香系线，香尽线断，诗未成者罚酒。某次以“官·烛”为题，江春提笔写“官如瘦马鞭声碎，烛替垂杨照影寒”。盐运使见诗冷笑：“‘瘦马’是讽朝廷苛税？”次日，江春三十艘盐船便被扣上“私运”罪名。
郑板桥在《扬州杂记》中讽此：“文字游戏，玩的是人命。”那些限韵嵌字的雅趣，实为罗织罪名的捕兽夹。袁枚曾叹：“误将心血付风雅，风雅原是杀人刀。”
诗钟会是程序暴力的娱乐化变形。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香尽诗成）、诱导敏感创作（讽喻题材），将文人雅集变为政治陷阱。江春的“瘦马鞭声”，恰似现代社交媒体的“钓鱼执法”——用自由创作引诱“违规”，再施以精准打击。
五、破局之道：撕诗稿焚锦笺
清初屈大均遭文字狱追捕，连夜焚烧《翁山诗外》。
火光中，他改吟樵歌：“砍尽南山竹，不写圣贤书。”后遁入空门，却将反诗刻于佛经夹缝：“纵使梵王能说法，也应愁煞阎浮提。”康熙帝得密报搜查寺院，唯见经卷写满“阿弥陀佛”——原是用矾水书写，遇水方显真言。
《广东新语》载此绝地反击：当屈大均以梵语为盾、矾诗为矛，便破了文字狱的死局。正如他在《焚诗》中写：“留得心魂在，残躯化劫灰。”
屈大均的破局术展现三重智慧：
1. 物理毁灭：焚烧罪证（诗稿）；
2. 伪装变形：以宗教文本（佛经）掩护异端思想；
3. 技术加密：用矾水书写规避审查。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恰似现代加密通信——用合规载体（佛经）传递禁忌内容（反诗），正如《周易》所言：“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红尘启示录
1. 观诗诀：见风花雪月，当思三问——为谁而写？因何而传？凭何而罪？
2.破锋术：学那庄子龟，“宁曳尾于涂”，不争庙堂虚名。
3. 守真法：效仿陶渊明，“但使愿无违”，留得清气满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