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贺老师主动开口要期刊来看，其他人也都纷纷厚着脸皮向厉教授伸手，希望能分到一本单行本来观摩一下。
厉教授他本来就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裴瑜的成就，所以很痛快地把包裹里的那一摞期刊和单行本都分发了出去。
很快，办公室里里外外都热闹起来了，办公室里坐不下，有人干脆就在门外的走廊里，找了个地方蹲着阅读起来。
大多数人拿到论文后，刚开始还挺认真，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仔细看，但看不了几分钟，眼神开始变得涣散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英语水平不错，就一定能看懂英文论文。但实际上，日常的英语能力好，和能否看懂学术论文，这完全是两码事。
有些学生英语四级考试能得高分，跟外国人聊天也能应付，但要是拿一篇英文学术论文给他们，他们看起来还是会觉得头大。
反过来说，也有一些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其实很一般的学生，在外国人面前连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但看起英文论文来却能一目十行，读得飞快。
这是因为学术论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这套语言体系有着非常固定的格式规范、表达方式和专业术语。
如果你是一个接受过充分论文阅读和写作训练的学生，那看论文就像是在看一种你熟悉的方言。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摘要，什么地方是文献综述，什么地方是研究方法，什么地方是结论。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仔细看的地方就精读，想快速找到关键信息的地方就略读，唯一可能让你卡壳的就是遇到一些生僻的专业词汇，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懂的词汇查一下字典或就行了，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但是，那些没有接受过足够论文训练的学生就不一样了。
他们虽然可能背下了很多生僻单词，但一到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理解整篇文章。
这就好比一个人虽然认识很多汉字，但从来没有接受过古文训练，突然让他去读一篇文言文，他肯定会觉得一头雾水。
当这些缺乏论文阅读经验的人拿到裴瑜的论文时，虽然一开始可能还能硬着头皮往下看，但很快就会感到力不从心。
到了40年后，重点大学里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千军万马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
他们从高考开始，到本科竞争，再到考研、读博、博士后、申请教职，每个人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轮残酷的选拔和淘汰。
这些人本身就是科研竞争的产物，所以他们训练学生的学术能力基本上都是手到擒来的。
即使是那些二本院校的研究生导师，虽然学生基础参差不齐，资源也不如顶尖大学充足，但只要是安排一些基本的学术训练，比如文献阅读、论文写作、研究方法等等，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们至少知道什么是规范的学术训练，知道怎么让学生一步步提高。
至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学府，那里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更加厉害了。
虽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千人计划”这些人才引进政策有时会被人诟病，说什么引进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只是来镀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计划确实为快速发展的华国引进了大量的海外高端人才。
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在世界范围内或许不一定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批，但相对于华国本土培养出来的学者而言，他们带来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视野，给有些沉闷的国内学术圈带来了活力。
但在80年代，那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算年龄，40岁左右的副教授、50岁左右的教授已经算是相当年轻有为了，但40岁的人是在1940年代出生的，他们在1950年代上小学，1960年代读大学，那个时候，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基本上都停止了。
没有系统的教育，没有正常的师生传承，没有国际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究竟能不能学到真正的本事，究竟能不能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进展和学术思想，基本上全靠个人的自学能力和运气。
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教授的经历同样很困难，甚至可能更加坎坷。他们大多是在1920-1930年代出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战乱年代中度过的。
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读书求学，可以想象条件有多么艰苦。
等到新华国成立后，国家确实是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建设人才。
无数的新建工厂需要技术人员，各种技术改造项目需要专家，修桥铺路、兴修水利都需要工程师。
在这种大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基本上每个有点技术背景的大学生都能找到独当一面的机会，都能在各自的专业技术领域发挥作用。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基础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实用技术的应用，它还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思维、广阔的国际视野。
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它的要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精细，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就能胜任的。
等到这些学者们在实践中打牢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人到中年，本来应该开始迎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学术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了。
一块原本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再怎么努力耕耘也很难长出好庄稼来。
到了1986年的北大，最优秀的教授大多是这样一批人：
年轻时有幸能够在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读书，接受过最正统的学术训练；
新华国成立后又有机会被派到苏维埃去学习访问，接触到了当时相对先进的科研理念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们还能够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维持着最起码限度的科学研究活动。
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学者，才能够勉强保持与世界主流科研界的联系，才不至于完全脱离国际学术发展的轨道。这样的人在整个华国学术界少之又少。
至于那些不能坚持的，没有足够自学能力的，或者运气不太好的学者，大多数都只能在国内相对封闭的科研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了。
他们偶尔做一点“世界一流、国内空白”的重复性研究，其实就是把人家几十年前就研究过的东西重新做一遍，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沾沾自喜。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文史哲这些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人文学科，或者数学、物理这些相对纯粹的理论研究领域，或许还能勉强维持。
毕竟这些学科相对来说对国际交流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主要靠的是个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
但经济学就不一样了。经济学是一门高度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它与国际经济环境、资本流动、贸易往来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脱离了国际视野，不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理论，那做出来的研究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而且，经济学研究的高端资源永远只能为少数精英提供机会，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决定的。
不管是贫穷的华国如此，富裕起来的华国也是如此，就连那些在八零年代已经非常富有的美利坚、日本、欧洲发达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的。能够真正站在经济学研究前沿的学者，在任何国家都只是极少数的顶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