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隆，字升平，是泰山平阳人，是鲁国高堂生的后代。他年轻时是求学的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有一次，郡里的督军与薛悌发生争论，直呼薛悌的名字呵斥他。高堂隆按剑呵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快步登阶保护；赵王被迫弹奏秦筝，蔺相如就请秦王击缶。当面直呼臣子的名字斥责君主，这是大义所不容的。”督军吓得脸色大变，薛悌也惊慌地起身制止了他。后来，高堂隆辞去官职，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曹操召他为丞相军议掾，后来又担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侍从，不久升为相。曹徽遭遇曹操的丧事，却不哀伤，反而外出游猎驰骋。高堂隆以大义正言劝谏，非常符合辅导的礼节。黄初年间，他担任堂阳长，后被选为平原王的师傅。平原王即位后，就是明帝。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登基时，群臣有人认为应该举行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遏密之哀，商高宗有不言之思，因此至德雍熙，光照四海。”他认为不宜举行宴会，明帝敬重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高堂隆升任陈留太守。有个名叫酉牧的百姓，七十多岁，有高尚的品德，高堂隆推举他为计曹掾；明帝嘉奖了他，特意任命他为郎中来表彰他的品德。明帝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
《魏略》记载：太史报告说汉历不符合天时，于是重新推算弦望朔晦，制定了太和历。明帝认为高堂隆学问渊博，对天文又精通，就下诏让他和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一起推算校对。杨伟、骆禄是太史，高堂隆则依据旧历互相弹劾，争论了好几年。杨伟说骆禄算出日蚀而月晦不尽，高堂隆算不出日蚀而月晦尽，明帝下诏采纳了太史的意见。高堂隆争论虽然没有成功，但远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精深。
青龙年间，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从长安运来大钟。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效法文王、武王的明德，不遵循周公旦的圣制，既铸造大钱，又制作大钟。单穆公劝谏他不听，泠州鸠劝说他也不从，于是迷失方向，周德因此衰落，良史记载了这件事，作为后世的借鉴。然而如今的小人，喜欢用秦、汉的奢靡来迷惑圣心，要求取亡国的不合度量的器具，劳役耗费，损害德政，这不是用来兴礼乐和谐、保神明休养的办法。”
这一天，明帝驾临上方，高堂隆和卞兰随从。明帝把高堂隆的奏表交给卞兰，让他诘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乐有什么关系呢？教化不明，难道是钟的罪过吗？”高堂隆说：“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箫韶之乐演奏九成，凤凰来仪；雷鼓六变，天神降临，政治因此太平，刑罚因此搁置，这是和谐的极致。新声响起，商辛因此灭亡；大钟铸成，周景因此衰败。存亡的关键，常常由此产生，怎么能说废兴与它无关呢？君主的举动必定要记录，这是古代的规矩。做事不依法度，拿什么留给后人呢？圣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有规劝的办法；忠臣愿意竭尽忠诚，所以有不为自身考虑的道义。”明帝称赞他。
高堂隆升任侍中，仍然兼任太史令。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按照礼节，有没有祈祷消除灾祸的办法呢？”高堂隆回答说：“灾祸的发生，都是用来表明教诫的。只有遵循礼节，修养德行，才可以战胜它。《易传》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约，孽火就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建造高台，上天就降下火灾。’这是人君随意装饰宫殿，不知道百姓已经穷困，所以上天用旱灾回应他，火从高殿燃起。上天降下鉴戒，所以谴责陛下；陛下应该更加崇尚人道，来回应天意。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野鸡登上鼎，都听到灾祸而恐惧，修养德行，三年之后，远方的夷族前来朝贡，所以号称中宗、高宗。这是前代的明鉴。如今考察旧的占卜，火灾的发生，都是以台榭宫室为警戒。然而如今宫室之所以扩充，实在是因为宫女太多。应该挑选留下那些善良美好的，按照周朝的制度，遣散其余的。这是祖己用来教导高宗，高宗用来享有远号的办法。”
明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就大建宫殿来镇压它，这是什么意思呢？”高堂隆回答说：“我听说西京柏梁台已经发生火灾，越地的巫师陈述方法，建章宫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建造的，用来镇压火灾的征兆；这是越地巫师的做法，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说：‘柏梁台发生火灾，其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的事。’像志书上说的，越巫建章并没有镇压火灾。孔子说：‘灾祸是同类相应，精气相感，用来告诫君主的。’因此圣明的君主看到灾祸就责备自己，退而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如今应该遣散百姓的劳役。宫室的规模，务必从简，内足以抵挡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受灾的地方，不敢在这里再建造房屋，嘉禾一定会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来回报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怎么能使百姓的力气疲惫，使百姓的财物枯竭呢！这实在不是用来招致祥瑞、招揽远方人的办法。”于是明帝重建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九龙，所以改名为九龙殿。
当陵霄阙刚刚开始建造时，有一只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问高堂隆这是什么征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里说‘喜鹊筑巢，斑鸠来住’。如今大兴宫室，建造陵霄阙，而喜鹊却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尚未建成，自身还不能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意思似乎是说，宫室还没有建成，将会有其他姓氏的人来控制它，这是上天的警示。天道没有偏爱，只与善人相伴，不能不深加防范，不能不深思熟虑。夏、商的末代君主，都是继承先祖的王位，却不敬奉上天的明命，只听信谗言谄媚，废弃德行，放纵欲望，所以他们的灭亡来得非常突然。太戊、武丁看到灾祸而惊恐，恭敬地承受天戒，所以他们的兴盛来得非常迅速。如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节俭以满足用度，增加崇高的德政，行动遵循帝王的法则，消除普天之下的忧患，兴办百姓的利益，三王可以成为四王，五帝可以成为六帝，哪里只是殷宗转祸为福呢！臣子作为陛下的心腹，如果可以使陛下的福泽繁盛，使国家安定，臣子即使身死族灭，也如同活着的年岁一样。怎么能害怕忤逆的灾祸，而让陛下听不到至理之言呢？”于是明帝改变了脸色。
这一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的位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邑，都要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恭敬地供奉它们。将要建造宫室时，宗庙应该放在首位，马厩仓库放在其次，居住的宫殿放在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还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也不符合礼节，却崇尚装饰居住的宫殿，士人百姓失去工作。外面的人都说宫女的费用，与兴办军事国家的费用，所耗费的几乎相等。百姓无法承受，都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威严来自百姓的威严’，百姓作颂歌，就用五福来回报；百姓愤怒叹息，就用六极来惩罚，这是说上天的赏罚，随着百姓的言论，顺应百姓的心意。因此，治理政务应该以安定百姓为先，然后按照古代的教化，使上下融洽，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用简陋的木头建造低矮的宫殿，这是唐尧、虞舜、大禹用来流传皇风的做法；用美玉建造高台，用美玉装饰宫殿，这是夏癸、商辛用来冒犯上天的做法。如今的宫室，实在违背了礼节法度，却又建造九龙殿，华丽的装饰超过了从前。天上的彗星明亮闪烁，开始于房心星，侵犯帝座，冲犯紫微宫，这是上天爱护陛下，所以发出教导和警示的象征，开始和结束都在尊贵的位置，殷勤郑重，想要让陛下一定觉醒；这是慈父恳切的教导，应该崇尚孝子恭敬警惕的礼仪，来率先垂范，昭示后代，不应该忽视，以免加重天怒。”
当时军国事务繁多，用法严苛。高堂隆上疏说：“开辟基业，传给后世，一定要等待圣明的君主；辅佐治理，也需要贤良的辅佐，这样才能使众多的功绩得以成就，万物得以安康。改变风俗，宣扬教化，使四方都受到教化，回首面向朝廷，德行教化光大明亮，九州仰慕仁义，这本来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办到的。如今有关部门致力于追究刑律，不从根本上遵循大道，因此刑罚虽然使用，但没有停止，风俗虽然改变，但没有敦厚。应该崇尚礼乐，颁布明堂的制度，修建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营建郊庙，尊崇儒士，推举隐逸的百姓，表彰制度，改正朔，改变服色，宣扬和乐，崇尚节俭朴素，然后准备礼仪进行封禅，归功于天地，使雅颂的声音充满天下，光明的教化传给后代。这是至治的美好事情，不朽的高贵事业。然而九州之内，可以拱手而治，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端正根本却拯救末节，就像乱丝一样，不是治理政治的办法。可以命令群公卿士通晓儒学的人，制定出这些事情，作为典章制度。”高堂隆又认为改正朔，改变服色，改变徽号，改变器械，这是自古以来帝王用来神化自己的政治，改变百姓的耳目的办法，所以三春称王，表明三统。于是他广泛地阐述旧的典章制度，上奏并加以改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把青龙五年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白色牲畜，遵循地正。
高堂隆升任光禄勋。明帝更加崇尚修建宫殿，雕刻装饰观阁，开凿太行山的石英，采集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造景阳山，在太极殿北面建造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异的野兽，装饰金墉城、陵云台、陵霄阙。各种劳役频繁兴起，建造的人数以万计，从公卿以下到学生，没有不尽力的，明帝还亲自挖土来带头。然而辽东却不来朝拜。悼皇后去世。上天降下淫雨，冀州洪水泛滥，淹没了百姓的财物。高堂隆上疏恳切地劝谏说：
“天地最大的恩德是赋予生命，圣人最大的财富是拥有地位。那么，如何守住这个地位呢？靠的是仁爱；如何聚集百姓呢？靠的是财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和布帛是百姓的命脉。粮食和布帛不是自然生成的，需要人力去耕种和纺织。因此，皇帝亲自耕种来鼓励农民，皇后亲自养蚕来制作衣物，以此来敬奉上天，表达虔诚和感恩。
从前，尧帝时期遇到了大洪水，洪水滔天，鲧去治理洪水，但没有成功。后来，舜帝举荐了禹，禹带领人们疏通河道，历经二十二年才平息了洪水。当时的灾难之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劳役之久，也没有比这更长的。然而，尧帝和舜帝作为君主，只是在朝堂上指挥，而没有亲自参与劳役。禹治理洪水，各地的士人都有贡献，君子和小人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如今，我们并没有像当时那样紧迫的形势，却让公卿大夫和普通百姓一起从事劳役，这在四夷之地传开，不是好名声；记录在史书上，也不是好的记载。因此，有国家和家族的人，应该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事物着手，像慈母一样养育百姓，这样才能被称为“和乐平易的君子，百姓的父母”。
如今，上下都在劳役之中，疾病和灾荒不断，耕种的人越来越少，饥荒频繁发生，百姓难以度过这一年。应该更加怜悯和体恤百姓，以解救他们的困境。我观察古代书籍所记载的内容，天与人的关系，没有不应验的。因此，古代的圣明君主，敬畏上天的旨意，遵循阴阳的规律，小心翼翼，唯恐有所违背。这样，治理国家的道路才能畅通，德行才能与神灵相合。即使灾异发生，只要心怀恐惧，修正政治，没有不延长国运的。
到了末代，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循先王的法令，不听从正直之士的忠言，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对灾异的警告毫不在意，没有不陷入灾难，导致国家覆灭的。
既然天道已经明确，那么请从人道的角度来讨论。人的六种情感和五种本性，都存在于人的内心。欲望和廉洁，各占其一。当它们发动时，会在心中相互争斗。如果欲望强烈而廉洁薄弱，就会放纵无度；如果精诚之心不能克制，就会过度放纵。情感所在，不是喜好就是美好，而美好之物的聚集，离不开人力和粮食布帛的支持。如果情感没有节制，那么人就会承受不了劳累，物力也满足不了需求。劳累和需求同时到来，就会引发祸乱。因此，如果不克制情感，就无法相互供应。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可见，礼义的制度，不是为了限制名分，而是为了远离祸害，实现治理。
如今，吴、蜀两个敌人，不仅仅是小股的盗贼或聚众闹事的匪徒，他们占据险要之地，凭借江河之利，拥有众多的士人和百姓，自称皇帝，想要与我们中原王朝抗衡。如今，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和刘备都在修养德行，实行清廉节俭的政策，减轻赋税，不追求奢华的物品，凡事都咨询老成持重的贤士，遵循礼法制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感到忧虑，认为他们难以迅速讨伐消灭，从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报告说，那两个敌人都是无道的君主，奢侈无度，役使百姓，加重赋税，百姓无法承受，怨声载道。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愤怒他们的暴政，想要迅速对他们施加惩罚，或者至少庆幸他们疲惫不堪，容易攻取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换位思考，事情的道理也就离得不远了。
秦始皇没有奠定道德的基础，却建造了阿房宫；不担心内部的变乱，却修筑了长城。当他和臣子们制定这些计划时，也是想要建立万世的基业，让子孙长久地拥有天下，哪里想到有一天一个平民百姓振臂一呼，天下就会倾覆呢？因此，我认为如果古代的君主知道他们的行为必将导致失败，那么就不会去做。所以，亡国的君主自认为不会亡国，然后才会真正亡国；贤明圣哲的君主自认为会亡国，然后才会不会亡国。
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他亲自实行节俭，施惠于民，养育百姓。然而贾谊却认为，天下处于倒悬的困境，有三件事情令人痛哭，两件事情令人流涕，还有一件事情令人长叹。更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外部有强大的敌人，军队长期驻扎在边境，内部大兴土木，州郡动荡不安。如果有敌人入侵，我担心正在服役的百姓无法奋起抵抗敌人。
此外，官员和将领的俸禄逐渐减少，与过去相比，只剩下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官员也被取消了粮食配给，原本不应缴纳的税款，现在也要缴纳一半。这样一来，虽然官府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但支出却比过去减少了。然而，国家的财政仍然常常入不敷出，牛肉税等小税种不断被征收。反过来推算，这些费用必然有其去向。
而且，俸禄和赏赐的粮食布帛，是君主用来恩养官民、掌控他们命运的手段。如果现在被削减，那就等于夺走了他们的命。既然得到了，却又失去了，这正是滋生怨恨的根源。《周礼》中规定，大府掌管九种赋税的收入，以满足九种用途的支出，收入有其固定的份额，支出也有其明确的用途，两者互不干扰，各自足够。在满足各种需求之后，再用剩余的贡品供应君主的玩好之物。此外，君主使用财物，必须经过司会的审核。
如今，与陛下一起在朝堂上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的高官，就是台阁的近臣，都是陛下的心腹，应该直言不讳。如果他们看到陛下的举措有失妥当，却不敢直言相告，只是唯命是从，唯恐不能胜任，那么他们只是摆设的臣子，而不是真正的辅佐之臣。从前，李斯曾教唆秦二世说：“作为君主，如果不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就像是被天下人束缚住了手脚。”二世听从了他的话，结果秦国灭亡，李斯也灭族了。因此，司马迁批评他没有正直地劝谏，以此为后世的警戒。奏章呈上后，明帝看了，对中书监、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章，让我感到害怕啊！”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
曾子病重时，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说：“鸟将死时，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死时，他的言语是善意的。”我卧病在床，病情日益加重，常常担心突然离世，我的忠诚无法被陛下知晓。我的一片赤诚之心，不仅仅像曾子那样，只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一下！陛下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果断地纠正未来的失误，使神灵和百姓都来响应，远方的国家都来仰慕仁义，祥瑞的动物出现，北斗星发出光芒，那么三王可以超越，五帝可以跨越，而不仅仅是继承先祖的基业、遵循先王的法令而已。
我常常痛心疾首，当今的君主无不希望继承尧、舜、汤、武的治世之道，却都走上了桀、纣、幽、厉的老路。他们无不嘲笑末代君主的昏庸无道，却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治国方略。真是可悲啊！按照这样的做法，想要达到那样的目标，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捉鱼，用热水去制冰，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回顾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时，圣贤相继，历经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疆土，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万国安宁，九州统一；鹿台的金钱，巨桥的粮食，都无处可用，仍然面南而坐，那又为了什么呢？然而，像癸、辛这样的人，依仗他们的武力，智力足以拒绝劝谏，才能足以掩饰错误，崇尚阿谀奉承，崇尚楼台亭阁，爱好淫乐，喜欢歌舞，创作靡靡之音，沉迷于濮上的音乐。上天不保佑他们，眷顾他们，宗庙成为废墟，下场如同奴隶，纣王被白旗悬挂，桀王被流放到条地；天子的尊贵，汤、武拥有过，难道他们是外人吗？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
当六国鼎盛之时，天下繁荣昌盛，秦国兼并了六国之后，却不遵循圣道，反而建造了阿房宫，修筑了长城，夸耀自己的国力，威服四方。天下百姓战战兢兢，道路以目；他们自以为子孙后代将永远传承辉煌，哪里知道二世就灭亡了，国家分崩离析呢？近来，汉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的福泽，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大兴宫殿，十几年间，天下百姓怨声载道。他竟然听信越地的巫师，把怒气发泄到上天身上，建造了建章宫，千门万户，最终导致江充的巫蛊之变，以至于宫室离散，父子相残，祸患流传了数代。
我观察到黄初年间，上天就发出了警戒，不同种类的鸟，在燕子窝里孵化长大，嘴、爪子、胸脯都是红色的，这是魏室的重大异象，应该警惕那些在朝中飞扬跋扈的臣子。可以挑选一些诸侯王，让他们镇守国家，统领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各地，镇抚京城周围，辅佐皇室。从前，周朝东迁时，依靠晋国和郑国；汉吕后之乱时，多亏了朱虚侯。这些都是前代的明鉴。上天没有偏爱，只辅佐有德之人。百姓歌颂德政，国家就会国运长久；百姓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选贤能。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仅仅是陛下的天下。我百病缠身，气力衰微，只能乘车回家。如果我一病不起，我的魂魄有知，也会结草报答陛下的恩德。
皇帝下诏说：“高堂隆生性廉洁，超过了伯夷；为人正直，超过了史鱼。他坚守原则，忠诚正直，不为私利所动。为何他只是小病未愈，就退居家中呢？大禹因为坚守节操，病重时反而痊愈了。高堂隆应该努力进食，专心养病，以保持健康。”高堂隆去世后，留下遗嘱要求薄葬，用平常的衣服入殓。习凿齿评价说：“高堂隆堪称忠臣。君主奢侈时，他总是想着劝谏君主的过错；临终时，他仍然不忘为国家担忧。他的正直言论触动了昏庸的君主，明确的告诫在他身后得到了验证。他的正直足以激励他人，品德的声誉在他死后更加显赫，怎能不说是既忠诚又智慧呢？《诗经》说：‘听从我的谋划，或许不会有大的悔恨。’又说：‘竟然不听从，大命就会倾覆。’说的正是高堂隆这样的人。”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承了他的爵位。
当初，在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该遵循古制进行封禅”。皇帝下诏说：“听到蒋济这样的话，让我汗流浃背。”这件事被搁置了多年，后来又开始讨论封禅的事宜，让高堂隆撰写相关的礼仪。皇帝听说高堂隆去世了，叹息说：“上天不想成就我的事业，高堂隆舍我而去。”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承了他的爵位。
起初，在景初年间，皇帝因为苏林、秦静等人年事已高，担心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问。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已经去世，但他们留下的教诲，都记载在六艺之中。六艺之中，礼最为重要，一刻也不能离开。世俗背离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闵子讥讽原伯的不学无术，荀卿痛恨秦朝坑杀儒生。儒学一旦废弃，那么风俗教化又怎么能兴起呢？如今，年长的儒生和大学问家，都已年事已高，谁来继承他们的学问呢？从前，伏生年老时，汉文帝让他把学问传授给晁错；谷梁学派后继无人时，汉宣帝让十位郎官继承。现在，选拔三十名精通经义的郎官，跟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学习四经三礼，主管部门要制定考试的方法。夏侯胜曾说：‘士人最怕不明白经学，如果经学明白了，那么获取高官厚禄就像俯身捡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如今，学者如果能深入研究经学，那么爵位和荣耀就会不请自来。怎能不努力呢？”几年后，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学者的风气也因此衰落。
起初，任城人栈潜，在太祖时期担任过县令，曾经负责守卫邺城。当时，文帝还是太子，沉迷于打猎，常常早出晚归。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要之地来巩固国家，都城的禁卫军是为了防备不测。《大雅》说：‘宗子维城，不要让城墙崩坏。’又说：‘距离不远，所以要郑重劝谏。’如果沉溺于打猎，早出晚归，以一天的娱乐，而忘记无穷的祸患，我实在感到困惑。”太子虽然不高兴，但此后打猎的次数确实减少了。黄初年间，文帝打算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上疏劝谏，具体内容见《后妃传》。明帝时期，各种劳役纷纷兴起，皇亲国戚被疏远排斥，栈潜上疏说：“上天生养百姓，立君主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所以，从三皇到唐尧、虞舜，都以博爱治理天下，以醇厚的德行来感化百姓。从那以后，三王的治国之道逐渐衰微，到了汉代，治理的成效越来越差，战乱越来越多。
从那以后，也没有得到治理。太祖英明神武，铲除暴乱，恢复王纲，开创了帝业。文帝受天命，扩大了皇基，登基七年来，每件事都来不及处理。陛下圣德，继承了伟大的事业，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然而，边境不安宁，士兵们远离家乡戍守，海外有事，军旗飘扬万里，军队动荡不安，水陆运输繁忙，百姓放弃家业，每天花费千金。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工程浩大，徂徕山的松树，从深山穷谷中砍伐，奇异的石头，从黄河、淮河上运输，都城之内，全部成为皇家的领地，应该供应柴草粮食的地区，却成为皇家选择禽兽的府库，茂密的树林，丰富的鹿兔，伤害了农事，土地荒芜，疫病流行，百姓流离失所，减少了和气，庄稼无法生长。我听说，周文王建造丰京，刚开始时不急于求成，百姓像子女一样前来帮忙，不到一天就建成了。灵沼、灵囿，与百姓共享。
如今宫殿观阁奢侈豪华，雕刻精美，忘记了有虞氏的简朴，却想着商纣的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与阿房宫相比拟，劳役比乾溪还要繁重，我担心百姓的力量会被耗尽，下面的人无法承受这样的命令。从前，秦国凭借崤山、函谷关控制天下，自认为德行超过三皇，功劳超过五帝，想要让帝号传到万代，然而二世就灭亡了，他宁愿做平民百姓，这是因为枝叶已经动摇，根本先被拔起。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能够明白贤才的品德，任用有功之人，亲近亲属；贤能的人在官位上，那么功业就可以兴隆，亲近亲属并加以重用，那么安危就可以共同担忧；深根固本，共同作为羽翼，虽然经历盛衰，但内外都有辅佐。从前，成王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吕公、召公、毕公都在他身边；如今既没有卫侯、康叔的监督，分陕所任，又不是周公、召公。东宫尚未建立，天下没有副手。希望陛下关注边境，永保无极，那么海内百姓就会感到幸运。”后来，栈潜担任燕国中尉，他以病为由辞去官职，不久就去世了。
评价说：辛毗、杨阜刚正廉洁，公正正直，正直地劝谏，不为私利所动，仅次于汲黯的高尚风范。高堂隆学问渊博，志在辅佐君主，根据变化提出告诫，出于诚恳之心，真是忠诚啊！至于他一定要改正朔，让魏国效仿虞舜，这可以说是他的见解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