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后的钢板，我们只锯开了三分之一。 还没来得及把小韩从黑暗里拉出来，耳边就响起了高频哨音。
那是厂区最高级别的“反逃逸警报”。
两束强光几乎同时照射在我们脸上。
老六低声咒骂：“妈的，内鬼。”
我一把推他回后巷：“你快撤，我来扛！”
“你疯了！”
“我一个人被抓，他们还不至于查你！”
他迟疑了几秒，咬牙转身跑。
我望着他背影消失在垃圾堆后，深吸口气，举起双手，站在那扇只剩一道缝的钢板前。
警灯越来越近，狗叫声撕破夜空。
我知道，我又“被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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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押进了警戒室。
斌叔第一个走进来，手里捏着那块我锯落的铁皮，盯着我看了十几秒。
“你真行啊。”
我不吭声。
他把铁皮“哐”地一声砸在桌上：“我早就知道你没死心，但你胆子也太肥了——还敢撬冷库？”
我抬头看着他：“那不是冷库，是坟。”
他眯起眼，点点头：“你很快就能下去陪他们。”
随后他叫来两个护厂队，把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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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厂广播反复响起：
“为加强管理、统一思想、防范不稳定因素，全厂今日九点组织‘道德审判大会’，所有职工必须参加，不得缺席。”
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是法庭，而是仪式化羞辱。
他们要让“所有人站出来”，指着我这个“反叛者”说——我错了，我害了大家，我该死。
这种场面，我不是第一次见。但第一次，我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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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押到礼堂中央，一个破旧铁椅上，双手反绑，身后是五米高的厂标横幅：“感恩制度，自我净化”。
左边一排坐着“工友代表”，右边是“思想引导员”，正前方站着主审官——也就是人事主任许主任。
他站得笔直，西装笔挺，手里拿着一张“罪状书”。
“职工净空，屡次逃逸、煽动、破坏设备，企图扰乱厂区秩序，根据内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进入‘道德审判程序’。”
接下来，就是“群众发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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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车间长周组长。
他用标准语调说：“净空工友自入厂以来，态度不端，多次违反规章制度，拖延生产、扰乱秩序，是典型的负面榜样。”
“前几天，他还怂恿一名新工尝试越界，被我们及早制止。”
我听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谎，没有任何表情。
周组长是第一个让我进饭点监督组的人，那天他还说我“脑子清楚”。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曾帮我藏过纸条的女生李娟。
她捧着讲稿，声音发抖：“我曾经对他心软……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他只是利用我们对他的同情，想为自己铺路逃跑。”
“我……希望厂里好好整顿，别再让这种人影响大家的工作情绪。”
我忽然感到胃里翻滚。
我记得那天她用膝盖磕着地板求组长让我回工组。
第三个，是阿昌。
他站在我面前许久，一句话没说。
人群开始骚动。
主持人催促：“阿昌工友，你作为他的同宿舍成员，请发表看法。”
阿昌终于开口：“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错，但我知道，我们在这儿，是为了活下去。”
主持人皱眉：“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说……我们没选择。”
“请你就‘净空是否违纪’给出明确判断！”
阿昌嘴唇动了动：“他……确实违反了规定。”
我抬头看他，眼神平静。
他回避我的目光，慢慢退回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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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这是场“绞刑秀”。
但我没想到，刀子会来得这么准。
他们不打你，不骂你，只让你一个个听你认识的人说你该死。
这才是真正的绞刑。
不是杀你，是杀你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当你失去“人”的身份时，他们再动手，别人也不会觉得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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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被要求“公开表态”。
我站起身，背脊挺直，环视四周——这些曾经与我共吃共睡的“同工”，眼里或冷漠、或惊惧、或回避，没有一个人敢直视。
我淡淡开口：
“我承认，我违反了规定。但我也承认，我试图救一个快要死的人。”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我，是错的，那我无话可说。”
“但有一天——如果轮到你们被关进那扇铁门，希望你们别后悔，曾经说过‘他活该’。”
我话音落下，整个礼堂一片死寂。
然后——广播响起：
“请净空工友停止煽动言论。你已被记入‘思想警戒名单’。下一步，将转入‘特别观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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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带下台时，许主任低声在我耳边说：“你以为你赢了？你只不过是再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
我淡淡地说：“不，我是在挖出他们埋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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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被调离了原工作区。
换了工号、换了宿舍、换了工种——进了最脏最重的“锈铁熔铸车间”。
那是废金属熔化重铸的地方，常年高温、气味刺鼻，人进去三个月，肺都变色。
我知道——他们要慢慢把我“熔掉”。
但我更知道：他们也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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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新宿舍时，发现床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句话：
“墙那边，还有人活着。”
我知道，是老六写的。
他没有走。他没告发我。
而我，也还活着。
我在心里默默写下一句话：
“你可以毁了我的人缘，但毁不了我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