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种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 因为它先给你光，再让你看清，这光不是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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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来的第十天，我开始打听老六的下落。
最初只是本能：他留了通道，他留了资料，他留了备份。按老六的性子，他不可能不设退路。
我以为，只要我活着，他就肯定活着。
可现实，比这更快地碾碎了我这点可怜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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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环卫棚区坐了一个小时公交，绕到厂区后围，找了一家五金店借手机，拨通了厂区总机。
“您好，这里是南境晨丰工业园区管理部。”
我压低嗓音：“请问……编号2356的工人李宏胜（老六）在吗？”
对方翻了几页文档，迟疑了一秒：“……他已经‘离职’了。”
“什么时候？”
“……上个月末。”
“原因？”
“统一调岗，人未报到，系统归类为自动放弃。”
我心一凉。
我咬牙追问：“他尸体在哪？”
那边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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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了三个地点，换了四种话术，先后打给厂人事、厂医务室、安保值班台，全都打太极、回避。
最后一个电话，是我装作其“亲属”，语气焦急，说他“未归家数月”。
人事科一个中年女人语气敷衍：“他工作期间曾出过意外，后转送至厂方‘特殊处理处’，情况不便公开。”
“您若是亲属，请走正规申报流程。”
我问：“那他现在还活着吗？”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法回复。”
我瞬间明白了。
他们不会明说人死了。
他们只会“让这个人消失在流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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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棚户区，坐在老秦破棉被上，一口一口吃冷饭。
他问我：“查到了？”
我点头：“查不到。”
他没再追问，只叹了口气：“我早说了，城市不养逃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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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查庄悦。
我用了她曾给我的一张旧账单底纸，伪造成“工资申请回函”，去骗她所在出纳部门的门卫登记记录。
一个工友看了看我纸条，低声说：“这个女人……三周前就‘换岗’了。”
“去哪？”
“不知道。原本说调去仓储部，但没人见过她出现在新组。”
“她还活着吗？”
他摇头：“厂里有时候人调走，就再也没回来过。没人敢问。问多了就换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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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门口，盯着那道蓝灰色厂墙，看着员工陆陆续续进出，有人抽烟、有人骑车、有人耳机塞着。
他们不知道，那些曾想活着离开的人，现在连影子都没剩。
许洪亮呢？
我曾听说他被送进“心理安置间”，厂区东南的一幢封闭宿舍。
我用望远镜看见那栋楼的窗户，全都贴了防窥膜，门口设岗，进出必须有指令码。
我写了张纸条，绑在一只装饭盒的塑料袋底部，扔进了送餐车队伍里。
第二天，那只袋子出现在垃圾桶里，连字都没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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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他们一个都没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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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在棚区小卖部花最后10块钱买了支记号笔，又翻出一个空纸箱，撕成一块板子。
我坐在地上，写下八个字：
“他们一个都没逃出来。”
下面，写了一排名字：
老六、小翠、董姐、老杨、韩一鸣、许洪亮、庄悦……
我把这块纸板钉在城市南站洗手间外的告示墙上——那里每天至少有五百个路人经过。
我站在旁边，看着每一个人扫一眼，然后——
转头走开。
有几个年轻人拍照，有人悄悄笑了。
还有人指着我对同伴说：“神经病吧……又在闹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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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会有人问一句：“谁是老六？”
可没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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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棚里，老秦一边炒蛋，一边说：“你还真贴了？”
我点头。
他叹了口气：“我跟你讲个事。”
“你说。”
“十年前，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从老矿坑出来，带了一卷‘采空区崩塌’图，说那是矿主瞒着政府的‘红线图’。”
“他天天站路边举图，说‘别再挖了，会死人’。”
“结果呢？”
“他图没挂两天，就被派出所以‘扰乱秩序’带走了。”
“人呢？”
“后来他老婆说，那图是假的，是他胡编的。”
“你信吗？”
“我信。但她不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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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秦把锅盖一掀：“你知道她最后怎么说吗？”
我摇头。
“她说：‘他要是讲真的，我们一家人都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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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夜无眠。
那块贴板在第三天清早被清理队铲走。
角落里，有人用水枪冲过那面墙，把“逃出来的人”洗得一干二净。
像什么都不曾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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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
这城市没有炼狱。
它根本不在意你是不是来自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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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从市场偷了张废地图，用红笔画了一条线：
从“厂区围墙”到“城市便道”，再到“棚户区角落”，最后写下四个字：
“自由无门。”
我在地图背面记下：
“他们一个都没逃出来。”
“但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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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知道，我得做点别的。
我不能只是贴纸条，不能只是喊名字。
我要开始——反咬一口。
他们掩埋那么多尸体，弄丢那么多声音，总得有人爬上去，撕下一点皮。
哪怕一指甲盖厚，也够他们疼上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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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拾包裹，换了件旧军装，剪去头发。
那天我走在路上，像极了另一个自己。
一个还没死，但不打算继续活得干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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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为了复仇。
我是为了让人记得他们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