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小日本一通“虎！虎！虎！”的招呼，把山姆大叔在珍珠港的“安乐窝”给捅了个底朝天。美国人从星期天早晨的宿醉中被炸醒，愤怒的火焰瞬间从东海岸烧到了西海岸。罗斯福总统一声“国耻日”，国会山上的议员老爷们也不再吵吵嚷嚷什么“孤立主义”了，除了一个头铁的和平主义女议员，几乎是全票通过对日宣战。紧接着，希特勒那个“欧洲大陆一哥”也跟着瞎起哄，主动向美国宣了战。这下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算是被彻底推倒了。
珍珠港的浓烟尚未散尽，全美国都沉浸在一种混杂着震惊、悲痛和复仇怒火的复杂情绪之中。从纽约的摩天大楼到中西部的农场，从好莱坞的浮华世界到南部棉花地的黑人小伙，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在那一刻，被一种共同的情感——“干他x的小日本！”——给紧紧地团结了起来。各种招兵站前，一夜之间就排起了长龙，热血青年们争先恐后地要上前线，去给那些在珍珠港死难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这股子同仇敌忾的劲头，当然是可贵的。但当最初的兴奋和愤怒逐渐退潮之后，一个冷冰冰的、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像幽灵一样，悄悄地浮现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真正了解国家机器运作的政治家、军人和有识之士）的心头：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或者“我们能打赢战争吗”？
战争，可不是在电影院里看一场《卡萨布兰卡》那么浪漫，也不是在橄榄球场上喊几句“USA! USA!”就能赢的。战争，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是一场对国家实力、组织能力、科技水平、战略智慧以及国民意志的终极试炼。它不仅仅考验你有没有战斗的决心，更考验你有没有打赢的底气。
要说美国人这“底气”啊，在1941年底那会儿，还真不是那么足。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透着一股子“心虚”和“不自信”。
您翻开美国的战争史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山姆大叔打过几场像样的“大仗”？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虽然最后也加入了协约国，派了几百万大兵去欧洲，也为最终打败同盟国出了力。但说实话，美国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中途插手者”和“胜利摘桃者”的角色，而不是像英法那样，从头到尾真刀真枪地跟德国人死磕了四年，流尽了血汗。美国大兵在欧洲战场上，真正大规模参战的时间并不长，经验也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在一战中扮演那种主导战局、力挽狂澜的核心角色。
再往前数呢？美墨战争（1846-1848），那是欺负人家墨西哥小兄弟，抢了人家一大片土地。美西战争（1898），那是跟西班牙这个已经日薄西山的“没落帝国”抢殖民地，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给打趴下了。这些战争的对手，都太“软弱”了，胜利来得太“轻松”了，根本无法给美国带来那种经历过生死考验、战胜过强大对手之后才能拥有的真正底气和自信。可以说，美国军队的传统，更像是一个“地区警察”，擅长在自家后院“打小仗”，处理一些“治安事件”，但对于要不要、以及能不能打一场全球规模的、与德国日本这种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强国进行殊死搏斗的“世界大战”，他们心里，其实是没谱的。
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潜藏在美国人（甚至包括一些西方盟友）的心中：那就是，我们这套吵吵嚷嚷、效率低下、还得天天看选民脸色的“民主制度”，真的能打赢那些高度集权、纪律森严、说一不二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吗？
您瞅瞅那德国，希特勒一声令下，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所有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为了“元首”和“帝国”去战斗。再看看那日本，天皇一道诏书，老百姓就嗷嗷叫着要“玉碎”，飞行员开着飞机就敢往军舰上撞。那种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严酷的军事纪律和不计代价的牺牲精神，确实让习惯了自由散漫、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栗。
美国这边呢？一边是选民手里的投票箱，一边是工厂里的流水线，议会里天天吵架，报纸上各种声音都有。这样的国家，真的能团结一致，有效地组织起来，去跟人家那种“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意志”的独裁国家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总体战吗？很多人心里，都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对自身制度在战争效能方面的怀疑，也成了当时美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焦虑。
更别忘了，珍珠港的炮声虽然暂时打碎了“孤立主义”的迷梦，但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在美国社会可是根深蒂固，经营了几十年了。大部分美国老百姓，还是习惯了和平安逸的生活，对参与一场可能要持续数年之久、付出巨大牺牲的全球性战争，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持久的耐性想象。他们可能因为一时的愤怒和爱国热情而支持参战，但如果战争拖得太久，伤亡太大，经济负担太重，他们还能不能继续支持下去？这也是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时时掂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完了心理上的“不自信”，咱们再来看看1941年底，美国军队这“硬件”和“软件”的真实状况，那可真是让人捏一把汗。六个字形容：迟钝、分散、稚嫩。
陆军：新兵蛋子配“老爷车”
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的总兵力，大约只有170万人左右。这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少，但跟德国和苏联动辄数百万的大军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170万人里，绝大部分都是刚刚通过《义务兵役法》征召入伍、还在进行基础训练的“新兵蛋子”，很多人连枪都还没摸熟练，更别说上战场打仗了。
装备方面呢？与其说寒酸，更不如说是粗制滥造。美国陆军的装甲兵力尤其薄弱，主战坦克还是m3中型坦克。这m3坦克，设计思路奇葩，火力配置也不合理（主炮装在车体右侧，射界受限，车长指挥塔视野又差），装甲防护也相当糟糕，被德国兵和后来的英国兵戏称为“移动的棺材”或者“七兄弟棺材”（因为它成员多，一旦被击中，很容易全车报销）。跟德国的三号、四号坦克比起来，简直就是个“战五渣”。至于更先进的m4“谢尔曼”坦克，那会儿还在图纸上或者刚刚开始小批量试生产呢。
海军：主力挨揍，战术迷茫，“哑巴鱼雷”气死人
海军的情况，比陆军稍微好点，毕竟是传统的海上强国。但在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主力被日本人一锅端了，剩下的舰船也大多带伤。虽然三艘航空母舰侥幸逃过一劫，为后来的反击保留了火种，但当时美国海军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航母进行大规模海空作战，战术思想还远未成熟，还处在摸索和学习的阶段。
更坑爹的是，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当时装备的主力鱼雷——mark 14型鱼雷，简直就是个“超级大坑货”！这种鱼雷毛病百出，故障率高得离谱！要么是深度定不住，打出去直接从敌舰底下钻过去了；要么是引信有问题，明明击中了目标，却死活不爆炸，成了“哑弹”；更奇葩的是，有时候它还会在水下自己转圈圈，搞不好还会回来把自己家的潜艇给“误伤”了！前线的潜艇艇长们，被这破鱼雷气得是七窍生烟，集体上书海军部要求解决问题。可海军那些官僚老爷们呢？一开始还捂着盖着，不肯承认自己的产品有问题，硬是让美国潜艇兵们在战争初期，用着这种“十发九不响”的“宝贝疙瘩”，错失了无数战机，也白白牺牲了不少生命。
空军（陆军航空队）：羽翼未丰，性能落后，经验欠奉
那时候的美国空军，还不叫“空军”，而是隶属于陆军的“陆军航空队”，独立性差，在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上，往往得看陆军大佬们的脸色。
主力战斗机，还是寇蒂斯公司的p-40“战斧\/小鹰”系列。这飞机吧，皮实耐用，火力也还凑合，但在飞行性能（特别是爬升率和高空机动性）上，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比起来，明显就不是一个档次的。飞行员呢？也大多是些没上过战场、飞行小时数也不足的“菜鸟”，空战经验基本为零。
至于被寄予厚望的b-17“空中堡垒”这样的四引擎重型战略轰炸机，在1941年底，数量还非常稀少，战略轰炸的理论和战术也才刚刚起步，远未形成规模化的作战能力。
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美日两国海军（这是初期较量的主要力量）的实力对比，究竟是怎样的呢？
日本的优势：
海军航空兵训练精良、战术娴熟：日本海军经过长期的重点建设和山本五十六等人的大力推动，其舰载航空兵的飞行员素质、训练水平和战术运用（特别是航母集群打击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顶尖水平。很多飞行员都参加过侵华战争，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舰队集中、攻击迅猛：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初期，能够将其最精锐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集中使用，对选定的目标实施毁灭性的突然袭击，具有强大的战术主动权和攻击力。
陆军在亚洲作战经验丰富，快速推进：日本陆军在中国等亚洲战场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作战经验，虽然装备可能不如德国精良，但在丛林、山地等复杂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不容小觑，而且在战争初期，其推进速度也相当惊人。
美国的劣势：
战力部署分散，准备不足：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工业潜力和海军实力，但在战争爆发前，其军事力量分散在全球各个基地，太平洋舰队虽然主力集中在珍珠港，但整体上缺乏应对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准备。
兵员刚动员、战术未磨合：大量的陆军和航空队人员都是刚刚征召入伍的新兵，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海军虽然有经验丰富的老兵，但新的战术思想（比如航母作战）尚未完全普及和成熟。
战区协调体系未建立，全球投射力弱：美国虽然本土实力强大，但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力量投射到遥远的太平洋战场，如何与盟国（比如英国、澳大利亚、中国）进行有效的战略协调和联合作战，这些都还是刚刚开始探索的课题，缺乏成熟的体系和经验。
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日本凭借着其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在军事上是占据着明显的“先手”优势的。
武器问题：打得响不响，先看弹炸不炸
除了整体实力上的差距，美军在战争初期，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也极其要命的问题——那就是手里家伙不好使！有些关键性的武器装备，不仅性能比不上对手，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质量缺陷！
鱼雷问题：mark 14系列故障率极高
前面咱们已经提到了，美国海军潜艇部队装备的mark 14型鱼雷，简直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爆炸、跑得太深打不着、甚至在水下自己转圈圈回来炸自己……各种奇葩故障层出不穷！前线的潜艇艇长们，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钻到敌人军舰底下，瞄准了，发射了，结果呢？要么是“噗通”一声闷响，啥动静没有；要么就是眼睁睁看着鱼雷从敌舰底下优雅地“路过”，连根毛都没伤到。这得有多憋屈，多绝望？在战争初期，mark 14鱼雷的有效命中爆炸率，低得令人发指（大概只有百分之30）！很多潜艇艇长都快被这破玩意儿给逼疯了，他们宁可用老式的、威力小一点但相对可靠的鱼雷，也不愿意再用这种“十发九坑”的新宝贝。可海军军械局那些官僚老爷们呢？一开始还死活不肯承认自己的产品有问题，把责任都推给前线操作失误，硬是捂着盖着拖了近1年多，直到问题实在瞒不住了，才在1943年中期开始不情不愿地进行调查和改进。这期间，多少宝贵的战机被错失，多少无辜的生命被葬送！
坦克与装甲：m3李式被讽为“移动棺材”
陆军的m3“李\/格兰特”中型坦克，也好不到哪儿去。这玩意儿，火力分布不合理（主炮装在车体右侧，射界受限），车体高大笨重（容易成为靶子），装甲薄弱（一打就穿），车长指挥塔视野又差得离谱。在北非战场上，英国人用它跟德国的坦克打，被打得是叫苦连天，私下里都管它叫“移动的棺材”或者“送给隆美尔的礼物”。美国大兵们自己，也没少拿它开涮。
飞机问题：p-40不敌零式，训练事故频发
空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寇蒂斯p-40“战斧\/小鹰”战斗机，虽然也算皮实耐用，但在面对日本海军那灵活刁钻的“零式战斗机”时，往往是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盘旋格斗性能上，差距明显。很多缺乏经验的美国飞行员，在与老练的日本飞行员的空战中，往往占不到便宜。至于像马丁b-26“掠夺者”这样的中型轰炸机，在早期型号中，因为设计缺陷和操纵困难，起降时事故率极高，甚至被飞行员们戏称为“寡妇制造者”或“飞行妓女”（因为它没有肉眼可见的支撑结构，尾翼又小，看起来像要散架）。更别说，由于战争初期的飞行员训练体系尚不完善，训练时间不足，导致各种飞行事故频发，很多年轻的飞行员甚至还没来得及见到敌人，就先因为操作失误或者机械故障而机毁人亡了。
可以说，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这段时间，山姆大叔手里这把“民主的宝剑”，不仅有点生锈，甚至还有点卷刃，很多时候，都得靠着飞行员和士兵们过人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去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劣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军队装备的种种问题，刚刚把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潭里拉出来没几年的罗斯福总统，知道，他必须再次展现出那种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的领导力了！他要做的，不仅仅是领导一场战争，更是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将整个美国社会，从和平时期的轨道，彻底切换到战时状态，将美国那沉睡的工业潜力和经济实力，彻底唤醒和激活，打造成一部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
这一次，罗斯福总统不仅仅是“三军总司令”，他更像是一个“总工程师”，一个“总设计师”，一个“总动员部长”！
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罗斯福总统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行政效率。他通过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或者推动国会通过紧急立法，成立了一大批新的战时领导和协调机构，比如：
战争生产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权力极大，负责统筹和管理全国的工业生产，决定哪些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原材料如何分配等等，简直就是战时经济的“总调度师”。
价格管制局：负责控制物价，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商品配给制度，确保战争物资的公平分配和民众基本生活的稳定。
战争人力委员会：负责调配全国的人力资源，确保军事部门和国防工业有足够的合格劳动力。
还有像战略情报局，也就是后来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时新闻局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得罗斯福总统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调动和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为赢得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可以绕开国会那些繁琐的立法程序，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一些紧急的战时措施，这使得战时政府的决策效率大大提高。
工业体系重构，民用转军用，创造“生产奇迹”
美国之所以能最终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最根本的依仗，就是它那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战争物资，则得益于罗斯福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美国企业界（在爱国热情和丰厚利润的双重驱动下）的积极配合。
“汽车城”变“兵工厂”：像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些曾经生产小轿车、大卡车的汽车巨头，在战争爆发后，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生产线从制造民用汽车，转向了生产坦克、装甲车、飞机引擎、军用卡车、吉普车、大炮、枪支弹药等各种军火。底特律这个当时的“汽车之都”，摇身一变，成了盟军最重要的“兵工之城”！
福特公司的“威洛兰奇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威洛兰地区建造的那座专门用来生产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的超级工厂了。这座工厂占地面积之大，生产线之长，工人数量之多，都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亨利·福特把他那套在汽车生产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流水线作业法，创造性地运用到了飞机制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改进，威洛兰工厂的b-24轰炸机产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在生产高峰期，平均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架崭新的b-24轰炸机从流水线的末端缓缓驶出！这种“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飞机”的工业奇迹，不仅让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感到绝望，也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美国工业的恐怖潜力。
工厂三班倒，工人总动员：为了满足前线对武器弹药的巨大需求，美国的工厂实行了三班倒工作制，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工人数量也迅速膨胀，大量的失业者重新找到了工作岗位。
战争，不仅仅是前线士兵的厮杀，更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是全体国民意志和决心的比拼。罗斯福总统深谙此道。他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生产就是参战”、“节约也是贡献”的理念，灌输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
“铆钉玫瑰”的崛起：随着大量男性青壮年应征入伍开赴前线，美国的工厂劳动力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为了填补这个缺口，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响应政府的号召，走出家庭，穿上工装，进入了飞机制造厂、坦克厂、造船厂、军火厂……她们熟练地操作着各种机器，焊接、铆接、装配……用她们灵巧的双手，为前线的战士们生产着各种急需的武器装备。这些英姿飒爽、充满力量的女性劳动者，被亲切地称为“铆钉工罗西”，她们的形象（通常是一个扎着红色头巾、卷起袖子、展示着结实臂膀的女性），成为了二战时期美国女性支援战争、贡献力量的象征。
宣传机器总动员：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们，纷纷拍摄各种鼓舞士气、宣传爱国主义的战争题材影片；广播电台里，天天播放着激昂的战斗歌曲和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报纸杂志上，则充斥着谴责法西斯暴行、号召民众支持战争的漫画和文章。政府还成立了战时新闻局，统一协调和管理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确保全国人民都能接收到“正确”的战争信息，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
全民节衣缩食，资源配给保前线：为了确保有限的战略物资能够优先满足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商品配给制度。汽油、轮胎、白糖、咖啡、肉类、黄油、罐头食品……这些在和平时期习以为常的日用品，都成了需要凭票供应的“紧俏货”（对，你没听错，即便强如美利坚，在当时也是严格的配给制，直到1945年11月才取消配给制）。老百姓们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节衣缩食，回收废旧金属、橡胶、纸张等一切可以再利用的物资，支援前线。很多人还在自家的后院里开辟了“胜利菜园”，自己种菜，以减轻对市场供应的压力。整个美国社会，都进入了一种“勒紧裤腰带，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总动员状态。
就在美国国内一片战争动员的喧嚣之中，罗斯福总统知道，要想打赢这场全球性的战争，光靠美国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还必须与那些同样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盟国，建立起最紧密、最有效的合作关系。而在这其中，与英国的同盟，无疑是重中之重。
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仅半个月之后，也就是1941年12月22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便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毅然乘坐“乔治五世国王”号战列舰，冒着北大西洋德军潜艇的重重威胁，横渡惊涛骇浪，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了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战时访问。这次访问，不仅拉开了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数次关键战略会晤的序幕，也标志着盟军从“并肩作战”走向“联合指挥”的真正起点。
罗斯福深知，若英美虽同为战友，却各打各的算盘，那轴心国便可各个击破；为了避免重蹈一战同盟松散的覆辙，他必须第一时间邀请丘吉尔到来，亲自会面，商定全球战争的协同战略，将分散的战力，拧成一股绳。
丘吉尔的这次访问，选择在圣诞节前夕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义。他下榻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一家共同度过了一个虽然简单但却意义非凡的圣诞节。两位领导人在轻松的家庭氛围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流。据说，丘吉尔在白宫期间，经常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丝绸睡袍，叼着雪茄，在清晨就闯进罗斯福的卧室，与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一边喝着早茶，一边讨论着关乎世界命运的军国大事。这种超越了普通国与国之间领导人交往的、亲密无间的个人友谊和高度的战略互信，为后来英美两国在战争中能够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这一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升华。
“彩虹会议”的成果：奠定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基石
丘吉尔这次访美的核心议题，自然是如何协调两国的战争努力，制定共同的对敌战略。从1941年12月底到1942年1月中旬，英美两国的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联席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因为会议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曾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阿卡迪亚温泉疗养地进行非正式会谈，因此得名，其官方代号则更广为人知——“彩虹会议”，因为会议讨论的是应对不同敌人组合的各种“彩虹”作战计划）。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极其丰硕和深远的，它基本上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特别是英美两国）对轴心国作战的总体战略框架：
“先欧后亚”战略最终拍板：这是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明确，虽然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在太平洋上损失惨重，但盟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仍然是先集中力量打败纳粹德国这个轴心国集团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只有先解决了欧洲的威胁，才能最终确保全球的和平与安全。至于日本，可以暂时先采取战略防御的态势，在稳住阵脚、积蓄力量之后，再逐步转入反攻。这个“先欧后亚”的战略，对整个二战的进程和结局，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联合参谋机构的设立：为了更有效地协调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成立“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机构由英美两国各自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组成，负责制定和协调盟军在全球各个战场的联合作战计划，统一调配军事资源，共享军事情报。这标志着英美两国在军事指挥层面上，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
《联合国家宣言》的酝酿：除了军事战略，会议还讨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问题。在罗斯福总统的积极倡导下，与会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郑重宣告各国将运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与德意日轴心国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并且在取得胜利之前，绝不单独与敌人媾和。这份宣言，不仅是“联合国”这个名称的首次正式使用，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
“阿卡迪亚会议”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不仅确立了盟国在二战中的核心战略，建立起了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轴心国）展示了反法西斯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决心和力量。
对于罗斯福总统本人来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以及与丘吉尔建立起的牢固个人友谊和战略互信，也进一步坚定了他领导美国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他知道，美国不再是孤军奋战，它拥有强大的盟友，拥有正确的战略，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胜利的曙光，就一定会出现。
回顾1941年底的美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军事上，确实不是一个完全准备好了的国家。军队规模不足，训练水平不高，武器装备存在缺陷，战术思想也相对滞后。面对着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取得了巨大军事成功的德国和日本，美国在战争初期，确实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甚至一度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但是，正如历史学家们后来反复指出的那样，美国这个国家，真正可怕的，或许并不是它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而是它那种一旦被彻底唤醒之后，所能爆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全社会动员能力！
然而，就在山姆大叔刚刚从震惊中缓过神、手忙脚乱开始动员的时候，遥远的东南亚战场，却早已烽烟四起。
别忘了，珍珠港的轰炸机还没飞出太平洋，日本的另一只拳头，早就朝着马来亚、香港、菲律宾、关岛、泰国、缅甸……这一整条资源动脉打了下去。真正的南方战略大戏，才刚刚开场。
下一回，咱们就去看看，在那片热带雨林和珊瑚海之间，日本人是如何试图一口吞下整个东南亚的——以及，盟军又是如何在猝不及防中，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