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陈小满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职业病防治”这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对轧钢厂而言却十足新鲜的工作上。
正如他所料，“职业病防治”这个词，在六十年代中期的轧钢厂，听起来既陌生又有些“矫情”。
在大多数工人和甚至部分基层干部的观念里，在工厂干活，“吃苦受累、沾点灰、闻点怪味”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只要没断胳膊断腿、没躺倒起不来，就算不得什么“病”，更别提还要专门为此搞什么“防治”和“档案”了。
因此，推行之初，阻力不小。
各车间主任首先就叫苦不迭。
生产任务压得那么紧，现在还要抽调工人轮流去做“稀奇古怪”的检查，这不是耽误工时、影响生产进度吗？
虽然陈小满拿着部里的红头文件，但基层执行起来总是拖拖拉拉，阳奉阴违。
许多老师傅也觉得多此一举。
“我在这车间干了二三十年，身体棒着呢，吃嘛嘛香，查那玩意儿干啥？”
“就是，闻点铁锈味儿还能闻出病来？瞎讲究！”
“有那工夫不如让我多车两个零件！” 工人们普遍缺乏健康意识，对陌生的检查有抵触和畏惧心理。
工会、劳保科等部门态度暧昧。
他们原则上支持，但一到需要具体配合时，就开始打太极，生怕多担责任或者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和风险。
面对这些阻力，陈小满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智慧和执行力。
他并没有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强压，而是多管齐下：
他再次请出了那位差点因矽肺丧命、如今正在缓慢康复的老赵师傅。
在一个由厂工会和医务处联合组织的小型座谈会上，让老赵亲自讲述自己从“觉得没事”到“突然倒下”的可怕经历，以及现在病魔缠身的痛苦和给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
活生生的例子，比任何文件说教都更有震撼力。
工人们听着老赵沙哑的喘息和悔恨的泪水，态度开始悄然转变。
他让陈倩组织医务科骨干和积极份子，组成几个“职业病防治宣传小组”，直接深入到各个车间、班组，利用工间休息的十分钟，用最朴实的大白话讲解不同工种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早期症状以及防治的重要性。
比如，对铸造车间的讲粉尘危害和戴口罩的重要性，对锻压车间的讲噪声危害和耳塞的作用，对电镀车间的讲化学中毒的预防。
他亲自与各车间主任协商，灵活安排检查时间，尽量利用交接班、午休或生产间隙的碎片化时间，或者采用流动体检车到车间门口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的影响。
同时，他承诺，医务处会尽快出具通俗易懂的检查报告，并对发现问题的工人提供后续的咨询和指导。
在无人知晓的背后，【社会精英系统】提供了巨大助力。
宗师级的医术让他能极快地审阅大量初步检查数据，精准地从中筛选出可疑病例。
系统提供的微量资金，让他能“兑换”出一些此时国内还不多见但很实用的小型便携式检查设备，极大地提升了普查效率和准确性；甚至在他设计健康档案表格时，系统都提供了更科学、更简洁的优化方案。
在体检点，经常能看到陈小满的身影。
他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副处长，而是挽起袖子，亲自为一些犹豫不安的老师傅做检查，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检查结果，打消他们的疑虑。
他沉稳自信的气度和一眼就能看出工人身体旧伤暗疾的精准判断，很快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和口碑。
“陈副处长说得在理”、“让他看看，放心”这样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
一个月下来，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人也清瘦了些，但成效是显着的。
首批重点车间的工人普查完成了大半，数百份初步的健康档案建立起来。
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相当数量的老工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减退、听力下降、关节劳损加重等问题，甚至筛查出了几例需要立即调离原岗位并接受治疗的早期矽肺和疑似慢性中毒的病例！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案例，反过来又成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最有力武器。
之前抱怨的车间主任们看到数据后沉默了，开始真正重视起来。
厂领导在看到陈小满提交的阶段性报告和数据后，也更加支持，甚至在厂务会上点名表扬了医务处的“前瞻性和责任心”。
“职业病防治”这个新鲜名词，伴随着陈小满一个月来的奔波、汗水、智慧和坚持，终于在轧钢厂这片钢铁森林里，扎下了根，发出了芽。
它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检查数据、一份份沉甸甸的健康档案、以及工人们开始萌芽的健康意识。
陈小满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依旧忙碌的厂区，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这比批阅一百份常规文件都更有意义。
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续的跟踪、治疗、环境改善、制度建立更加任重道远。
但开了一个好头，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宗师级的医术，终于找到了一个更能发挥其巨大社会价值的广阔舞台，不仅仅是挽救个体生命，更是守护一个庞大群体的健康根基。
这让他感觉，这一个月的忙碌，无比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