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扬州城被清军攻破的第二天，清兵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多铎在攻克扬州后，对着部将们丢下一句话：“此城抗拒最烈，屠戮十日，以儆效尤。”（《清世祖实录》载其借口“扬州民抗命”，实则为震慑江南）
十几天前还在城下拼死攻城的清军，此刻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扛着刀枪穿梭在街巷里，眼里都是贪婪和残暴。绸缎铺里的绫罗被扯成碎片，当铺的柜台被劈烂，连寺庙里的铜香炉都被推倒在地，敲打得叮当作响。
住在东关街的王秀楚一家，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这位前明秀才后来写下《扬州十日记》，字字泣血：“天渐明，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天渐渐亮了，杀人的喊声到处都是，刀环碰撞的声音响起，悲怆的哭喊乱成一片）。”他亲眼看见邻居张姓商人被一刀劈倒，家里的金银被抢空，三个女儿哭着扑上去，转眼就被刺倒在血泊里。
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惨遭屠戮。有的母亲把孩子藏在水缸里，自己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出了血，还是没能保住孩子；有的书生抱着《论语》缩在书桌下，以为“夷狄之辈”会敬畏圣人，结果被一刀挑破了胸膛；还有些和尚道士，穿着袈裟道袍去劝阻，却被当成“妖僧”砍翻在佛像前。
史可法殉国的西门一带，成了杀戮最烈的地方。城墙上的箭镞还没拔干净，城下就堆起了数尺高的尸体。有清军士兵觉得杀人不过瘾，竟玩起了“比赛”——谁杀的人多，谁就能得到额外的赏银。他们把百姓的辫子绑在一起，像赶牛羊一样赶到河边，然后手起刀落，尸身扑通扑通掉进水里，染红了整条运河。
到了第五天，扬州城里已经很难找到活物了。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今被尸体和瓦砾塞满，腐臭味隔着几里地都能闻到。有个叫吴嘉纪的诗人路过扬州，后来写下《扬州慢》：“邗（hán）沟血浪高于屋，广陵白骨聚成山。”他说运河里的血翻起浪花堆得比屋顶还高，扬州城外的白骨堆成了小山。
但即便如此的屠戮，也有人没有屈服。南门内有个叫史德威的小吏，是史可法的远房侄子，他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在尸体堆里找了三天，终于认出了史可法的遗体，他偷偷把史可法葬在梅花岭下，没有立碑，只在心里记下了位置，想着等天下太平了再来立传。
还有个叫傅氏的寡妇，丈夫战死在城头，她抱着三岁的儿子躲在柴房。清军士兵进来时，她把儿子塞进柴堆，自己冲出去大骂：“你们这群禽兽！我丈夫为大明而死，我随他去！”士兵被骂得恼羞成怒，一刀杀了她，却没发现柴堆里的孩子。后来这孩子被路过的僧人收养，成了扬州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四月底的扬州开始下起小雨，雨水冲刷着街道上的血迹，却冲不掉弥漫在空气里的绝望。到了五月五日，多铎觉得“震慑”的目的已经达到，终于下令“封刀”。但此时的扬州，早已不是那座“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繁华都市了——原本八十万人口的大城，最后清点时只剩下寥寥数万人，十之八九都倒在了这场浩劫里。
清军撤走时，带着抢来的财物和俘虏，浩浩荡荡向南京进发。他们以为扬州的血能让江南人吓破胆，却没想到，这场屠杀像一颗种子，在无数人心里埋下了仇恨的根。后来江阴百姓听说扬州的惨状，全城老少歃血为盟：“头可断，发不可剃！”（《江阴城守纪》）嘉定的读书人在祠堂里哭着发誓：“就算死，也要让清军知道汉人的骨头有多硬！”
扬州十日，是刻在中华民族骨血里的伤痛。八十万同胞的哀嚎，穿透三百年的时光，仍在历史的长空回荡。那些挥舞的屠刀，不仅砍断了鲜活的生命，更试图碾碎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双双绝望的眼睛、一段段被生生撕裂的人生。
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古城的安宁，当文明的灯火在野蛮的烈焰中熄灭，人性的底线被践踏至泥土里。我们谴责这场暴行，不仅因为它夺走了无数无辜的生命，更因为它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背叛。每一滴流淌在扬州街巷的鲜血，都在诉说着暴力的狰狞与残酷；每一处被焚毁的屋舍，都在见证着和平的脆弱与珍贵。
铭记扬州十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未来：任何时候，恃强凌弱的暴力都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践踏生命尊严的理由。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是要从血与火中汲取力量，守护文明的火种，扞卫和平的根基，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这是对八十万遇难者的告慰，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