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午后，北京飘着零星细雨，却浇不灭青年学生胸中的怒火。数千名身着长衫的学生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举着“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涌向天安门广场。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消息传回中国，举国欢腾。作为战胜国之一，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多年的“以工代兵”（约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承担后勤任务，数千人牺牲）终于能换来应有的尊重，至少可以收回被德国强占的山东权益。当时的《晨报》刊登读者来信：“今欧战告终，我国为战胜国之一，国际上之地位，固已增高。从前所失之权利，当可乘机收回，此固我国民所日夜祷祝者也。”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这份期待。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出以陆征祥为团长的代表团，提出三项核心诉求：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军、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胶州湾租界、胶济铁路等）；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但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的合理诉求被完全无视。
日本早在1917年就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秘密协议，以“战后支持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换取其参战。在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强硬主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已通过1915年中日条约（即“二十一条”）及1918年中日换文确定归属日本”，要求直接继承。美国总统威尔逊虽曾提出“十四点原则”倡导“民族自决”，却最终在现实利益面前妥协，最终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
4月30日，巴黎和会正式作出决定：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概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犹如晴天霹雳。5月2日，《晨报》《国民公报》等报纸披露和会决议，北京学界率先沸腾。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在宿舍悲愤交加，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5月3日晚，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各校学生代表，会上群情激愤，有人当场高呼“牺牲救国”。经过连夜商议，各校决定次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5月4日下午1时，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上悬挂着“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的白旗，学生们散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游行队伍先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却被军警阻拦在巷口。愤怒的学生转向赵家楼，那里是亲日官员、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其子娶日本贵族之女）。学生们冲破军警防线，涌入曹宅，发现曹汝霖已逃离，便将屋内的日本家具、信件点燃。熊熊火光中，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痛打致重伤。这就是着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北洋政府随即出动军警镇压，逮捕32名学生。5月5日，北京各校宣布罢课，通电全国抗议逮捕学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统一领导运动。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游行、演讲、抵制日货的浪潮迅速蔓延。
面对全国压力，北洋政府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拒绝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曾任驻日公使，亲日派）三人职务，也未承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并组织“救国十人团”上街演讲，向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军警再次大规模逮捕学生，至6月初已拘捕近千人，北大法科校舍被改为临时监狱。
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了更广泛的反抗。6月3日，上海率先响应：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先从南市开始，后蔓延至全城），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首次大规模参与政治运动——日资纱厂工人、电车司机、码头工人等相继罢工，人数达六七万。罢工声明写道：“我辈工界，誓不与曹、章、陆诸贼共立于天地间！”
上海“三罢”的成功，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唐山、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天津、汉口的码头工人，南京的丝织工人等纷纷罢工，形成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全国性运动。运动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参与者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市民、工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反帝爱国运动。
这场运动中，各地涌现出无数感人场景：天津学生郭隆真、刘清扬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走上街头演讲；长沙学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写下《民众的大联合》，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武汉学生在街头演讲时，一位人力车夫捐出一天收入，说“我虽不识字，却知国家要亡了”；上海罢市期间，商人在店铺门前贴出“国家将亡，无心营业”“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的标语，甚至有人销毁店内日货以示决心。
全民运动的压力终于迫使北洋政府让步。6月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拒绝签署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取得了直接胜利。
五四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外交胜利，更在于它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重塑。运动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救国之路”：单纯的反帝爱国不足以改变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分化与探索，形成了三大思潮的交锋。
一是自由主义的深化。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继续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改良实现社会进步。他们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过激的暴力行为，认为“文明排外”才是理性选择。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爱国的方法很多，牺牲的精神也很可敬，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持久的努力。”
二是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刘师复、黄凌霜等知识分子主张废除一切政府和权威，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发行《自由录》《工余》等刊物，组织“工读互助团”，试图通过小型互助组织实现社会改造。北京、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一度吸引了瞿秋白、张崧年等青年参与，但因经济困难和内部矛盾很快解散，却为后来的社会实验提供了借鉴。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李大钊是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中，他亲自参与游行，营救被捕学生，并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文声援运动。运动后，他与陈独秀等人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者》《劳动界》等通俗刊物，在长辛店、上海等地组织工人夜校。
五四运动中的“反帝”与“反封建”是紧密结合的。学生们在高呼“外争主权”的同时，也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意识到“内除国贼”与“外争主权”同样重要。这种将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思路，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