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走后的第三十七天，黑子把前爪搭在我磨破的布鞋上。
它胸前的白鬃毛蹭着我的裤脚，像母亲临终前织到一半的毛背心，绒毛里还沾着老家后山的草籽。
我蹲下来替它摘掉粘在趾间的苍耳，指尖触到它肉垫上的硬茧——那是跟着我在城里跑了三个月磨出来的，比同龄土狗的爪子要厚上两倍。
城里的夏天总带着股焦糊味。
便利店的冷柜嗡嗡作响，尾气混着烧烤摊的油烟钻进楼道，黑子每天都要在阳台和厕所之间来回踱步，用鼻子反复确认每一寸角落。
它不像在老家那样敢追着山雀跑，连下楼梯都要贴着墙根走，生怕金属扶手的碰撞声惊动了邻居。
我总安慰自己，等攒够钱租个带院子的房子就好了，却没注意到它越来越少碰狗粮盆，直到那天清晨，食盆里的粮原封不动，连水盆都被舔得能照见狗影子。
发现黑子不见时，我正在蒸包子的笼屉前打盹。
面团还粘在指尖，围裙上全是面粉脚印。
阳台的纱窗被抓出个毛边的洞，楼下早餐摊的王大爷说，看见个黑影子追着辆垃圾车跑了，胸前的白鬃毛在晨雾里一闪一闪的。
我发了疯似的在垃圾站翻找，腐臭的汤水渗进指甲缝，直到黄昏才在城郊的排水沟里找到半片带血的狗毛——颜色和黑子的一模一样，却比它的毛要粗粝许多。
接下来的四十天，我把寻犬启事贴满了公交站台。
打印机墨水蹭脏了指尖，“黑色土狗，胸前白鬃如领结”的字样在暴雨里晕成蓝色的泪。
深夜回家时，总会错觉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推开门却只有黑子常睡的垫子歪在墙角，上面还留着个浅灰色的狗形凹痕。
我抱着垫子缩在沙发上，闻着残留的狗毛味掉眼泪，突然明白父母走后，黑子不仅是我的伙伴，更是我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世上唯一记得我十三岁时蹲在门槛上哭的活物。
接到老家亲戚电话的那天，我正在给新到的冻货卸货。
手机在围裙兜里震动，冻鸡胸肉的寒气顺着掌心爬进骨髓，亲戚的声音像浸了冰：“黑子回来了，趴在你爹娘的坟前呢。”
三轮车骑到半路爆了胎，我光着脚在国道上跑，脚底被碎石划出血道子，却感觉不到疼。
脑海里全是黑子在后备箱里的样子——出发那天它明明很兴奋，爪子扒着后车窗看沿途的稻田，怎么就突然认定了要回老家？
推开老宅木门时，暮色正从瓦缝里漏进来。
黑子的尾巴扫过满地的槐花，那是它小时候最爱追着咬的白色花瓣。
它瘦得能看见肋骨根根凸起，右前爪的肉垫缠着用玉米叶编的简易绷带，见我进来，竟用三条腿站起来扑向我，那条受伤的前爪悬空着，像在拼命证明自己还能跑。
我抱住它时，摸到它后颈沾着干涸的泥浆，扒开一看，竟有条两寸长的伤口，皮肉翻卷着，露出下面淡粉色的嫩肉——那是被某种带刺的植物划的，老家到城里的路上，要穿过三片长满野蔷薇的荒田。
夜里给黑子换药，它疼得浑身发抖，却始终把下巴搁在我膝头。
煤油灯的光晃在墙上，映出它胸前的白鬃毛——比走的时候稀疏了些，却依然像个歪歪扭扭的领结。
我突然想起三个月前在城里，它总对着电梯里的镜面狂吠，大概是认不出自己在玻璃里的倒影，也受不了瓷砖地面的冰冷。
原来从踏上柏油路的第一天起，它就没停止过寻找回家的路，用鼻子记住每座桥的青苔味，每棵槐树的年轮香，直到沿着记忆里的山风味道，一步步挪回了这个连GpS都找不到的小山村。
“对不起，”我把脸埋进它带着土腥味的毛里，“我以为带你去城里是享福，却不知道你连撒尿都找不到有蒲公英的墙角。”
黑子的尾巴在砖地上扫出沙沙的响，像在安慰我这个笨拙的主人。
月光从破窗照进来，照着它新结的痂，也照着门框上父母刻的身高线——最后一道“小川一米五”的刀痕里，不知何时被塞进了片狗毛，灰白色的，比黑子的毛要粗，像是从哪只流浪狗身上薅下来的。
那天夜里，黑子睡在我脚边，爪子时不时抽搐一下，像是还在跨越公路上的车流。
我摸着它胸前的白鬃毛，突然明白有些忠诚不是选择，而是刻在骨头里的本能。
就像父母当年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边防，就像黑子宁可磨破肉垫也要回到这个穷得连信号都没有的山村，有些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那是让灵魂有处安放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