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派中黄门去武库拿兵器，前前后后去了十多批，把兵器送到董贤和自己乳母王阿的家里。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里的兵器，那是国家公用的。国家的军事装备，从修缮制造到完工，用的可都是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就算是皇帝也不能随便用来供给日常供养；日常供养和犒劳赏赐，都得从少府出。这是为了不把国家储备的钱用到无关紧要的地方，不拿百姓的财力去满足不必要的花费，区分公私，指明正道。以前诸侯、方伯有权掌管征伐，才会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的官吏负责抵御敌寇，也会赐给武库的兵器，都是有职责在身才能得到。按照《春秋》的道理，家里不能藏铠甲，这是为了抑制臣子的威风，削弱私人的力量。现在董贤这些阿谀奉承的宠臣，还有您乳母这种靠私人恩情得宠的女子，却用国家公用的东西供给他们私人，把国家威严的兵器，变成他们家里的装备，百姓的财力花在宠臣身上，兵器配给了地位低微的女子，这样做不合适，会助长他们的骄纵和僭越，没法给天下人做表率。就像孔子说的：‘这种事怎么能出现在三家的庙堂上呢！’我请求把兵器收回武库。”汉哀帝听了很不高兴。
没过多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婢女，毋将隆又上奏说：“买价太低了，请按照公平的价格交易。”汉哀帝于是下诏书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身为九卿，不但不能纠正朝廷做得不好的地方，反而上奏和永信宫（傅太后居所）争论买卖价格高低，有伤风化，有失体统。但因为毋将隆之前有安定国家的言论，就把他降职为沛郡都尉。”当初，汉成帝末年，毋将隆担任谏大夫，曾经上奏密封的奏书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担任公卿，是为了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让他住在京城的官邸，来安抚天下。”所以汉哀帝念着他这句话，对他有所宽容。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看汉成帝的时候，外戚把持权力，每个人都拉自己的亲信塞满朝廷，堵住了贤能之人的晋升之路，搅得天下乌烟瘴气，奢侈无度，老百姓穷困潦倒，所以出现了近十次日食，彗星也四次出现。这些危险灭亡的征兆，陛下您是亲眼见过的；现在怎么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如今老百姓有七种导致失去生计的情况：阴阳不调和，发生水旱灾害，这是第一种；官府征收重税，还有各种赋税，这是第二种；贪官污吏假公济私，索取不停，这是第三种；豪门大族像蚕吃桑叶一样贪得无厌，这是第四种；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耽误了百姓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乡里打起战鼓，男女都被征去防守，这是第六种；盗贼抢劫，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这七种失去生计的情况还算好的，还有七种导致死亡的情况：被酷吏殴打致死，这是第一种；刑狱判决严苛，这是第二种；被冤枉陷害的无辜之人，这是第三种；盗贼突然兴起，这是第四种；仇人互相残杀，这是第五种；年成不好闹饥荒，这是第六种；传染病流行，这是第七种。老百姓面临七种失去生计的情况却没有一条生路，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太难了；老百姓面临七种致死的情况却没有一线生机，想要刑罚搁置不用，实在太难了。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暴形成风气导致的吗？群臣有幸能身居高位，享受优厚的俸禄，难道有谁会对老百姓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行教化吗？他们心里只想着经营自家，拉拢宾客，谋取私利罢了。把苟且迎合、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白拿俸禄当作明智，说像我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民间提拔起来，肯定希望我能有点用处，难道只是想让我在大官的位置上享受美食，占据高门大宅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是皇天的儿子，下是百姓的父母，受上天的委托来养育百姓，对待他们应该一视同仁，就像《尸鸠》这首诗里说的那样。现在贫民连菜都吃不饱，衣服也破破烂烂，父子、夫妇都不能相互保全，实在让人鼻子发酸。陛下要是不救他们，他们还能去依靠谁呢！为什么只偏爱照顾外戚和宠臣董贤，赏赐多得要用万来计算，让他们的奴仆、宾客，把酒当水喝，把肉当豆叶一样随便吃，连奴仆们都因此致富，这可不是天意啊。
“还有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官爵可不是陛下您个人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给出去的官爵不恰当，得到官爵的人不合适，却希望上天高兴、百姓信服，这不是很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口才好得能蛊惑众人，能力强得可以独当一面，但他们是奸人中的头目，对社会的迷惑更严重，应该及时罢免他们。还有外戚家那些没学过经学的幼童，都应该让他们去跟老师学习。赶紧征召原来的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原来的大司空何武、师丹，原来的丞相孔光，原来的左将军彭宣，他们都做过博士，都担任过三公；龚胜担任司直时，各郡国选举都很慎重；这些人都可以委以重任。陛下之前因为一点小事就罢免了何武等人，让天下人失望。陛下能容忍那么多没有功德的人，怎么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呢？治理天下的人，应该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不能只图自己一时快意啊。”鲍宣的话虽然尖锐，汉哀帝因为他是有名的儒生，对他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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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生动展现了西汉末年政治的腐朽与社会的动荡。从毋将隆对兵器分配及傅太后低价买婢的谏言，能看出当时朝廷纲纪紊乱，公私不分，外戚势力肆意妄为，连国家武备和基本交易原则都被破坏，皇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戚满足私欲的工具。鲍宣的上书更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面临的艰难处境，七种致贫之因与七种致死之由，将百姓的悲惨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背后是公卿守相的贪残，他们只顾私利，无视百姓死活，整个统治阶层已严重脱离民众。同时，鲍宣对董贤、傅商等无功受封及用人不当的批判，表明当时选官封爵制度已形同虚设，国家陷入用人唯亲、奸人当道的混乱局面。尽管鲍宣言辞恳切，汉哀帝也仅因其名儒身份予以宽容，却并未真正改变现状，这反映出西汉末年统治集团的积重难返，王朝走向覆灭的趋势已难以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