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癸卯年）
夏天四月最后一天，出现日食。当时皇帝照着肃宗的老规矩，兄弟们都留在京城。有关部门觉得日食意味着阴气太盛，就上奏说要打发各位王爷回自己的封国。皇帝下诏说：“这次日食的异常，责任在我一人。王爷们年纪小，早早没了爹妈照顾，长大后互相扶持，就像《蓼莪》《凯风》里写的那样让人难过。我这不舍得他们走的心思，我知道不符合国家制度，但还是再让他们留一阵子吧。”
秋天九月，皇帝往南方巡游，清河、济北、河间三位王爷一起跟着。
四个州发大水。
冬天十月，皇帝先到章陵，又去云梦。当时太尉张禹留在京城守着，听说皇帝要去江陵，觉得去那儿太冒险，就赶紧派人骑快马递奏章劝皇帝。皇帝回复说：“祭祖都弄完了，本打算接着往南去拜拜长江，刚收到你的奏章，我就在汉水这儿转头回宫啦。”十一月就回宫了。
以前岭南那边会送新鲜龙眼和荔枝，路上每隔十里、五里就设个站点，不分白天黑夜地接力送。临武县长汝南人唐羌上奏章说：“我听说当领导的不能光想着吃好吃的，下面的人也别把送吃的当功劳。我看到交趾那七个郡送新鲜龙眼啥的，一路上人喊马叫像被鸟惊到、风刮起来似的。南方天气热，路上各种毒虫猛兽，送的人指不定就遇到危险丢了命。死了的人不能复活，还能救的咱就救救。这俩水果就算送到宫里，也不见得能让人延年益寿啊。”皇帝就下诏说：“远方送来的稀罕东西，本来是用来祭祀祖宗的，要是为了送这些伤人，哪还谈得上爱护老百姓，告诉御膳房，别再收这些进贡啦！”
这一年，开始让各郡和封国在夏至的时候审查那些罪行轻的犯人。
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甲辰年）
秋天七月，闹旱灾。
七月辛酉日，司徒鲁恭被免官。庚午日，让光禄勋张酺当司徒，结果八月己酉日，张酺就去世了。
冬天十月辛卯日，让司空徐防当司徒，大鸿胪陈宠当司空。
十一月己丑日，皇帝去缑氏，还登上了百岯山。
北匈奴派使者来说要称臣，还送了礼物，希望能像以前呼韩邪单于那样和亲。皇帝觉得他们礼数不够，没答应，但给了使者丰厚赏赐，也没让使者带回复信。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乙巳年）
春天的时候，高句骊的王宫带兵冲进了辽东的边境防线，在六个县那一带烧杀抢掠。到了夏天四月庚午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秋天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出兵攻打高句骊，把他们打得大败。到了冬天十二月辛未日，皇帝在章德前殿驾崩。一开始，皇帝的皇子们夭折了十几个，后面出生的皇子就偷偷地养在民间，大臣们都不知道。直到皇帝去世 ，后来出生的皇子,时常秘密养在民间。汉和帝去世后，邓皇后才把在民间的皇子接回宫中。长子刘胜，得了很长时间难以治愈的病；出生一百多天的小皇子刘隆被迎立为皇太子，那晚,就登皇帝位(即汉殇帝)。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国家大丧，宫中丢失了一竹箱大珠；太后心想假如要拷问，肯定有没罪而被逮捕的，会冤枉好人，于是就亲自传见宫人，细微察言观色，偷大珠的人立刻就低头认罪了。又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哈，和帝宠幸的人跟吉成的车夫一块儿诬陷吉成搞巫蛊这种邪乎事儿，和帝直接把吉成丢到掖庭去严刑审讯。一番操作下来，各种证词啥的看着就像是实锤了。太后就寻思，吉成以前在先帝身边，自己对他也不薄，平时这人看着也老实巴交，没说过啥坏话，怎么突然就干出这种毁三观的事儿，感觉不符合这人设啊。于是太后亲自把吉成叫来，重新仔仔细细盘查核实，好家伙，结果发现竟然是那车夫在背后捣鬼，故意坑吉成。大家知道真相后，那是一个劲儿地夸太后英明！
这时候呢，北匈奴又派人跑到敦煌来进贡，还说啥自家国家穷，礼数啥的准备得不太到位，希望能请个大使过去，还表示愿意送王子来当人质。太后呢，也没搭理他们派来的使者，就多给了点赏赐打发了。
再说洛阳令，广汉人王涣，这人做人那叫一个正直，眼光贼犀利，那些藏得很深的奸邪事儿都能被他挖出来。表面上治理手段挺强硬，其实内心特别善良。他断的那些案子，大家那是心服口服，整个京城的人都觉得他神了。结果这一年，王涣在任上去世了，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在集市上做生意的，听到这消息没有不唉声叹气、泪流满面的。王涣的灵柩往西送回老家的时候，路过弘农，老百姓都在路边摆上桌子祭祀。有官吏就问为啥，大家都说：“以前我们带着米去洛阳，老是被那些官吏士兵敲诈，每次都得损失一半。自从王大人上任，我们再也没被欺负过，所以来报答他的恩情。”洛阳的老百姓还给他建了祠堂，写了诗，每次祭祀的时候，都要弹琴唱歌来纪念他。太后知道这事儿后下诏说：“像王涣这样的忠良官吏，那可是国家治理的顶梁柱啊，朝廷拼命找这样的人才，可真正能找到的太少了。现在任命王涣的儿子王石为郎中，以此来鼓励那些勤劳肯干的官吏。”
评论
这段史料勾勒出汉和帝统治末期的政治图景与社会风貌，展现了东汉中期皇权运作、民生治理与边疆关系的多重面相，其中诸多历史细节值得深入剖析。
在政治决策的人性化考量方面，永元十五年四月的日食事件颇具代表性。当有司以 “阴盛” 为由奏请遣诸王回封国时，和帝以 “责由一人” 承担天象异常的责任，更以《蓼莪》《凯风》的亲情典故为由挽留诸王，这种决策既规避了将灾异归咎于宗亲的政治风险，又彰显了对亲情伦理的重视。帝王将灾异责任揽于己身的态度，体现了 “天人感应” 思想下君主的自我约束，而对宗亲的宽容姿态，则暗含着巩固皇权核心圈层的政治智慧。
民生关怀的实践与突破在史料中尤为突出。岭南贡奉龙眼、荔枝的记载，暴露了古代贡品制度对底层民众的压迫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的昼夜传送，背后是 “触犯死亡之害” 的民生代价。唐羌的谏言直击要害，指出 “上不以滋味为德” 的政治伦理，最终促使和帝下诏停罢贡奉。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汉代谏官制度的有效性，更展现了统治者在 “宗庙祭祀” 传统与 “爱民之本” 之间的价值抉择，其停贡决策堪称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实践。而 “令郡国以日北至按薄刑” 的制度创新，则体现了司法治理的人文关怀，通过时令调节刑罚执行，蕴含着 “顺天应人” 的治理理念。
对外关系的审慎姿态在对北匈奴的政策中清晰可见。面对北匈奴 “称臣贡献，愿和亲” 的请求，和帝与太后始终坚持 “旧礼不备则未许” 的原则，仅以厚赏回应却不缔结盟约。这种外交策略既保持了中原王朝的礼仪尊严，又避免了因匈奴内部不稳定可能带来的外交风险，反映了东汉中期对边疆民族 “恩威并施” 而侧重防御的务实态度。相较于西汉对匈奴的强硬或和亲，此时的政策更显理性与克制。
吏治清明的社会反响通过王涣的事迹得到生动诠释。这位 “居身平正，明察奸伏” 的洛阳令，以 “外行猛政，内怀慈仁” 的治理风格赢得民心。史料中 “百姓市道咨嗟流涕”“弘农民庶设案报恩” 的细节，不仅印证了 “苛政猛于虎” 的古代社会现实，更反衬出良吏对民生改善的重要意义。太后 “以其子为郎中” 的表彰，既践行了 “劝劳勤” 的激励机制，也凸显了东汉政府对 “忠良之吏” 在国家治理中核心作用的认知。
纵观这段历史，汉和帝时期展现出矛盾统一的治理特征：既有灾异天人感应下的皇权自律，也有突破传统礼制的务实决策；既存在贡品制度的民生压迫，也可见民本思想的政策调整；既保持着对边疆民族的警惕，也维系着基本的外交礼节；既有司法制度的人文创新，也依赖于良吏个人的治理效能。这些历史片段不仅勾勒出东汉中期的政治生态，更揭示了中国传统治理中 “德治” 与 “法治”、“传统” 与 “变革”、“中央集权” 与 “地方治理” 的永恒张力，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提供了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