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辛酉年），春天的时候，护羌校尉马贤把卢怱叫来直接给砍了，然后派兵去揍卢怱的族人，斩获了两千多敌人，忍良等人吓得逃出了塞外。
与此同时，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带着兵去攻打高句丽。高句丽王宫派他儿子遂成假装投降，结果趁机偷袭玄菟和辽东，把汉军打得够呛，死伤两千多人。
二月，皇太后邓氏生病卧床，癸亥这天，皇帝大赦天下。到了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去世。还没来得及大殓，皇帝就重申之前的命令，封邓骘为上蔡侯，给予特进的地位。丙午日，安葬了和熹皇后邓氏。邓太后掌权这些年，又是水灾旱灾，又是外族入侵、盗贼内乱，她只要一听说百姓挨饿，常常整夜睡不着觉，还亲自减少自己的用度来救灾，所以后来天下又太平了，收成也变好了。皇帝开始亲政后，尚书陈忠推荐了一些隐士和正直的人，像颍川的杜根、平原的成翊世这些人，皇帝都任用了。陈忠是陈宠的儿子。当初邓太后掌权的时候，杜根是个郎中，他和同事一起上书说：“皇帝长大了，该自己处理政事啦。”太后一听就火大，让人把他们装进丝绸袋子，在殿上活活摔打，然后拉到城外。杜根竟然苏醒过来，太后派人查看，他就装死，三天眼睛里都生蛆了，这才得以逃脱，在宜城山里一家酒馆当伙计，一躲就是十五年。成翊世作为郡里的小吏，也因为劝太后归政给皇帝而获罪。皇帝亲政后，把他们都征召到公车府，任命杜根为侍御史，成翊世为尚书郎。有人问杜根：“你当年遭难，天下人都觉得你做得对，认识的熟人也不少，为啥要把自己搞得这么惨呢？”杜根说：“在民间活动，很难做到完全不被发现，万一被发现了，灾祸就会连累亲友，所以不能冒险啊。”
戊申日，皇帝追尊自己的老爹清河孝王为孝德皇，老妈左氏为孝德后，奶奶宋贵人为敬隐后。当年，长乐太仆蔡伦受窦太后指使，诬陷宋贵人，现在皇帝下令让蔡伦自己去廷尉那儿受审，蔡伦只好喝药自杀了。
夏天四月，高句丽又联合鲜卑入侵辽东，蔡讽带兵追到新昌，结果战死了。他手下的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为了保护他，也都死在了战场上。
丁巳日，皇帝尊自己的亲妈耿姬为甘陵大贵人。
甲子日，乐成王刘苌因为骄纵淫乱、违法乱纪，被降为芜湖侯。
己巳日，皇帝下令让公卿到郡国守相，每人推荐一个有道德学问的人。尚书陈忠觉得，诏书既然鼓励大家谏言，肯定会有很多人言辞激烈，皇帝可能容不下，就提前上疏给皇帝打预防针，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胸怀宽广，能接纳尖锐直接的建议，忠诚的臣子敢于直言，不怕逆耳的话。就像当年汉高祖能接受周昌说他像桀、纣，汉文帝赞赏袁盎批评他把人变成‘人彘’的说法，汉武帝采纳东方朔对宣室的规谏，汉元帝容忍薛广德以自杀相逼的谏言。现在陛下英明下诏，推崇高宗的品德，发扬宋景的诚意，敢于自我批评，向群臣咨询。大臣们看到杜根、成翊世刚被表彰录用，在朝堂上崭露头角，肯定会跟风响应，争着说直话。要是有人提出好的计谋策略，应该马上采纳；要是有人见识短浅，胡乱指责，就算话难听，不符合事实，也应该宽容对待，展示圣朝没有忌讳的美德；要是有道德学问高的人回答问题出色，应该格外留意，破格提拔，拓宽直言进谏的道路。”皇帝看了奏疏后，下诏任命有道高第的沛国人施延为侍中。
还有个叫薛包的，是汝南人，他从小就品行高尚。他爹娶了后妈后就讨厌他，要把他赶出去。薛包日夜哭泣，不肯走，被打得没办法，只好在屋子外面搭个棚子住，每天早上还进屋打扫。他爹更生气，又赶他，他就到里巷门口搭棚子住，早晚侍奉从未间断。过了一年多，他父母都觉得惭愧，又把他接了回去。父母去世后，弟弟要求分财产分开过。薛包没办法，就平分了财产，挑老的奴婢，说：“他们跟我共事很久了，你们使唤不了。”选荒芜破旧的田地房屋，说：“这是我小时候打理的，有感情。”挑破旧的器物，说：“这些是我一直用的，习惯了。”弟弟几次把家产败光，薛包总是又救济他。皇帝听说了他的名声，派公车专门去请他，来了后任命他为侍中。薛包拼死请求回家，皇帝下诏准许他告老还乡，还像对待毛义一样礼遇他。
皇帝小时候被夸聪明，所以邓太后才立他为帝。可皇帝长大后，品行不咋样，渐渐让太后不满意。皇帝的奶妈王圣察觉到了这点。太后把济北王、河间王的儿子召到京城，河间王的儿子刘冀长得帅，太后觉得他不一般，就让他做平原怀王的后嗣，留在京城。王圣看到太后一直不归政给皇帝，担心皇帝被废，就经常和中黄门李闰、江京在皇帝身边说太后坏话，皇帝心里又气又怕。太后去世后，之前受过罚的宫女心怀怨恨，就诬告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曾经跟尚书邓访商量废掉皇帝的事，想立平原王为帝。皇帝听说后，气得不行，让有关部门弹劾邓悝等人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把西平侯广宗、叶侯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甫德都贬为平民，邓骘因为没参与谋划，只是免去特进的职位，遣回封国；邓氏宗族的人都被免官，回到老家，邓骘等人的财产田宅都被没收。邓访和他的家人被流放到偏远郡县，在郡县官员的逼迫下，广宗和邓忠都自杀了。又把邓骘改封为罗侯；五月庚辰日，邓骘和儿子邓凤绝食而死。邓骘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也都自杀了；只有广德兄弟因为母亲和阎皇后是亲姐妹，得以留在京城。朝廷又任命耿夔为度辽将军，征召乐安侯邓康为太仆。丙申日，把平原王刘冀贬为都乡侯，打发回河间。刘冀从此谢绝宾客，闭门不出，这才躲过一劫。
当年邓太后刚被立为皇后的时候，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想和司空陈宠一起上奏追封太后的父亲邓训，陈宠认为以前没有这种上奏请求的先例，为此争论了好几天。等邓训追加封谥后，张禹、徐防又约陈宠一起派儿子给虎贲中郎将邓骘送礼表示祝贺，陈宠没答应，所以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家族那儿一直不得志。邓骘等人倒台后，陈忠当了尚书，多次上疏诬陷邓氏，坐实他们的罪名。大司农朱宠痛心邓骘无罪却遭此大祸，就袒露上身，拉着棺材上疏说：“和熹皇后品德高尚，堪比汉文帝的母亲。她的兄弟们忠孝两全，一心为国，让宗庙有主，王室得以依靠。他们功成身退，让出封国和职位，历代外戚都比不上他们，本应享受积善谦虚带来的福佑。却被宫女的片面之词陷害，那些人巧言令色、阴险狡诈，扰乱国家。邓骘等人的罪名没有证据，也未经审讯，就遭受如此残酷的刑罚，一门七人都死于非命，尸骸四处散落，冤魂无法安息，真是违背天理，让人痛心，天下人都为此感到丧气。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收回来安葬，抚养他们的遗孤，让邓氏家族延续香火，来告慰亡灵。”朱宠知道自己言辞激烈，主动到廷尉那里请罪；陈忠又弹劾朱宠，皇帝下诏免去朱宠的官职，让他回老家。很多老百姓都觉得邓骘冤枉，皇帝后来也有所醒悟，就责备了相关州郡，把邓骘等人葬在北芒山，他们的堂兄弟们也都能回到京城。
评论
建光元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安帝亲政初期的权力洗牌、边疆动荡与统治伦理的冲突，是东汉中期政治转折的关键节点。
权力更迭：从外戚专权到反戈清算
邓太后去世后，安帝亲政引发的权力地震是本年度核心事件，暴露出东汉外戚政治的残酷性：
邓氏集团的崩塌：邓太后临朝时，邓氏外戚（邓骘、邓遵等）掌控军政大权，虽有“忠孝忧国”“功成身退”的评价（如朱宠所言），但在皇权与外戚的天然矛盾下，最终成为安帝巩固权力的牺牲品。宫人诬告“谋立平原王”仅是导火索，深层原因是安帝对太后长期掌权的积怨，以及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近臣的挑唆。清算手段极其酷烈——一门七人非正常死亡，宗族被免官、财产没收，即便“不与谋”的邓骘也被逼迫自尽，尽显政治斗争的血腥。
清算背后的权力逻辑：安帝借助对邓氏的打击，将权力收归己手，同时提拔陈忠（因父陈宠与邓氏不和）等“反邓派”，并通过追尊生父清河孝王、贬黜平原王翼等操作，重构皇权合法性。但这种清算缺乏法理依据（“罪无申证，狱不讯鞫”），不仅寒了朝臣之心，更开启了“外戚失势即遭灭族”的恶劣先例，为后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埋下隐患。
舆论的反弹与帝王的妥协：大司农朱宠“肉袒舆榇”死谏，以及“众庶多为骘称枉”，反映出邓氏并非全无民心；安帝最终“还葬骘等于北芒”，虽属无奈妥协，却也暴露其统治基础的薄弱——既想专权，又不得不顾忌舆论压力。
边疆危机的持续恶化
本年度的民族冲突呈现“多点爆发、愈演愈烈”的态势：
羌乱未平：护羌校尉马贤斩杀卢怱，却未能平定羌人反抗，忍良等亡出塞后仍为边患。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和内部离间（如此前利用羌人刺杀首领），始终无法解决羌人与汉朝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仇恨，成为消耗国力的“无底洞”。
东北边患升级：高句丽联合鲜卑两度入寇辽东，太守蔡讽战死，功曹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护主，可见战况之惨烈。这标志着东北部族已从零星骚扰升级为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东汉东北防线濒临崩溃。
治理失效的共性：无论是羌人还是高句丽，其反叛均与官府压迫、民族矛盾积累相关，但朝廷始终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仅能被动应对，反映出边疆治理能力的全面衰退。
政治伦理与制度的局部调整
谏言制度的松动：安帝下令“公卿至郡国守相各举有道之士”，尚书陈忠借机上疏，主张“广直言之路”，建议宽容“切直之谋”，甚至包容“妄有讥刺”之言。这一举措既是对邓太后时期钳制言论的修正，也试图通过纳谏塑造“仁君”形象。施延、薛包等人被征召，表面是表彰“有道”，实则是朝廷笼络士心的手段。
儒家伦理的实践与困境：薛包的“至行”（孝亲、让财）被朝廷推崇，体现儒家伦理对政治的渗透；但这种个人道德的表彰，与朝堂上的酷烈斗争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以礼治国”口号与政治现实的割裂——朝廷宣扬孝道，却对邓氏宗族赶尽杀绝；倡导“直谏”，却纵容诬告构陷。
宦官势力的抬头：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江京“共毁短太后于帝”，成为扳倒邓氏的关键力量，标志着宦官（及外戚之外的近臣）开始介入核心权力斗争。这一趋势若持续，将打破外戚专权的格局，演变为宦官、外戚交替乱政的恶性循环。
建光元年是东汉政治的“转折点”：邓氏倒台标志着外戚专权的暂时落幕，却未能迎来清明政治，反而因清算扩大化、宦官干政萌芽、边疆危机深化，加速了统治体系的腐朽。安帝亲政后的一系列操作，看似在强化皇权，实则暴露了其缺乏政治远见、依赖近臣、纵容酷法的缺陷。正如陈忠所言，“仁君当纳切直之谋”，但安帝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权力斗争中发泄私愤，而非着眼于王朝长治久安。此时的东汉，已显露“由衰而乱”的清晰轨迹——外戚、宦官、朝臣的内斗，叠加边疆动荡与民生凋敝，最终将把帝国推向崩溃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