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日，尊奉齐和帝为巴陵王，让他在姑孰建宫居住，给他的优待尊崇礼节，都仿照齐朝初期的规格。尊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朝各王、侯的封爵，全都降低或削减，只有宋汝阴王不在此例。
追尊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追尊母亲为献皇后。追谥妃子郗氏为德皇后。封给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公、侯的爵位。封皇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萧憺为始兴王，让萧宏担任扬州刺史。
丁卯日，任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下诏将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所有妇女全部释放遣散。
戊辰日，巴陵王去世。当时皇上本想把南海郡作为巴陵国，让巴陵王迁到那里居住。沈约说：“古今情况不同，就像魏武帝说的‘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皇上点头同意，就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拿生金子给巴陵王，想让他自尽。巴陵王说：“我死不需要金子，有美酒就够了。”于是喝得酩酊大醉；郑伯禽趁机把他勒死了。
巴陵王镇守荆州的时候，琅邪人颜见远担任录事参军。巴陵王称帝后，颜见远担任治书侍御史兼中丞。禅位之后，颜见远好几天不吃东西，最后去世。皇上听说这件事后，说：“我顺应天命、顺从人心接受禅位，这和天下士大夫有什么关系，颜见远竟然为此绝食而死！”
庚午日，下诏：“有关部门依照周、汉旧例，商议赎罪的条例，凡是官员犯了该受鞭杖之刑的罪，都可以用钱赎罪，停止刑罚，台省令史、士卒想要赎罪的，也允许。”
封谢沭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让他供奉齐朝的祭祀。萧宝义年幼时就有残疾，不能说话，所以只有他得以保全。
齐朝南康侯萧子恪和弟弟祁阳侯萧子范曾经因事进宫拜见皇上，皇上神色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是公共的，不是靠武力就能夺取的，如果没有天命气运，即使像项羽那么有能力，最终也会失败灭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兄弟中稍有好名声的，他都用毒酒害死，朝廷大臣因为被怀疑而含冤死去的接连不断。然而有的被怀疑却没能除掉，有的没被怀疑最终却成了祸患，比如你们的祖父因为才能谋略被怀疑，却无可奈何，湘东王因为平庸愚笨不被怀疑，可他的子孙却都死在湘东王手里。我那时已经出生，他哪能知道我会有今天！所以说有天命的人不是人能害得了的。我刚平定建康的时候，大家都劝我除掉你们这些人，以统一人心，我当时要是照做了，谁能说不行呢！只是因为自江左以来，改朝换代的时候，必定相互屠杀，这会伤了和气，所以国运都不长。再说，齐、梁虽说改朝换代，但和前世情况不同，我和你们兄弟虽说已经出了五服，但宗族关系还不算远，齐朝创业初期，我们也曾同甘共苦，就像一家人一样，怎么能一下子就把你们当作陌生人呢！你们兄弟如果真有天命，不是我能杀得了的；如果没有天命，又何必急着做这种事呢！这样做只会显得我没有度量。况且建武年间，你们家门遭遇灾难，我起义兵，不只是为自己洗刷家门的耻辱，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你们要是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我怎么会不放下武器，推举拥护你们呢！我是从明帝家族手里夺取天下，又不是从你们家拿的。从前刘子舆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光武帝说：‘假使汉成帝复活，天下也不可能再归他，何况刘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却成为晋朝的忠臣。何况你们今天还是宗室成员，我正坦然地期待你们，你们不要再有见外的想法！稍等一段时间，你们自然会明白我的心意。”萧子恪兄弟一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都因为有才能而闻名，历任清高显要的官职，都寿终正寝。
下诏征召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征召何胤为右光禄大夫，征召何点为侍中。何胤、何点始终没有就任。
癸酉日，下诏：“在公车府的谤木、肺石旁边各放一个匣子，如果官员们不进言，有人想要议论政事，就把意见书投入谤木匣；如果有人有功劳、有才能，却被冤屈埋没，无法上达，就把申诉书投入肺石匣。”
皇上身穿洗过多次的衣服，日常饮食只用蔬菜。每次选拔地方长官，必定挑选廉洁公正的人，把他们都召到面前，用治理之道勉励他们。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这两人都以廉洁着称。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又颁布命令：“小县的县令有才能，就调任大县，大县的县令有才能，就升任俸禄二千石的官职。”任命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从此，廉洁能干的官员都受到了激励。
鲁阳的蛮族人包围了北魏的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兵打败了他们，斩杀鲁北燕；把一万多户蛮族人迁徙到幽、并等州以及六镇，这些人不久后又反叛向南逃走，北魏各地派兵追捕，等追到黄河边，把他们全部杀光了。
闰月丁巳日，北魏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齐朝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经过赦免，但心里还是不安。五月乙亥日夜里，他们率领几百人，趁着运送荻草火炬的机会，捆扎兵器进入南、北掖门作乱。烧毁神虎门、总章观，冲入卫尉府，杀死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正在殿内当值，率领宿卫兵抵抗，但没能击退叛军。皇上身穿军装来到前殿，说：“贼人趁夜前来，说明他们人数不多，天亮了就会逃走。”于是命令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听到有变乱，带兵赶来救援，盗贼这才四散逃走；朝廷派人搜捕，把他们全部诛杀。
江州刺史陈伯之，不识字，收到文书和诉讼状，只会胡乱答应。有事情的时候，典签传达口头意思，他就根据主事人的意见决定取舍。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以前对陈伯之有恩，陈伯之就让邓缮做别驾，戴永忠做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緭住在建康，一向品行不端，仕途不顺，多次拜访尚书范云，范云对他很不礼貌。褚緭很生气，私下对亲近的人说：“建武年以后，出身低微的人都成了贵人，我有什么罪，却被人嫌弃！如今天下刚刚建立，饥荒不断，还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战乱。陈伯之手握重兵在江州，又不是皇上的旧臣，有自我怀疑的心思；而且荧惑星守着南斗星，难道不是为我而出的预兆吗！现在去做这件事，如果不成，投奔北魏，也能当个河南郡守。”于是他投靠了陈伯之，深受陈伯之的亲近和宠爱。陈伯之又让同乡朱龙符做长流参军，他们俩趁着陈伯之愚笨不明事理，肆意做着违法求利的事。
皇上听说后，让陈虎牙私下告诫陈伯之，又派人去取代邓缮做别驾。陈伯之拒不接受命令，还上表说：“朱龙符勇猛善战，邓缮有功劳业绩；朝廷派来的别驾，请让他做治中。”邓缮于是日夜劝说陈伯之说：“朝廷仓库空虚，又没有兵器，三个粮仓都没有米，东边地区闹饥荒，百姓流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机不可失啊！”褚緭、戴永忠等人也都一起赞同他的说法。陈伯之对邓缮说：“现在我上奏请求，如果还是不行，就和你一起造反。”皇上命令陈伯之在他管辖的郡中给邓缮安排一个职位，于是陈伯之召集府州的僚属，对他们说：“我接到齐建安王的命令，率领江北十万义勇军，已经驻扎在六合，现在让我用江州现有的兵力，赶快运粮南下。我受明帝的厚恩，誓死报答。”随即下令戒严，让褚緭伪造萧宝寅的书信给僚属们看，在厅堂前设坛，众人歃血为盟。
褚緭劝说陈伯之说：“现在要办大事，应该推举众望所归的人。长史程元冲，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为人不错，可以召他来做长史，取代程元冲。”陈伯之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褚緭为寻阳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符为豫州刺史。王观没有接受任命。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据城抵抗。程元冲失去职位后，在家中聚集了几百人，趁陈伯之没有防备，突然闯入厅堂前；陈伯之亲自出来格斗，程元冲没能取胜，逃进了庐山。陈伯之秘密派人通知陈虎牙兄弟，他们都逃到了盱眙。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梁武帝萧衍代齐建梁初期的政治图景，其中既包含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也暗藏着新政权试图突破历史循环的努力，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权力交接的“温情”与残酷
萧衍在称帝初期展现出矛盾的统治手腕：一方面，他对前朝皇室表面维持“优崇之礼”，仿齐初旧例安置巴陵王萧宝融，甚至试图保留其封国，这种姿态显然是为了塑造“天命所归”的正统形象；但另一方面，在沈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的劝谏下，最终仍以隐秘手段终结了萧宝融的性命，暴露了皇权更迭中“温情脉脉”面纱下的绝对残酷。
颜见远因齐亡不食而死的细节，与萧衍“何预天下士大夫事”的反问形成强烈对比——这不仅是个体气节与皇权逻辑的冲突，更暗示了新政权对士大夫阶层“忠义”观念的消解，试图将王朝更替简化为“应天从人”的自然过程，弱化道德层面的争议。
制度革新与政治姿态
萧衍称帝后的一系列举措，透露出对南朝短命王朝循环的反思：
--释放后宫、乐府等场所的妇女，既是对前朝奢靡之风的否定，也以“仁政”姿态收拢民心；
--设立谤木函、肺石函，试图构建下情上达的渠道，打破门阀政治的封闭性；
--强调官吏廉洁，以“小县迁大县、大县迁二千石”的晋升机制激励治绩，显然是针对南朝以来吏治败坏的痼疾。
这些措施展现了新政权的革新意愿，但“赎刑条格”的出台（允许官员以赎金替代鞭杖之刑），又暴露了对士族特权的妥协——制度设计的理想性与现实权力结构的矛盾，为梁朝后来的统治埋下伏笔。
宗室政策与历史循环的突围
萧衍对南齐宗室的处理堪称“分化瓦解”的典范：他通过与子恪兄弟的对话，将政权合法性追溯至“天命”与“齐明帝暴政”，巧妙切割“代齐”与“灭齐宗室”的关联，强调“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同时以曹志（魏武帝之孙仍为晋忠臣）为例，暗示对顺从者的包容。
这种策略确实收到成效——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且“各以寿终”，打破了南朝“革命必相屠灭”的恶性循环。但对比后来萧衍对自家宗室的纵容（如临川王萧宏的奢靡叛乱未受严惩），可见其政策本质仍是以“实用主义”巩固皇权，而非真正突破宗室专权的历史困局。
地方叛乱与统治根基的隐忧
陈伯之叛乱堪称梁朝初年统治危机的缩影：一个“目不识书”的将领，被邓缮、褚緭等失意者煽动，仅凭“齐建安王教”的伪书和“荧惑守南斗”的谶语就能起兵，暴露了新政权在地方控制上的薄弱——刺史权力过大、典签制度失效、寒门与士族的矛盾积压，这些问题并未因改朝换代得到根本解决。
萧衍虽平定叛乱，但陈伯之的崛起与反叛逻辑（“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预示了梁朝后期藩镇割据的隐患。而褚緭“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的抱怨，更揭示了南朝社会阶层流动的畸形——门阀与寒门的对立，始终是悬在政权头上的利剑。
结语
这段史料中的梁武帝，既是权力游戏的高手（以最小代价完成朝代更替、分化对手），也是试图打破历史魔咒的改革者（缓和宗室矛盾、整饬吏治），但同时又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对士族妥协、地方控制薄弱）。他的统治开局，恰似南朝历史的一个隐喻：每一次“革新”都带着旧时代的胎记，每一次“突破”都暗藏着循环的伏笔。而巴陵王之死与颜见远之节、子恪兄弟的保全与陈伯之的叛乱，这些看似矛盾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正是南朝权力更迭中“温情与血腥并存、理想与妥协共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