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4日
今天早晨醒得比平时早。天还没完全亮，窗外已经有麻雀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总有股躁动，像是被什么轻轻推了一把，让我无法再躲在原地。
吃早饭时，我终于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对着父母，我轻声说道：“我想把最近写的几篇东西，整理一下，寄出去试试。”
母亲愣了愣，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寄出去？寄给谁？”
我笑笑：“报社、杂志，或者网上投稿。”
父亲低头喝了一口粥，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他的沉默让我心里更确定：这件事，值得一试。
上午，我翻出这些天写的笔记本，把里面的几篇挑出来，抄到干净的稿纸上。纸张被笔尖划过的声音在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写到一半，我忽然停下来，心里有些犹豫：这些东西真的有人愿意看吗？它们不过是我最琐碎的记录，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惊人的文笔。
可是当我再低头看那些字时，心里忽然有一种坚持的力量。倘若连我自己都否认它们，那它们就永远只会是一堆废纸。
我给其中一篇起名《春天的风声》，写的是那天和阿强坐在河边时的心境。另一篇叫《雨夜》，是关于夜里听雨入眠的感受。写到最后，我挑了第三篇《书摊老人》，写我遇见旧书摊时的点滴。三篇文章合在一起，像是我的心情三部曲。
午后，我骑车去了镇上邮局。邮局门口依旧有人来来往往，寄包裹的、领信件的。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声音有些闷，但仍然礼貌地问：“寄哪里？”
我把准备好的信封递过去，里面是那三篇文章，还有我写的一封短短的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个普通的乡镇青年，写字只是为了找回生活的力量。希望编辑能抽空看看，如果觉得合适，就给个机会。
工作人员把信封放在秤上，敲下几个键，递给我一张单子：“好了，等收吧。”
我拿着那张单子走出邮局，心里忽然一阵空落。信寄出去的那一刻，反倒让我觉得不真实，好像丢掉了某种保护。那些文字不再只属于我，而是被放进了世界里。它们会落在谁的手里，会被如何对待，我一无所知。
骑车回家的路上，风吹得很大，吹得我眼睛有些酸。我不知道那是风刮的，还是因为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情绪。
晚上，阿强又来我家。他一进门，就嚷嚷着要看我最近写的东西。我犹豫了一下，把剩下没寄走的几篇递给他。他坐在院子里，借着灯光看得很认真，偶尔抿嘴笑一下。
“写得挺好啊，比以前作文强多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要是能登报纸，我可得吹一辈子，说我是第一个看你文章的人。”
我笑着摇头，但心里其实被他说得有些发热。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无论稿件会不会被采用，至少我并不是孤独地在自言自语。有人愿意读，愿意笑，愿意认真看，这就已经足够。
夜深时，我坐在桌前，把白天的经历一字一句写进日记。笔尖在纸上游走，心情像被一点点理顺。
我写下：“今天，我把文字寄出去了。这是我与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第一步。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知道自己已经迈出了最难的一步。”
写完这句话，我把笔放下，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屋外的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种回应。
我想，或许这就是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