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一位侍者端着酒盘经过，不小心轻轻蹭到了一位正与南非财政部长交谈的东方工程师，酒液洒出来一点，溅到了工程师一丝不苟的西装袖口上。
“对不起！非常抱歉！”年轻的南非侍者慌忙道歉，脸色煞白。
那位东方工程师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但瞬间便恢复了平静，他用略带口音但十分清晰的英语说：“没关系。”
然后，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极其熟练而快速地擦拭了一下袖口，动作精准得没有一丝多余。
他甚至对侍者微微颔首，随即又立刻转向财政部长，继续刚才被打断的、关于贷款汇率风险对冲的技术性讨论，仿佛刚才的小插曲从未发生。
整个过程快得几乎让人反应不过来，那种高效、克制和瞬间的情绪控制力，让近距离看到这一幕的塞西莉亚心中微微一凛。
她看着那名工程师冷静的侧脸，又看了看讲台上笑容满面的李建国，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这些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强大的秩序感，这种秩序，对混乱已久的南非来说，是救赎，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宴会还在继续，欢声笑语如同暖流包裹着每个人，但塞西莉亚·范德瓦特却感到一丝寒意。
她轻轻放下酒杯，转身离开了喧嚣的核心区域。
那个空着的深瞳座位，和那位东方工程师冷静擦拭袖口的动作，像两颗冰冷的石子，投入她心湖，激起了层层疑虑的涟漪。
开普敦港，昔日略带慵懒的海港如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巨大的龙门吊如同钢铁森林，印着东方文字的巨型集装箱堆积如山，轰鸣的打桩声昼夜不息，仿佛大地的心跳都被这外来的力量改写了节奏。
东方大国的工程效率确实惊人，“彩虹桥”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非的土地上刻下痕迹。
在约翰内斯堡，金融区的玻璃幕大楼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些楼层挂上了崭新的、带有东方风格logo的牌子，穿着藏青色西装、步履匆匆的东方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核心区域的咖啡馆和会议室。
他们通常沉默寡言，带着翻译耳机，眼神专注，与本地职员午后的闲适形成了微妙对比。
比勒陀利亚，联邦宫，总统办公室。
雅各布·姆贝基刚结束一个关于新建铁路支线的视频会议，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会议另一端东方工程师精准而高效的汇报还萦绕在耳边，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花园里几只悠闲漫步的珍珠鸡，试图寻找片刻宁静。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近乎粗暴地推开，财政部长本杰明·诺科几乎是冲了进来，他脸色惨白，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手里紧紧攥着一台平板电脑，连平日最注重的礼仪都顾不上了。
“总统先生！雅各布！”诺科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惊恐地喊道：“出事了！兰特……兰特崩了！”
姆贝基的心猛地一沉，转过身：“说清楚！”
诺科将平板几乎戳到姆贝基眼前，屏幕上那根代表兰特汇率的曲线，正以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向下俯冲。
“半个小时！就在刚才半个小时，毫无征兆地暴跌了百分之五！国际游资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抛售！”
他滑动屏幕，调出几份紧急通告，慌乱地说道：“看！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几乎是同一时间，下调了我们的主权信用评级！”
他一字一句地念着报告中的内容：“‘过度依赖单一外部融资渠道，长期财政健康与政策独立性存疑’！放屁！这根本就是……”
“——精准狙击。”姆贝基接过了他的话，声音低沉而冰冷。
他盯着屏幕上那刺眼的红色数字，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这绝不是市场自发的恐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配合默契的金融绞杀。
深瞳的报复，来了！而且，它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直接攻击南非最脆弱的经济命脉。
约翰内斯堡，非洲彩虹矿业总部大楼，cEo办公室。
科马斯·范尼凯克正对着手机咆哮，他肥胖的脸因愤怒而扭曲通红，与几天前宴会上那个志得意满的他判若两人。
“汉斯！我们合作了十五年！十五年的交情，你告诉我明年春天的铂金合约不能续了？为什么？‘供应链存在不确定性’？这是什么他妈的鬼理由！”
电话那头，他的德国老主顾语气充满了无奈和公式化的歉意：“科马斯，我很抱歉，这是总部的决定……市场环境变化很快，我们需要更……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希望你理解。”
“理解？我理解个屁！”范尼凯克狠狠地将手机砸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上，手机瞬间四分五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头被困住的公牛。
他的女秘书怯生生地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另外几份文件：“先生，刚刚又收到三封邮件，分别是北美和另外两家欧洲客户的……他们也表示要暂停续约谈判，理由类似。”
范尼凯克猛地抬头，眼睛布满血丝：“深瞳……一定是深瞳！他们控制了全球大半的矿产交易信息和渠道！他们在警告所有跟我们做生意的人！”
他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东方大国包销的份额虽然可观，但失去了这些利润更高的传统欧洲和北美市场，他的帝国根基将被动摇。
西开普省，一家世代经营的高端葡萄酒庄园。
老亨德里克·范德梅韦站在橡木桶陈酿窖门口，手里捏着一份刚刚由传真机吐出来的、措辞冰冷的文件，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愤怒和一种被背叛的屈辱。
他的大儿子，威廉，一个试图用现代经营理念振兴家族产业的年轻人，焦急地站在一旁：“爸爸，阿姆斯特丹那边怎么说？”
“怎么说？”亨德里克的声音嘶哑，他将文件递给威廉，“你自己看！‘经检测，贵方送检的“黑地”系列红酒，被检出微量的农药残留，超出欧盟本季度新修订的mRL（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0.01毫克\/千克，整批货物拒绝入境，须在十五日内自行处理，逾期将产生高额滞港及销毁费用。’”
威廉快速扫过文件，脸色也变了：“农药残留？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而且用量完全符合标准！这个新标准是什么时候……”
“上周！”亨德里克猛地一拳砸在旁边的橡木桶上，愤怒地吼道：“他们上周悄无声息地修改了标准，专门针对这种在南非葡萄园常用，但在欧洲很少使用的杀菌剂！零点零一毫克！这他妈简直是拿显微镜在找茬！”
“我们可以申诉……”威廉试图冷静。
“申诉？时间呢？成本呢？这一集装箱的‘黑地’是我们的顶级货，是准备供应给米其林餐厅的！现在全完了！”亨德里克看着酒窖里一排排沉睡的橡木桶，眼中满是绝望，悲愤地说道：“他们不是要拒绝我们的酒，威廉，他们是要拒绝我们整个国家！这是经济战！”
威廉看着父亲瞬间佝偻的背影，犹豫道：“爸爸，也许……也许我们可以试着联系一下东方市场？听说他们的进口标准……”
“东方？”亨德里克猛地打断他，脸上露出一丝苦涩和固执：“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压价太狠！我们范德梅韦庄园的酒，是要摆在欧洲顶级餐厅的桌子上的！不是拿去给他们当廉价佐餐酒的！”传统的骄傲与现实的残酷，让他陷入了两难。
德班港，码头。
一艘满载着南非柑橘的货轮已经滞港超过48小时，穿着制服、表情冷漠的港口检疫人员慢条斯理地进行着“额外的、极其严格的”开箱检查，而旁边来自其他国家的货柜却畅通无阻。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货运代理公司经理萨米·切特对着电话几乎是在哀嚎：“王船长，你的船已经在锚地等了三天了！我知道检查严格，但没理由只扣着我们的‘海角号’不放啊！”
电话那头传来船长疲惫又焦躁的声音：“萨米，我有什么办法？那些检疫官，像看贼一样盯着我们！每个集装箱都要打开，每箱芒果都要取样！旁边的船，来自阿根廷的、智利的，嗖嗖地就放行了！就我们倒霉！再这么下去，我的船期全乱了，水果烂在箱里，你们要赔死我！”
萨米挂断电话，双手插进头发里，感觉头皮发麻，他干这行二十年，从未见过如此针对性的、恶意的拖延。
他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停泊在锚地的“海角号”货轮，像一只被孤立的海鸟，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海角号”的问题，今天早上，他已经接到另外两家航运公司朋友的抱怨，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港口，但目标一致——悬挂南非国旗或装载南非主要出口货物的船只。
类似的场景在南非各地悄然上演，航运公司莫名其妙被列入“高风险”名单，保险费率飙升；旅游公司接到大量来自欧美国家的退团申请，理由都是些含糊的“安全担忧”……
没有硝烟，没有宣言，但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收紧，深瞳利用其渗透到全球经济神经末梢的影响力，从金融、贸易、信息等多个层面，对南非进行着全方位的“软”打击。
压力，如同深海的水压，无声无息，却足以碾碎一切，经济的寒意，开始从约翰内斯堡的交易所、开普敦的港口、西开普的葡萄园，逐渐蔓延到每一个依赖外部市场的南非企业和家庭心中。
无形的壁垒，正在全球各个港口悄然竖起。
开普敦，维多利亚与阿尔弗雷德滨海区。
安妮塔·范尼凯克（科马斯的远房侄女，经营着一家高端旅游公司）勉强维持着职业笑容，送走了今天第五批前来咨询退团的欧洲游客，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垮掉，疲惫地瘫坐在接待区的沙发上。
她的助手，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女孩，拿着平板电脑，怯生生地汇报：“老板，这周已经收到二十七份退团申请了……大部分理由都是……看到了本国发布的‘旅行安全提示’。”
安妮塔闭上眼，揉了揉眉心。
“安全提示……”她喃喃自语道：“他们提示什么？说开普敦街头有抢劫？难道巴黎没有？罗马没有？偏偏在这个时候，集中发布？”
她睁开眼，看着窗外阳光明媚、游客如织的滨海区，一种荒谬感和无力感攫住了她，治安并未恶化，但“印象”已经被某种力量恶意地塑造了。
她拿起手机，想给她的叔叔科马斯打个电话，或许他能知道些什么内幕，但最终，她还是放下了手机。
她看着那些依旧在享受阳光和美景的、来自东方的旅游团——他们的数量似乎还在增加——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一方在拼命扼杀，另一方在努力注入活力，而她的祖国，她的事业，就夹在这两股巨力的碾压之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深瞳的绞索，没有声音，没有火光，却正在每一个领域，慢慢地，坚定地，收紧。
约翰内斯堡，“钻石与铁锤”私人俱乐部。
厚重的雪茄烟雾缭绕，空气中混合着陈年威士忌和真皮座椅的气味，科马斯·范尼凯克，这位非洲彩虹矿业的掌门人，刚结束一通越洋电话，他肥硕的脸庞此刻涨成了猪肝色。
“狗娘养的！”他狠狠地将最新款的金色通讯器拍在桃花心木吧台上，引得附近几位正低声交谈的银行家侧目。
他抓起面前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仰头灌了一大口，琥珀色的液体顺着嘴角流下，浸湿了他昂贵的丝绸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