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棉袄”的悖论，像一块冰，砸进了赤火社刚刚燃起的热情之火中，发出“嗤”的声响，冒出令人窒息的白烟。
社员们围着那堆（模拟的）“过剩”物资，一个个气得脸色铁青，又困惑得抓耳挠腮。
“凭啥？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织出来的东西，自己冻得哆嗦，反倒要烧掉？”
“这不是败家吗？天打雷劈的勾当！”
“那些老爷们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愤怒之后，是更深的茫然。他们本能地觉得这不对，却无法理解这“不对”背后的巨大怪物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又该如何对抗。
一种无力感在弥漫——敌人看得见摸得着，可这种叫做“经济危机”的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却更能逼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陈烬站在人群前，目光扫过一张张愤懑又迷茫的脸。他抬起手，压下嘈杂的议论，声音沉稳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
“同志们，困惑吗？愤怒吗？这就对了！因为我们过去只被教会如何忍受镰刀割肉，却从未被允许思考这镰刀为何会长成这样，又为何挥向我们！”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提升，如同战前动员：“看不见的敌人，往往比看得见的更可怕！但现在，我们看见了！敌人就在那里，这个叫做‘生产过剩危机’的怪物！我们要学会，不仅用手中的刀剑，还要用脑子里的智慧，去打败它！去预见它！去破解它！”
“光喊口号没用！”他话锋一转，极其务实，“从现在起，成立临时‘危机应对小组’！我们的任务就是：假设赤火公社将来某一天，也遇到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换不回所需物资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提前避免？怎么临时应对？”
点将开始。
“徐文！”陈烬第一个点名，“你的‘数学公平’不能只停留在纸上，用它来算算，怎么平衡生产与分配，找到那个不让东西‘多出来烂掉’的点！”
徐文猛地抬头，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立刻抓紧了他的草纸，眼神锐利起来：“是！社长，我…我正在尝试建立模型，或许我们可以…”
“侯三！”陈烬打断他（示意会后再详细汇报），“你脑子活，街面上混过，熟悉那些流通的门道，你负责想，东西怎么才能顺畅地流转起来，卡壳了怎么疏通！”
侯三嘿嘿一笑，小眼睛精光四射：“社长您瞧好嘞，这市面上倒腾货物的弯弯绕，我门儿清！”
接着，他又点了几个以心思缜密、经验丰富着称的老农，让他们从最实际的农业生产和需求角度提供意见。
赤火公社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抽象经济问题的模拟推演和辩论，就在这简陋的土屋里激烈展开。
徐文执着于他的数学模型，试图用公式框定一切：“必须精确计算每一份劳力投入和物资产出的关系，预设需求，按计划…”
“计划个屁！”一个老农忍不住呛声，“地里的庄稼、栏里的猪崽，是你说计划就计划的？天时地利不管了？万一闹灾呢？万一猪瘟呢？”
侯三则摸着下巴：“要我说，关键还是得‘换’，不光跟外面换，咱们内部也得换！比如咱棉袄多了，可以跟山里缺棉袄但多毛皮的山民换啊！得有人专门干这个，腿脚要勤快，嘴巴要利索…”
“那换回来的毛皮要是也多了呢？”另一个社员提出质疑。
“那就再拿毛皮去跟产盐的地方换盐！”
“盐也多了呢？”
“……”
争论异常激烈，面红耳赤是常事。但正是在这激烈的碰撞中，一批人的思维被强行拉升，开始超越一亩三分地的局限，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去思考生产和分配的复杂关系，危机处理的雏形能力正在被艰难地锻炼出来。
而在这一片忙碌和争论中，钱焕章显得格外“扎眼”。他没有参与核心辩论，而是极其自然地揽下了所有繁琐的辅助工作——
找来了更多纸张和劣质墨水，负责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要点；谁渴了，他立刻起身去倒水；争论僵持了，他陪着笑脸去打圆场；需要找什么资料或找人，他跑得比谁都快。
他显得任劳任怨，无比务实，仿佛一个勤恳的老黄牛，默默支撑着小组的运行。陈烬瞥见他忙碌的身影，也确实觉得省心了不少。
但没人注意到，在倒水的间隙，在记录的空档，钱焕章会悄悄凑到某个刚才发言被驳斥、显得有些沮丧的社员身边，压低声音：
“老王，别往心里去，徐文书生他就是认死理，不懂咱们实际的难处…”
或者对某个觉得分配方案损害了自己小队利益的组长悄声道：
“老李，你的难处，我懂…唉，有些事啊，没法说，但兄弟我心里有杆秤…以后啊，有啥事，不方便直接跟上面说的，跟我老钱念叨念叨，我人微言轻，但尽量帮咱们兄弟说道说道…”
他的话总是说半截留半截，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巧妙地暗示着自己“身处核心圈”的便利和“愿意为大家谋福利”的“仗义”。
在务实工作的掩盖下，钱焕章正精准地利用每一次接触，暗中撒播着分裂的种子，拉拢那些心有不满或渴望特权的人，悄悄地培植着只忠于他个人的潜在势力。
他的舞台，从来不止于台前的表演，更在于幕后的窃窃私语和人心操控。
赤火公社在尝试用集体的智慧预见并抵御未来的风浪，而风浪之外的暗礁，却正在水下悄然滋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