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塘镇的枪声彻底停歇,硝烟被山风吹散,只留下焦黑的断壁残垣和无声的尸体。然而,关于那场短暂而激烈突袭的后续影响,却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双方的体系内激荡起截然不同的涟漪。
日军方面,少数几个凭借对地形熟悉或纯粹是运气好,从石塘镇那片死亡陷阱中侥幸逃脱的残兵(主要是最外围的哨兵和当时不在核心区域的伤员),带回了破碎却指向一致的噩耗。他们的描述,经过惊恐的发酵和下意识的粉饰,拼凑出一个符合“帝国军人”最终幻想的“悲壮”结局:军统特务卑鄙无耻的偷袭,我方将士寡不敌众却英勇无畏的抵抗,机关长濑川哲也阁下下落不明(结合其未曾突围的事实,大概率已为天皇玉碎),而核心分析官高桥晓阁下,更是为了保护帝国珍贵的核心档案不至落入敌手,毅然选择了与档案共存亡,点燃档案室,身陷火海,壮烈殉国!
消息传回上海日军高层,引起一阵低沉的、带着兔死狐悲意味的唏嘘。在帝国这艘破船四处漏水、人心离散至极的时刻,如此“忠勇”、如此“决绝”的事迹,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尽管这针剂本身也充满了末路的悲凉和讽刺。
一份经过精心润色、重点突出“忠勇”与“玉碎”精神的报告被迅速呈送上去。很快,来自东京大本营的嘉奖令和追授令以罕见的速度下达:追授高桥晓陆军中佐军衔,授予三等金鵄勋章,以表彰其“卓越非凡之情报贡献与最后时刻彰显帝国军人荣耀之壮烈殉国”。
其“英勇事迹”被稍加修饰后,在日军内部小范围传达,用以激励那些尚且还在负隅顽抗的军官和士兵——“诸君,请看,高桥君即为榜样!”
梅机关内部,更是笼罩在一片兔死狐悲的压抑氛围中。小林弘树听到消息后,据说在自己办公室里呆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高桥君……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不知是在惋惜挚友,还是在哀叹自身的命运。
一场小型、仓促的追悼仪式在梅机关内部举行。没有遗体,没有骨灰,只有一个孤零零立在台上的、写着“故陆军中佐 高桥晓 之灵位”的木牌。幸存的军官们面无表情地依次上前鞠躬,动作僵硬,眼神空洞,整个空间压抑得如同巨大的墓穴。
与此同时,在军统上海站,则是另一番“喜庆”景象,仿佛过年。
突袭石塘镇的行动,被迅速定义为“抗战末期之重大胜利”!虽然未能生擒濑川哲也这条大鱼(尸体未能完全辨认),但击毙包括梅机关核心分析官“高桥晓”在内的多名高级特务,并缴获了部分未被完全焚毁的档案残片(经过初步检查,实际情报价值有限,但象征意义巨大),这已是抗战以来军统对日特工机关最成功、最扬眉吐气的打击行动之一。
行动报告被层层上报,得到戴笠的高度赞扬。上海站站长意气风发,所有参与行动人员,上至指挥官,下至外围策应,都各有封赏,一时间站内气氛如同打了鸡血。
而在整理阵亡(或失踪)人员名单,核算功勋,准备向上峰请功时,一个代号被负责此事的机要秘书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及——“夜莺”。
根据行动前收到的、来自“夜莺”的绝密情报,才精准锁定了石塘镇这个隐藏极深的目标,确保了行动的突然性和有效性。而在行动结束后,与“夜莺”的单线联系便彻底中断。结合石塘镇战斗之激烈、之残酷,以及事后多方确认“高桥晓”确已葬身火海(“夜莺”很可能在传递情报后暴露,或于战斗中牺牲),军统内部经过一番“严谨”而“沉痛”的评估,得出了正式结论:
“夜莺”同志,在提供关键情报后,不幸暴露身份,于石塘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尽管“夜莺”身份成谜,其功绩因保密需要无法公开宣扬,但军统内部依旧为其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不公开的追认与缅怀仪式。戴笠亲自在相关文件上批示:“‘夜莺’同志,深入虎穴,屡建奇功,功勋卓着,最后时刻仍不忘传递重要情报,以致壮烈牺牲,实为我党国情报工作之不朽楷模,特追认为陆军少将(追授),入祀忠烈祠,以慰英灵,而励来兹!”
一份做工精美、措辞哀荣的烈士证书被填写妥当,盖上鲜红的大印,放入标着“绝密”的档案袋中,封存。或许,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亲人”来领取这份用生命换来的“荣耀”。
就这样,“高桥晓”在日本的宣传中,成了为天皇玉碎的“英雄”。而“夜莺”在军统的记录里,成了为党国捐躯的“烈士”。
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在互为死敌、不共戴天的两个阵营中,同时享受着来自敌人的赞誉和来自“自己人”的哀荣。
极具讽刺,黑色幽默到了极致。
陈晓,或者说已经踏上逃亡路的“陈明”,此刻正行走在前往皖南的崎岖小路上,对身后这两个世界为他举行的“葬礼”一无所知,也毫不在意。
即便知道,他大概也只会嗤之以鼻,觉得这荒诞的人间,真是一场盛大的、永不落幕的滑稽戏。
他成功欺骗了全世界,无论是恨他入骨的敌人,还是他曾为之效力的“自己人”。
只是,这用无数谎言、鲜血和牺牲换来的“自由”,真的能让他彻底摆脱过去吗?
那两份沉甸甸的“哀荣”,是否会像无形的枷锁,在未来的某一天,跨越时空,再次找上他这个本该已经“死去”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