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倾尽全国之力的疯狂反扑，并未能如他所愿般扭转乾坤，反而像是一头陷入泥潭的困兽，越是挣扎，陷得越深。
一道道从前线传回的，不再是捷报，而是如同丧钟般连绵不绝的噩耗。
西北战线，已呈雪崩之势。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这位雄才大略的草原枭雄，绝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麾下的铁骑如同精准的手术刀，避开清军重兵布防的坚固城池，利用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不断穿插、分割、包围清军孤立部队。
清廷从各地仓促调往西北的援军，多为绿营，装备训练远不及拱卫京师的精锐，且不熟悉草原作战，在准噶尔骑兵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往往一触即溃。
甘州、肃州等重镇外围据点接连失守，通往河西走廊的门户洞开。更让康熙惊惧的是，噶尔丹并未满足于劫掠边塞，其兵锋竟隐隐指向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威胁蒙古，兵锋直指京畿西北屏障！
来自蒙古各部的求援和告急文书，堆满了康熙的御案。
八旗最后的机动力量被死死拖在长城沿线，惶惶不可终日。
东南战场，则是钝刀割肉般的绝望。
面对费扬古率领的清军主力，朱元璋与朱棣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他们不再追求速胜，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每攻克一地，便立刻停下脚步，全力推行那套已被证明无往不利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
随军的文官和投诚士绅组成的工作队，效率极高。他们清算依附清廷的劣绅，将土地、耕牛、农具公平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颁发盖着大明印信的田契。这一举措，如同磁石般，牢牢吸住了底层百姓的心。
“洪武爷是咱穷苦人的皇帝！”
“分了地，以后就能吃饱饭了！”
“王师来了不纳粮！”
民心所向，势不可挡。明军所到之处，民众箪食壶浆，踊跃参军，提供情报，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协助防守地方，对抗小股清军和土匪。明军的兵源和后勤，得到了最坚实的保障。
与此同时，朱元璋与朱棣对军纪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
严令重申：“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凡有骚扰百姓、抢夺财物者，立斩不赦！
一支与百姓秋毫无犯、甚至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的军队，与清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使得明军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民间阻力降到了最低，甚至很多地区的百姓盼着明军早日到来。
在此背景下，明军与费扬古主力的战斗，虽然依旧惨烈，但胜负的天平已彻底倾斜。
在江西，朱元璋指挥徐达、常遇春，利用民心优势，不断发动局部反击，蚕食清军控制区。
费扬古空有兵力优势，却因后勤线屡遭袭扰，地方官员百姓离心离德，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只能眼睁睁看着地盘一点点缩小。
在湖南，朱棣与姚广孝稳扎稳打，不再强攻险关，而是广泛发动湘西、湘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和受压迫的汉民，从内部瓦解清军统治。丁思孔困守长沙，政令难出城门，已是瓮中之鳖。
在广东，明军肃清残敌后，以广州为基础，水陆并进，向西、向北拓展。两广总督形同虚设，各地州县或望风归降，或稍作抵抗便被民心所向的明军攻克。
经过一连串稳慎而有力的进攻，至康熙三十一年夏，明军已连克江西、湖南、广东三省全境！
兵锋北抵长江，与清军隔江对峙；西接四川，对摇摇欲坠的清廷西南统治构成威胁；东面与福建连成一片，彻底稳固了东南半壁江山！
反观清廷，局势已危如累卵。
连年战争，加上西北巨额军费和对噶尔丹的“赏赐”，以及东南赋税重地的丢失，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康熙甚至不得不动用内帑（皇帝私库）和向王公大臣“借贷”来维持战争。
八旗精锐折损严重，绿营兵逃亡、哗变成风。新征召的兵丁多为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费扬古在江南虽仍有十数万军队，但士气低落，缺饷少粮，哗变事件时有发生。
北方天灾人祸，民变此起彼伏，地方官员或逃亡，或自保，政令不出京城。南方三省尽失，其余各省也是人心惶惶，暗中与明军联络者不计其数。
噶尔丹在西北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扣关南下；东南大明政权如日中天，复国之势已成。
紫禁城内，往日庄严肃穆的气氛已被一种死寂般的恐慌所取代。
太监宫女行走无声，王公大臣面如土色。康熙皇帝独自坐在乾清宫内，鬓角已现霜白，曾经锐利的眼神此刻充满了血丝与难以掩饰的疲惫。
他望着殿外灰蒙蒙的天空，手中紧紧攥着一份来自江南的密报——费扬古陈述军情艰难，请求“暂避锋芒，退守江淮”的奏折。
“退守江淮……”康熙喃喃自语，声音沙哑而苦涩。这岂不是承认长江以南，已非大清所有？想他八岁登基，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何等雄才大略！怎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
他猛地将奏折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如同受伤野兽般的低吼：“不！朕是大清皇帝！是天下共主！朕绝不认输！”
然而，回荡在空旷大殿中的，只有他无力的怒吼。殿外，北风呼啸，卷起枯叶，仿佛在为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奏响一曲末路的挽歌。
大清朝，竟真的到了灭国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