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御史们虽缺乏突出才干，但只要朱由校制定出明确规章，落实政策，上下贯通，依他设定的模式执行，应当不会出大差错。
因为他们皆属戴罪之人，所任职务也皆为代理，随时可能被替换或治罪。
为激励他们尽职尽责，朱由校特地召见他们，并当众承诺：
只要将所交任务完成得当，可酌情减免罪责，保留官职。
若有人表现出色，超额达成目标，还可恢复原有官职，或调往其他部门担任合适职务。
这些官员一路颠沛流离，吃尽苦头。“护送”他们的羽林军丝毫不讲情面，每日只按时提供三餐，其余一概不管。
他们必须紧跟军队步伐，不得掉队，否则当日便无饭可吃，脚底水泡反复溃烂，苦不堪言。
更让人难忍的是，士兵们吃的是米饭与肉干。
而他们只能喝粥啃馒头，且定量供应，每人一份，不管是否能吃饱。
连续两个月的清粥馒头，再加上长途跋涉数千里，这些原本养尊处优的文臣们，如今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他们心中充满悔恨，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与皇帝作对。比起现在的折磨，他们宁愿当初直接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来得痛快。
倘若能重来一次，那天在朝堂之上，他们一定会沉默不语，绝不会再犯上作乱。
没想到，他们真的等到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众人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跪地高呼“陛下圣明”，并表示定不辜负皇恩浩荡。
对于官员的安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目标，朱由校早已规划清楚，一一部署妥当。
现在，只等这些官员熟悉当地情况之后，便正式展开执行工作。
至于那些试图夜袭营地的土司，朱由校在查明身份后，下令将其所有亲属全部处决。
自进入四川，开始讨伐奢崇明以来，朱由校一直在扩充财源。这些土司虽说不算巨富，但也各有积蓄。
所缴获的钱粮物资，总价值高达数千万两白银。
其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粮食，共计超过一百万石。这对于目前国库空空如也、穷困潦倒的朱由校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
至于白银，缴获总数约为六百多万两。他们手中囤积的铜钱与通宝，换算下来也值数百万两银子。
黄金数量却少得可怜，几十家土司加在一起也不过万余两。朱由校甚至怀疑是不是被人贪污转移了。
不过细想之下，也并非不合理。
虽然大明朝当前主要流通白银与黄金，但这些稀缺货币大多掌握在东南沿海和南方的商人、士绅豪强手中。
另有两成被官绅集团掌控，他们通过贪污受贿等手段，从各个阶层聚敛了大量金银。
一个堂堂户部国库，一个正统政权，所掌握的硬通货却不足社会总量的三成。
国家怎么可能不穷？财政怎么可能有起色？
再看四川与贵州，不论是商业还是农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而这些土司，长期盘踞一隅，互相争斗，势力从未真正向外扩张，几乎处于封闭状态。
他们与掌握主要资源的权贵阶层毫无往来，更谈不上经济上的联系，所以黄金白银自然难以流入他们手中，数量稀少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从他们手中收归朝廷的土地与宅院，其价值远非几百万两白银所能衡量。
单是永宁宣慰司与贵州宣慰司的总地盘，就足以抵得上半个贵州的面积。
虽然多数地方地势险峻，但有总胜于无。至少当下可以迅速缓解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朱由校下令，对各地土司所辖的族群与人口进行彻底核查。在明确户数之后，便着手重新编户。
他打破原有的户籍与居住格局，对民众进行重新安置。
同一族群不得集中于一处，尤其曾经聚居的群体，必须分散至彼此无法联系的地区。
地方治理方面，照常设立府、县、里甲制度，并派遣官员前去管理地方事务。
对于清查出的良田，则依据每户人口数量，进行合理分配。
但这些土地并不归百姓所有，也不归地方官府，而是直接归属朝廷，由户部统一管理。
明末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晚期的共性问题。
百姓不满情绪高涨，起义不断爆发。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这种困境，甚至延续至民国时期仍未根除。
在工商业尚未兴起的年代，土地是唯一的根基。它不仅关乎百姓生计，更是一个王朝稳定的核心资源，是皇权得以稳固的关键所在。
可耕种的土地有限，不会像人口一样自然增长。
除非国家主动开疆拓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移民，引导开荒。
辽东便是一例。明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便大力开发辽东，派遣辽王率重兵驻守广宁，平定东北地区的部落与外敌，为开荒提供稳定环境，意在将其打造成北方军事重镇。
一旦完成开发，军队实现自给自足，便可出兵配合关内明军夹击蒙古。
可惜，这一战略尚未完成，便中途夭折。
开垦新地不仅需要人力，还需时间让土地变得肥沃。
这也是为何汉人王朝在掌控十八省之后不再扩张——适合耕种的土地已经足够。
对一个依赖土地与粮食发展的王朝而言，再向外开拓便显得得不偿失。
土地无法增长，人口却持续增加。
能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百姓温饱难继，王朝自然走向衰落。
万历十五年以前，为何被视作自正统年间以来，明朝最富足、百姓生活最安定的时期？
原因在于张居正的改革与“一条鞭法”的推行。他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并进行合理分配，使资源暂时达到平衡，民生因此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