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涛陷在沙发里，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连动一动指尖都觉得费劲。布艺沙发的凹陷处积着层薄灰 —— 自打离开公司，这屋子就跟着他一起没了生气，半个月没好好打扫过了。天花板中央悬着的吊灯，金属支架的纹路里卡着絮状的灰，开久了会发出细碎的嗡鸣，像只被困住的飞虫，在死寂的客厅里徒劳地撞来撞去。
他盯着那盏灯，视线渐渐模糊。突然，许梓涵的脸毫无预兆地跳出来 —— 大学时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总爱把球鞋塞在床底，半夜里偷偷摸出卤味和他分食，毕业散伙饭上抱着他哭，说以后要一起创业。
去年许梓涵结婚，娶了个叫静子的日本姑娘，婚礼视频里，他穿着黑色礼服，给新娘戴戒指时手都在抖，眼里却亮得能映出整个宴会厅的灯。鲁晓帆后来跟他说，小两口在横滨租了带小院的房子，周末会去镰仓看海，静子还会做抹茶蛋糕，每次视频都要给他们炫耀。
手机在茶几上震动，是催缴物业费的短信。张博涛叹了口气，伸手摸过手机，指纹解锁时，屏幕映出他眼底的红血丝。通讯录里 “许梓涵” 三个字安安静静躺着，他指尖悬了半天，终于还是按了拨号键。
电话接通的瞬间，海浪声先涌过来，混着远处电车进站的鸣笛，还有静子温柔的日语叮嘱。“博涛？稀客啊！” 许梓涵的声音裹着海风的潮气，笑意从听筒里漫出来，像晒过太阳的被子，暖得让人鼻头发酸，“我跟静子在东京呢，樱花刚谢没几天，涩谷的街道上还铺着一层粉白花瓣，踩上去软乎乎的，风一吹就飘得满身都是，美炸了！”
“东京？” 张博涛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沙发扶手，木头的纹路硌着指腹，有点疼，却让他混沌的脑子清醒了些。他想象着许梓涵说的画面：干净的柏油路上落满樱花，穿校服的女孩提着书包走过，花瓣粘在她的发梢，居酒屋的红灯笼在街角亮着，暖光里飘着烤秋刀鱼的香气。那是和他此刻完全不同的世界 —— 他这里只有灰蒙蒙的窗、堆在角落的纸箱，还有散不去的焦虑，像一层湿冷的雾，裹得他喘不过气。
“是啊！你来不来？” 许梓涵的声音更兴奋了，像怕他拒绝，“我带你去银座喝清酒，那家店的老板是静子的叔叔，酒是自己酿的，后劲足但不辣喉；再去浅草寺求签，听说那边的签特别灵，去年我求了支‘大吉’，没多久就遇到静子了！保准你把那些破事全忘光，比在家闷着强一百倍！”
张博涛没说话，只是听着电话那头的海浪声。许梓涵还在絮絮叨叨，说静子昨天做了关东煮，汤里放了昆布，鲜得能掉眉毛；说他们昨天去了新宿御苑，草坪上还有没谢尽的樱花，拍了好多照片。张博涛听着，嘴角不自觉地牵起一点弧度，挂电话时，他听见自己说：“好，我去。”
挂了电话，方才还带着点人声的客厅瞬间跌回死寂，只剩冰箱制冷的嗡鸣在空气里低低盘旋，像根扯不断的细线，缠在耳边。张博涛深吸口气，撑着沙发扶手慢慢坐直身子 —— 指尖扫过茶几上积的薄灰时，他忽然动了收拾的念头。起身将散落的文件归拢进抽屉，把空了的外卖盒扔进垃圾桶，又拿抹布擦了擦蒙尘的桌面，动作慢慢的，没什么章法，却让这冷清的屋子，总算透出点活气来。
他想起鲁晓帆的妻子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之前鲁晓帆总说，办护照找她准没错。他立刻拨了鲁晓帆的电话，那头的大嗓门差点震破他的耳膜：“哟，张博涛？你终于肯出来透气了？我还以为你要在那堆破纸里埋一辈子呢！早该去东京浪了，让梓涵好好带你玩玩，把晦气全冲了！”
鲁晓帆的妻子王慧娟，性子温吞，说话总带着股软和劲儿。张博涛攥着材料找过去时，她正埋首整理文件，指尖划过纸张的动作轻缓又利落。见他递来表格，王慧娟抬眼笑了笑，眉眼弯成柔和的弧度：“晓帆早跟我提过你，材料都齐整，不用多等，一周就能来拿护照。”
走出出入境管理局的门，恰好有缕阳光挣开云层，轻轻落在他肩上，暖融融的温度顺着布料渗进皮肤。张博涛抬手碰了碰那片暖意，心里头压了许久的沉郁似也散了些，忽然就生出点盼头 —— 或许，真能借着这趟路，好好从头开始。
护照下来那天，他去取的时候，王慧娟还笑着叮嘱：“东京现在还挺凉，记得带件薄外套。” 他握着深蓝色的护照本，指尖划过封面的国徽，心里像揣了颗不安分的石子，既期待又慌。签证代办机构的小姑娘声音甜得发腻，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出她笑盈盈的样子：“张先生，您的材料特别齐全，一周就能出签，到时候我给您寄过去。”
他看着签证申请表上 “目的地” 一栏的 “日本”，笔尖停顿了很久才落下。那两个字落在纸上，像一道咒语，他盯着看了半天，忽然觉得，或许这个陌生的国家，真能把他从这摊烂泥里拽出来。
出发那天，他没带多少行李，就一个黑色背包，里面塞了两件换洗衣物、一本看了一半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锁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出租屋，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暗沉沉的，像个被遗忘的角落。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电梯，没有回头。
首都机场的广播里，温柔的女声循环播报着航班信息，混着行李箱滚轮的摩擦声、游客的交谈声，热闹得让人恍惚。张博涛坐在登机口的椅子上，看着屏幕上 “东京羽田” 四个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一块，风从那个缺口穿过去，呜呜地响。他拿出《情人》，翻到第 37 页，杜拉斯的文字带着潮湿的忧伤：“我遇见你，我记得你，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 可他现在连自己的灵魂都抓不住。
登机广播响起时，他合上书，跟着人流排队。过安检时，安检员提醒他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亮着，没有新消息 —— 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要去东京，包括父母。飞机起飞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机身穿过云层的瞬间，他感觉像穿过了一层厚厚的屏障，地面的灰蒙、失业的焦虑、家里的冷清，好像都被留在了那层云下面。
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打开舱门的瞬间，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点海的咸腥味。张博涛跟着人流走，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日语播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些音节像一串珠子，滚落在他耳边，却一个也抓不住。免税店的店员举着广告牌，用生硬的中文喊着 “欢迎光临”，行李箱滚轮在地面摩擦的声音、孩子的哭闹声、游客的笑声，混在一起像一盆打翻的颜料，浓得化不开。
他站在指示牌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假名，像看天书。手机没信号，翻译软件用不了，周围的人都行色匆匆 —— 有人拖着巨大的行李箱，有人抱着熟睡的孩子，有人对着地图指指点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方向，只有他，像个被丢在原地的孩子，连呼吸都显得多余。
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朝他走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脸上带着温和的笑，用蹩脚的英语问：“Excuse me, do you need help?” 张博涛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I want to take a taxi to Ritz-carlton hotel.” 老人笑着朝他指了个方向，又用手比划：“Go straight, then turn left. the taxi stand is there.”
走出机场大厅，他才发现外面在下雨。是那种细密的春雨，落在身上凉凉的，打湿了他的头发。雨幕里，一排黑色出租车整齐地停在路边，车头灯在湿漉漉的地面映出暖黄的光晕，像一列待检阅的士兵，安静地候着，没有一点嘈杂。司机是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看到他，立刻下车帮他开车门，躬身说：“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让您久等了）。”
张博涛把酒店预订单递过去，对方接过来看了一眼，又鞠躬说：“はい、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好的，明白了）。” 汽车发动，平稳地驶离机场。车窗外的东京在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画出一道道水痕，把街景晕染成模糊的色块：亮着红灯的居酒屋，门口挂着暖黄灯笼的拉面店，穿深色西装的上班族举着黑伞快步走过，裙角被风吹得翻飞，骑自行车的学生戴着耳机，车筐里的书包晃来晃去。
这城市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转，只有他，是掉出来的零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的空落落又涌上来，比在机场时更甚 —— 他以为逃离了原来的生活，就能找到新的方向，可到头来，还是个孤独的异乡人。
抵达东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后，他很快办完入住手续。推开房门时，宽敞的房间让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走到落地窗前驻足。橘色的灯光在雨雾里一圈圈散开，像被拉长的橡皮筋，绷得人心里发慌。他放下背包，掏出手机连上网，第一件事就是给许梓涵发微信：“我到东京了，在酒店。”
许梓涵的消息秒回：“兄弟对不住啊！我跟静子临时决定去大阪了，那边有个温泉旅馆，能看到海，静子早就想去了。你先在东京逛逛，等我们回来找你！有事随时 call 我！” 后面跟着一个抱歉的表情包。
张博涛看着那条消息，笑了笑，回了个 “好，你们玩得开心”。他早该想到的，谁会一直等着他呢？许梓涵有静子，有他们的旅行计划，他不过是个突然闯入的过客，连被等待的资格都没有。
他把手机随手扔在床头，金属机身撞在柔软的床品上，没发出多大声响。接着便缓步走到沙发边坐下，指尖拂过《情人》那本磨出细痕的书脊，轻轻翻开熟悉的页码。目光落在那段文字上时，他忽然顿住 —— 正是之前让他心头一软的那句：“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确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 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 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字句间漫开的怅然，像一层薄雾，轻轻裹住了他。
窗外的雨还在下，东京塔的灯光在雨雾里忽明忽暗，像他此刻的心情。酒店的中央空调发出轻微的声响，卫生间的水龙头偶尔滴一滴水，那些细微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被放大，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心里发疼。
接下来的几天，他成了东京的幽灵。
去银座那天，雨停了。阳光透过高楼的缝隙照下来，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打碎的金子。街道两旁的橱窗里，奢侈品静静地陈列着，亮得刺眼 —— 限量款的手袋、定制的手表、镶钻的首饰，每一件都标着他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价格。穿精致套装的导购员站在店门口，对着每个路过的人鞠躬，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眼神却像一层玻璃，隔着距离。
张博涛走在人群里，被裹挟着向前。他看着身边的人：情侣手牵着手，低声说着日语，女孩的发梢别着樱花发夹；游客举着相机，对着银座的高楼拍照，嘴里说着英语和中文；穿西装的男人边走边打电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他听着那些混杂的语言，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 —— 这里的繁华、热闹，都与他无关。他就像站在玻璃外面看风景，能看到里面的美好，却怎么也融不进去。
他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杯美式。咖啡很苦，没有放糖，他一口一口地喝着，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邻桌的情侣在分享一块芝士蛋糕，男孩用叉子喂女孩，女孩笑着躲开，奶油沾在她的嘴角，男孩伸手擦掉，眼里的温柔能溢出来。张博涛看着他们，想起自己曾经的项目团队，想起一起加班到凌晨的日子，想起自己被停职那天，每个人沉默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疼得他眼眶发热。
离开银座，他去了浅草寺。雷门的红灯笼高高挂着，老远就能看到，朱红色的柱子上刻着古老的花纹，香火的味道混着香烛的烟气，飘得满街都是。门口的石板路上挤满了人，穿和服的姑娘提着纸伞走过，木屐踩在地上发出 “嗒嗒” 的声；小吃摊前排着长队，摊主吆喝着 “鲷鱼烧、仙贝”，香气飘得很远。
张博涛跟着人群往里走，走到求签的地方，投了一百日元，摇了摇签筒。一支签掉出来，是 “中吉”。签纸上写满了日文，他一个也看不懂，只觉得签纸的纸质很粗糙，边缘有些毛躁，像他此刻的心情 ——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乱糟糟的，理不清头绪。
旁边一个穿和服的老奶奶笑着跟他说：“中吉はいい签ですよ（中吉是好签哦）。” 张博涛愣了一下，只能尴尬地笑了笑，老奶奶也不介意，递给她一颗水果糖，包装纸上印着浅草寺的图案。他接过糖，说了句 “谢谢”，老奶奶笑着摆摆手，转身跟着家人走了。
他把签纸折好，放进钱包里，走出浅草寺。门口的人还是很多，他顺着人流慢慢走，走到一条小巷里。巷子里很安静，两边是传统的日式建筑，木质的门扉上挂着暖黄的灯笼，偶尔有居民打开门，探出头来看看，又轻轻关上。他走在石板路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心里稍微平静了些。
雨又缠缠绵绵落下来时，是他到东京的第五天。傍晚的暮色浸在水汽里，天空是暗紫色的，像一块染了墨的布。他在酒店房间里待了一下午，看了一会儿《情人》，睡了一觉，醒来时，胃里空得发慌。
他没带伞，推开酒店玻璃门，冷湿的风裹着雨丝扑面而来，打在脸上，带着点凉意。他顺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路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少数几家居酒屋还亮着灯，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里面的景象：上班族围着桌子，喝着清酒，大声说着话，脸上带着疲惫却满足的笑，电视里播放着棒球比赛，解说员的声音很激动。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转过街角，他突然看到一抹暖黄 —— 是家面包店。店面不大，橱窗里亮着柔和的灯光，漫出来，在雨雾里晕成一团柔软的光，像黑夜里被人遗落的一块蜜糖，甜得让人想靠近。橱窗里摆着各种各样的面包：撒着芝麻的法棍、夹着奶油的泡芙、造型可爱的熊猫面包，每个都冒着热气，香气从门缝里飘出来，勾着人的食欲。
张博涛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门走了进去。门楣上的风铃叮当作响，清脆的声音驱散了外面的冷意。店里很暖和，弥漫着黄油和小麦的香气，甜丝丝的，裹着人的鼻尖。店员是个年轻女孩，穿着白色的围裙，头发扎成马尾，额前的碎刘海沾着点汗，看起来干净又可爱。
看到他进来，女孩立刻鞠躬，用日语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 张博涛愣了愣神 —— 他早年在贸易公司做过，对着英文合同读写还算从容，那些条款术语看久了，闭着眼都能顺下来，可真要开口说外语，舌头就像被绊住，连最简单的句子都要在心里打两遍草稿，生怕说错一个词。
他定了定神，尽量让发音清楚些，用生硬的英语说：“I'd like a sandwich, please.”
女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睛弯成月牙，用同样蹩脚的英语回道：“sandwich？”
“对，sandwich。” 张博涛松了口气，看着女孩转身去拿三明治。她戴着一次性手套，手指纤细，动作轻柔得像在叠纸船，小心翼翼地把三明治装进牛皮纸袋，还在袋口系了个漂亮的结。
“还要……” 张博涛指着玻璃柜里的奶油面包，那面包上面撒着糖粉，看起来软软的，“that.”
女孩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厉害，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可爱得让人心里一暖：“cream bread？”
“嗯。” 张博涛点头，看着她把奶油面包也装进纸袋，然后走到收银台前，手指在计算器上轻轻敲了几下，抬头对他说：“five hundred yen.”
他从钱包里拿出五百日元递给她，接过纸袋时，鬼使神差地问了句：“what's your name？”
女孩愣了一下，然后放下钱，用手指在光滑的柜台上一笔一划地写：“Riko.”
“Riko？” 张博涛跟着念了一遍，觉得这名字像春天的雨，温柔得很。
“嗯，莉子。” 女孩指着自己，又抬头看他，眼里带着好奇：“your name？”
“Zhang botao.” 他说，看着她努力模仿 “张博涛” 的发音，舌尖打卷的样子有点笨拙，却格外可爱 —— 她把 “张” 念成 “章”，“博” 的音发得太轻，像羽毛落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