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廖奎的身影出现在【幸福小屋】那温暖宁静的客厅时，谢薇正端着一杯刚从【生生不息水池】打来的水，准备去给母亲进行下午的擦拭。她抬头，正要像往常一样露出一个带着疲惫却温暖的笑容，却在触及廖奎眼神的瞬间，笑容凝固在了脸上。
廖奎的脸色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苍白，嘴唇紧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眼底翻涌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极其复杂的情绪——那里面有震惊，有庆幸，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强行压抑着的、深可见骨的悲痛与愤怒。他的整个身体都绷得紧紧的，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精神上的损耗甚至比他之前精神力透支时看起来更甚。
“廖奎？”谢薇放下水杯，快步迎上前，声音里带着惊慌，“怎么了？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学习班……”
廖奎摇了摇头，动作有些僵硬。他伸出手，紧紧抓住了谢薇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让她感到疼痛。他的指尖冰凉。
“薇薇……”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如同被砂纸磨过，“我……我看到爸了。”
谢薇的呼吸骤然停止，瞳孔猛地放大。她反手死死抓住廖奎的手臂，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爸？！他……他在哪儿？他怎么样？！”
“他还活着。”廖奎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说出这四个字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然后才缓缓睁开，直视着谢薇瞬间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就在农场，家属区最边上，靠近铁丝网那边。”
活着！父亲还活着！巨大的、如同海啸般的庆幸瞬间席卷了谢薇，让她几乎站立不稳。但廖奎眼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悲痛，像一盆冰水，紧随其后浇熄了她刚刚燃起的狂喜。
“但是，”廖奎的声音低沉而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头砸在谢薇的心上，“张振山说的那个从西山转过来的、重伤致残的人……就是爸。”
“重伤……致残？”谢薇喃喃重复着这四个字，脸色变得比廖奎还要苍白。
“他的腿……”廖奎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在土坡下踉跄挣扎的身影，“左腿，废了。走路……是跛的，很严重。场里安排他……编筐，搓麻绳。”
他将自己如何借口去后勤仓库，如何远远看到父亲，如何目睹他那消瘦到脱形的背影、笨拙艰难的步履，以及那依旧沉静却掩不住痛苦的眼神，一一告诉了谢薇。
空间里一片死寂，只有两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谢薇呆呆地站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顺着脸颊滑落，滴落在光洁的地板上。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喉咙里溢出破碎的、如同小兽哀鸣般的哽咽。
活着……父亲还活着。这曾是他们在无数个深夜不敢奢望的奇迹。如今奇迹发生了，却是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
他们庆幸，无比庆幸父亲从那场人为制造的“猛兽袭击”中捡回了一条命。但他们更痛，痛得心如刀割，肝肠寸断！那条残废的腿，就是父亲为了保全他们，为了圆上那个“意外”谎言，所付出的最直接、最惨痛的代价！他不仅牺牲了自由，牺牲了与妻子团聚的可能（至少在明面上），更牺牲了健康的身体，成了一个需要依靠编筐这种卑微手工活才能勉强存活的残废！
“是为了……计划……”谢薇终于泣不成声，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是为了让妈的‘死’更真……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廖奎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感受着她身体的战栗，自己的眼眶也一片酸涩炽热。他何尝不明白？父亲谢广安，那个曾经在军区挥斥方遒、脊梁笔挺的军官，如今却拖着一条残腿，在农场最边缘的角落，与柳条为伍，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和身份的屈辱。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计划的一部分，更是这个疯狂时代，加诸在一个坚守着责任与父爱的男人身上，最残忍的伤害！
“他看到了我……或者说，可能感觉到了远处有人，”廖奎的声音闷在谢薇的肩头，带着压抑的痛楚，“但他没有抬头，没有相认……他甚至在那一刻，把编筐的动作，做得更专注、更笨拙……”
这是一种无言的默契，也是一种极致的残忍。他们父子近在咫尺，却必须形同陌路。父亲的“残疾”和“安于现状”，是他们此刻最好的保护色。
两人相拥着，在这绝对安全的空间里，任由那复杂到极点的情绪将他们淹没。为父亲的存活而流下庆幸的泪，更为父亲付出的惨痛代价而流下心碎的泪。这份“活着”的消息，带来的慰藉如此沉重，夹杂着如此深刻的痛楚，几乎让他们无法呼吸。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二楼主卧的方向。那里，母亲萧雅姿依旧在静止中缓慢恢复着生机，发丝转黑，面色红润。她暂时脱离了苦海，却不知道，她的丈夫为了她，为了他们，正在咫尺天涯的地方，承受着怎样炼狱般的煎熬。
父亲的牺牲，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彻底，更加惨烈。这份以血肉和残疾换来的“相对自由”与“安全”，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廖奎和谢薇的肩上。他们未来的路，不仅要守护空间内母亲复苏的希望，更要遥望并确保现实中父亲的生存。
时间，在第七农场仿佛被分割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速。在【幸福小屋】内，它缓慢而充满希望，伴随着母亲萧雅姿身上每一丝细微的好转；而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在那每日下午两点准时开始的思想教育学习班里，时间却变得粘稠而沉重，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泥沼中艰难跋涉。
学习班，已然成为了一种常态。如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般，成了这八十九人生活中一个固定而压抑的环节。最初的震惊、恐惧与无所适从，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近乎麻木的疲惫所取代。
大礼堂依旧，横幅依旧，台上改造队员严肃的面孔依旧，台下学员们沉默的身影也依旧。学习的内容依旧是那些滚瓜烂熟的社论和批判文章，诵读的声音依旧缺乏真正的激情，只是在空旷的礼堂里制造着一种必要的、证明“学习正在进行”的声响。
变化，发生在细微之处，发生在每个人的眼神和姿态里。
有人开始“习惯”了。比如坐在廖奎前排的一个老职工，据说家里是旧职员出身。最初几次，他总是紧张得满头大汗，发言时语无伦次。而现在，他能在诵读时微微闭上眼睛，嘴唇机械地动着，手指却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打着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节奏，仿佛灵魂已经抽离，留下的只是一具完成任务的躯壳。这是一种消极的适应，用精神的麻木来抵御外部的压力。
也有人试图在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丝“积极”的缝隙。一个年轻的知青，每次小组讨论都抢着发言，言辞激烈，不仅深刻“检讨”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软弱性，还能主动“帮助”其他发言不够深刻的同学，指出他们认识上的“不足”。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近乎亢奋的光彩，仿佛通过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他人，就能洗刷掉某种原罪，获得某种认可。但廖奎偶尔瞥见他独处时，那瞬间流露出的茫然与空洞，便知道这种“积极”背后，是何等的不安与扭曲。
更多的人，则像周申一样，在惶恐中努力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周申不再像最初那样用力过猛地诵读，但他的脊背始终挺得笔直，仿佛稍一松懈就会崩溃。他认真记录着笔记，尽管那些笔记可能毫无意义。当被要求发言时，他的声音依旧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内容却愈发“标准”和“正确”，像是反复打磨过的模板。他在学习，学习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哪怕这种保护是以压抑真实自我为代价。
内心的抵触，如同地下的暗火，在某些人眼中无声地燃烧，却绝不敢表露分毫。廖奎曾注意到旁边一个中年女工，在听到某个极端批判言论时，嘴角会极其细微地向下撇一下，随即又迅速恢复平静，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还有一次，休息间隙，他看见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职工，将手里写满检讨草稿的纸，悄悄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手心，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仿佛在捏碎自己某种不甘的情绪。
廖奎和谢薇，则如同激流中两块刻意打磨圆滑的石头，将自己深深地嵌入这“常态”的河床里。他们准时出席，姿态端正，诵读时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融入集体的声浪。当目光扫视时，他们的眼神平和，带着适当的“反思”神情；当低头记录时，他们的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认真领会每一个字句。
他们绝不主动发言，但若被点名，也能流利地说出那些“认识深刻”、“需要继续加强改造”、“感谢组织教育”的套话，态度诚恳，挑不出错处。他们与其他学员保持着一种既不疏远也不亲近的距离，不参与任何私下的小团体议论，也不对任何人的表现流露出特别的关注或评价。
这是一种极致的低调与隐忍。他们将真实的情绪、对父亲的担忧、对母亲康复的期盼，以及对这无休止形式主义的厌烦，全都牢牢锁在心底，只在回到【幸福小屋】那个绝对安全的空间时，才允许自己稍稍放松，流露出疲惫与真实的情绪。
学习班的日常，就是这样一种慢性的消耗。它不直接摧残肉体，却一点点地磨损着人的精神棱角，消解着个体的独特性，试图将所有人都塑造成符合要求的、整齐划一的零件。有人在这种消耗中变得麻木，有人变得扭曲，也有人，像廖奎和谢薇一样，将外壳打磨得更加顺应潮流，而内里，那份守护家人、等待黎明的决心，却在压抑中锤炼得愈发坚硬和清晰。
每一天下午四点，当宣布解散的声音响起，众人沉默地鱼贯而出时，仿佛都能听到某种无形的、精神上的损耗，如同尘埃般悄然落下，堆积在每个人的肩头。而明天，同样的流程，还会继续。这就是学习班的日常，一场没有硝烟却无处不在的、关于精神与意志的漫长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