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胥吏的录用,如同在永平这潭死水中投入了几尾鲜活的鲶鱼,开始搅动原有的秩序。这些新人,尤其是那几名寒门学子,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新政的拥护,在宋景云和周明轩的支持下,被分配到了户房、刑房等关键岗位,开始接触实际事务。
这直接触动了钱贵及其核心党羽的根本利益。他们发现,以往那些需要经过他们“点拨”才能顺利办理的流程,这些新人竟敢直接按章程办理;那些隐晦的“孝敬”和“惯例”,在新人这里完全行不通。更让他们恐慌的是,一些原本依附于他们的胥吏,看到新人的待遇和前景,也开始动摇,做事不再像以前那样“贴心”。
钱贵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多年经营的势力将土崩瓦解。他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让宋景云知道,在永平这块地盘上,离了他们这些老人,什么事都办不成!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软罢工”。
首先,在征收一批即将运往京城的漕粮时,户房那些依旧忠于钱贵的胥吏开始消极怠工。他们或是故意拖延登记造册,或是声称计量器具损坏需要维修,或是互相推诿责任,致使粮船集结缓慢,进度严重滞后。负责此事的户部官员和新任胥吏急得团团转,却指挥不动这些老油条。
接着,刑房在处理一桩普通的田产纠纷时,原本简单的调解被复杂化,卷宗记录语焉不详,甚至“遗失”了关键证词,导致案件迟迟无法判决,苦主天天到县衙哭诉,造成了不良影响。
同时,市面上开始流传更加恶毒的谣言,说新任胥吏都是宋景云的亲信,排挤本地人,办事毛躁,毫无经验,迟早要把永平搞得一团糟。甚至隐隐有风声,暗示宋景云如此大刀阔斧,是为了捞取政绩,根本不顾永平百姓的死活。
这一连串的举动,确实给宋景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漕粮延误,朝廷追责下来,他首当其冲;县衙事务运转不畅,影响民生,也会授人以柄;谣言更是恶毒,直接动摇新政的民意基础。
周明轩忧心忡忡地找到宋景云:“宋大人,钱贵等人这是狗急跳墙了!漕粮之事关乎国计,延误不得啊!是否……暂且安抚他们一下?”
宋景云站在行辕的窗前,看着外面阴沉的天色,脸上没有任何慌乱,只有冰冷的决然。
“安抚?”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周大人,此时若退一步,他们便会进十步!新政将前功尽弃!对于这等冥顽不灵、挟公事以谋私利者,唯有铁腕应对!”
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第一,他直接以巡察使的身份,接管了漕粮征收的指挥权。他带来的护卫和忠于周明轩的衙役被派往码头,监督作业。他公开宣布,凡有胥吏消极怠工、故意拖延者,无论何人,立即革职查办!同时,他从新录用的胥吏和县学中临时招募了一批懂文书算术的青年,经过简单培训后,补充到征收队伍中。虽然效率初期不高,但确保了工作的持续推进。
第二,对于刑房那桩被故意拖延的案子,宋景云亲自调阅卷宗,发现疑点后,直接下令将涉案的几名老胥吏停职审查,由新任胥吏在张澜的指导下重新审理,很快便厘清事实,做出了公正判决。
第三,对于市面上的谣言,宋景云不再仅仅是辟谣。他让李忱暗中查清了几个散布谣言最积极的源头,发现都与钱贵的心腹有关。他毫不客气,以“诽谤朝廷命官、扰乱民心”的罪名,将那几个造谣者抓了起来,当众杖责,游街示众!
这一连串雷厉风行的反击,如同数记重拳,狠狠打在了钱贵集团的痛处。他们没想到宋景云如此强硬,手段如此果决,丝毫不顾及所谓的“地方稳定”和“官场潜规则”。
漕粮在高压下终于按时启运;刑案得到公正处理,百姓称快;造谣者被严惩,谣言迅速平息。
钱贵坐在家中,听着心腹一个个传来的坏消息,脸色灰败。他发现自己惯用的伎俩在宋景云绝对的权力和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虽然还能龇牙咧嘴,但落败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他眼中随即又闪过一丝狠厉和不甘。他还有最后一张牌没有打——他在京城,并非没有靠山!
“姓宋的,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钱贵咬牙切齿,铺开信纸,他要将永平发生的“酷吏横行、排挤良吏、民怨沸腾”的情况,添油加醋地禀报给他在京中的“贵人”。他相信,只要朝中有人发声,就算皇帝信任宋景云,也必然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