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之行总结会后,林鸿彬心里像堵了块浸了水的棉絮,沉得慌,再没了往领导身边凑的心思。
月初的例行工作汇报,言简意赅地说完重点,便急匆匆地往海山岛赶。
空间里的海水需要补充,这事儿耽误不得,要是海水过淡了,一部分鱼会死的。
至于育种中心各项目组的工作,他倒没太多操心的必要。
至于各育种项目组的工作,林鸿彬基本不操心,这些技术员、或者说他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骨子里都带着一股近乎执拗的使命感,干起活来拼命得很,只要中心把后勤保障做到位,各项试验自然能稳步推进。
也正因如此,即便林鸿彬偶尔出趟长差,青云山的育种中心也总能稳稳当当,从没出过乱子。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到了5月,蒲阳地区地革委突然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负责解决历史老案里的冤假错案:
清退过去查抄的财物,安置那些受了错误处分的人员,还要帮他们的配偶、子女办理城镇落户手续。
可谁也没想到,这政策刚一落地,落实政策办公室就给育种中心抛来了个大难题--一下要塞进来 30 个人。
林鸿彬一听这消息,气得直接给落实政策办公室打了电话,拍了桌子,声音都拔高了几分:“陈主任,你们这是把我们育种中心当什么了?收容所吗?我们这巴掌大的地方,哪能一下子养这么干部。”
电话那头的陈主任语气满是无奈,像是早料到他会发火,耐着性子劝道:
“林书记,您先消消气。不只是你们单位,好多单位都这样,没办法啊!这些平反的同志,还有他们的家属,总得有个地方安排工作,总不能让他们没着落吧?”
“安排工作我理解,可也不能一股脑全往我们单位塞啊!30个干部,这可不是小数目!我们全单位的干部加起来不到10个。”林鸿彬的火气没降下来,边说边把桌子拍的砰砰响。
“这也不能怪我们,” 陈主任叹了口气,“谁让你们育种中心现在这么受欢迎呢?好多平反的同志或者他们的家属,都指定要去你们单位,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哭着喊着想去的。”
林鸿彬一听这话,更不相信了:“城里那么多单位,国营工厂、机关科室,哪个不比我们这山沟沟里强?他们偏偏选我们这么个偏僻地方?我不信这里面没别的门道!”
“林书记,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陈主任的声音里带着点调侃,“还不是因为你们单位待遇好!别人都羡慕着呢!”
“我们单位有啥好的?值得这么多人惦记?” 林鸿彬皱着眉,心里满是疑惑。
“你们山上清净啊,至少没有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乱斗,还有--”陈主任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点羡慕,“你们吃肉不用钱!”
这句话像块石头,一下把林鸿彬噎得说不出话来。
青云山清净是真的,除了之前邱美凤针对林鸿彬个人搞点小动作外,就没让人掺和过外面的派性斗争。
可吃肉不用钱这事儿,是青云山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
除了饭要按标准算,其他物资基本免费,家属也能跟着沾光。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声张,但保密肯定是保不住的,没想,现在有人想钻这个空子。
“改!tN的马上就改规矩!” 林鸿彬咬着牙,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发泄完情绪,他很快冷静下来,语气坚定地对陈主任说:
“还有,不能光给我们送人就完事了。今年上大学的名额,你们得拿一些来换。
把我们单位里想上大学的年轻人安排走,空出岗位,才能给新同志腾地方。
不给名额,我绝不签字收人。你现在就给教育组打电话,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才会接下这 30 个人。”
陈主任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大概是在权衡利弊,最终妥协道:“行行行,我给你争取三个名额,总行了吧?这已经是我权限范围内能拿到的最多名额了,再多我也没办法了。”
“三个太少了!” 林鸿彬想都没想就反驳,“30 个人换 3 个名额,30 比 3,这也太亏了!我们接收这么多人,付出的成本多大,三个名额根本不够!”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陈主任的语气也有些急了,声音拔高了几分,“其他单位想要名额都没地方要呢,也就你敢跟我讨价还价!”
“其他单位你也没一下子塞 30 个人啊!”
林鸿彬寸步不让,语气里满是理直气壮,“他们接收三五个人,自然不需要多少名额;我们接 30 个,不给足够的名额,怎么腾岗位?怎么安排现有的年轻人?”
“我就这么大权限,你要更多名额,自己找领导去说!” 陈主任说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像是不想再跟他纠缠。
林鸿彬也不含糊,直接说道:“安排30人过来,背后就是30个家庭,还得给他们盖房子、解决家属住宿,你们这就是尽找老实人嚯嚯!行,我这就找领导去!”
挂了电话,林鸿彬又把电话摇到肖文钰书记那里,软话讲了一大堆,最后总算又多要到了两个名额。
今年不知道教育组会给育种中心多少个上大学的名额,要是和去年一样的数量的话,那今年倒是够了。
吃完晚饭,林鸿彬就把在青云山的党委委员召集一起泡茶,算是召开一个不正规的党委会,把 30 名新人员的住宿问题摆上了桌面。
“现在最紧急的就是建房。”
他端着茶杯,喝了一口热茶,“砖头肯定来不及等了,只能先建土木房。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从上到下都没准备,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改善。”
“那是还建集体宿舍,还是换成楼房啊?”郭子好忍不住问道。
“不建集体宿舍了。”林鸿彬放下茶杯,语气很肯定,“要建小三房的套房,三间房加一个小客厅,先解决家庭的住宿问题。”
建土木房只要人手足够多,房子就建的快,现在不算农忙,林鸿彬一发出招工通知,几个生产队立刻安排了数百人过来。
林鸿彬又赶紧给闽北的一个林场打电话,定了一批计划外木材,直接送到古邑木材加工厂,让他们加工成盖房用的木板。
过了几天,落实政策办公室把 30 名安置人员的详细名单送了过来。
林鸿彬拿着名单仔细翻看,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
安排来青云山这山沟沟的干部,基本都是出身农村普通家庭的,没有一个是来自城镇的干部。
“这哪里是他们自己选的,分明是没的选啊!” 他放下名单,心里满是感慨。
他太清楚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了,这种差距体现在方方面面,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系统性压迫,让“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成了两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就算你侥幸跨越了鸿沟,成为“非农业户口”中的一员,后面还有无数的制度性排斥和文化偏见等着你,
就拿干部来说,农村籍的干部常常被排除在核心岗位之外,重要职务大多被城镇干部垄断,有些单位甚至明文规定“农字头”不得担任领导职务,这就像一道“玻璃天花板”,看得见机会,却永远够不着。
就算是同级别干部,农村籍贯的也往往被分配到偏远地区或艰苦岗位,福利待遇比城市干部差一大截。
住房分配时,城市干部总能分到地段好、面积大的房子;子女入学,城市干部的孩子能进最好的学校,农村籍干部的孩子却要托关系、走后门,还不一定能有好结果。
更让人无奈的是,农村籍干部的家属根本没办法随迁进城,只能留在农村,造成了大量夫妻分居的情况。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一点点加剧了身份的固化,让农村籍干部永远只能在边缘徘徊。
就像林鸿彬这样的,要是林鸿彬是城镇出身,不管林鸿彬愿不愿意,早就强行把他调去革委会重要部门了,而不是现在还在管着一事业单位。
那些有选择的城镇干部,怎么可能愿意来这山沟沟里?就算青云山的肉再香、日子再清净,也比不上城里的“前途”有吸引力。
只有这些没的选的农村籍干部,才会把青云山当成最后的退路。
林鸿彬翻到名单最后,还发现有几位是文艺战线的人--大概也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才无奈选择了青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