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全新的心脏，必须在旧的躯壳里，泵出第一股滚烫的鲜血。
苏霓的办公室很快成了全台最热闹也最让人侧目的地方。
一份跨部门项目组的名单，如同一块巨石砸入电视台这潭沉寂已久的深水池，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惊涛骇浪。
名单上，执行导演一栏赫然写着“赵小芸”三个字。
消息传开，几个加起来工龄超过一百年的老编导当场就炸了。
他们气势汹汹地堵在苏霓的办公室门口，为首的李导头发花白，指着名单的手都在发抖：“苏主任，我们敬你是领导，但你不能这么糟蹋东西！赵小芸？一个进台不到两年的黄毛丫头，话都说不利索，你让她当执行导演？她指挥得动摄像机还是调得动灯光？这不是胡闹吗！”
“就是！我们这些老骨头，哪一个不是从扛机器、剪带子一步步爬上来的？凭什么让她一步登天？”
“她连导播台的按钮都认不全吧？到时候直播出了事故，这个责任谁来负？是你苏主任，还是我们整个电视台？”
抗议声此起彼伏，尖锐刺耳，几乎要掀翻天花板。
苏霓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丝毫波澜。
等他们吼累了，嗓子都有些沙哑时，她才不紧不慢地站起身，走到门口，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张或愤怒或轻蔑的脸。
“说完了？”她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瞬间压下了所有嘈杂。
她转身走向会议室的投影仪，利落地插上U盘。
“既然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那就用作品说话。”
屏幕上，两段视频开始播放。
左边，是赵小芸带领几个实习生，用一台手持摄像机拍摄的街头采访。
右边，则是台里资历最老的摄像团队，动用全套广播级设备拍摄的同样内容的采访。
对比是如此的惨烈，以至于让刚刚还义愤填膺的老编导们瞬间失语。
左边的画面，镜头语言灵动跳跃，人物的情绪被精准捕捉，一个卖红薯大爷脸上的皱纹在特写下仿佛都在讲述故事，背景音乐与剪辑节奏完美契合，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而右边的画面，构图标准，灯光完美，收音清晰，但一切都像被尺子量过一样精准而呆板。
受访者正襟危坐，对着镜头背诵标准答案，整个片段看下来，就像一则毫无感情的新闻简报。
“左边的视频，三天内在外网获得了超过五十万的点击和数万条评论。右边的，作为我们王牌栏目的素材，播出后观众满意度调查不足百分之六十。”
苏霓的声音冷得像冰，“我们要做的是能钻进观众心里的内容，需要的是直抵人心的传播力，而不是一本本可以拿去评职称的工龄证书。”
她“啪”地一声关掉投影，会议室陷入一片黑暗和死寂。
“谁还不服，”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字字如锥，“可以去观众问卷调查里，自己找答案。”
门口的人群，鸦雀无声，一张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最终在那种无形的压力下，灰溜溜地作鸟兽散。
风波平息，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陆承安那边，也遇到了一块硬骨头。
他拿着一份台里即将签署的设备租赁合同冲进了总监黄志远的办公室，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黄台，这份合同绝对不能签！”他将合同拍在桌上，直指其中一条毫不起眼的条款。
条款规定：凡使用本公司提供的设备所拍摄、制作、产出的一切视听内容，其完整的、排他的着作权，均归属电视台所有。
黄志远扶了扶老花镜，有些不解：“这有什么问题？内容版权归台里，不是天经地义吗？”
“黄台，时代变了！”陆承安语气急切，“这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了！这条霸王条款，等于把所有创作者的手脚都捆死了。苏霓他们那个新节目，核心是‘普通人’，如果那些素人嘉宾发现，自己的人生故事、自己的肖像，就因为用了这家的设备，版权就莫名其妙归了电视台，可以被我们任意使用、剪辑、甚至贩卖，您觉得会是什么后果？”
黄志远皱起了眉，显然没想这么深。
陆承安立刻递上自己连夜起草的补充协议，协议核心只有一条：“创作主体产生的内容，其着作权相关权益归属创作者所有，电视台仅享有约定范围内的使用权。”
他还翻开了另一份文件，指着其中一段加粗的文字：“黄台您看，这是国家上个月刚出台的《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对创作者权益的保护。这已经不是潜规则，是白纸黑字的法律。”
黄志远还是有些犹豫，毕竟这意味着要跟合作多年的供应商重新谈判，太过麻烦。
陆承安看出了他的顾虑，直接亮出底牌。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最后一份文件，一份触目惊心的案例汇编。
“隔壁省台，去年就因为一个类似的版权纠纷，被一位独立摄影师告上法庭，最终判赔一百二十万，并且公开道歉。黄台，”陆承安的声音沉了下来，“我们现在做的，不是在跟供应商争那点蝇头小利，是在为电视台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法律风险。这是避险，不是争利。”
“避险”两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了黄志远的心上。
他盯着那份判例，额头渗出了冷汗。
几分钟后，他拿起笔，在陆承安起草的补充协议上，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内忧外患逐一扫清，苏霓的节目终于进入了实拍阶段。
她彻底贯彻了“普通人讲述时代”的主线，拒绝了所有想要来镀金的二线明星和流量网红。
第一期节目的嘉宾，是一位在菜市场卖了二十年菜的大妈，一位参与了城市立交桥建设的电焊工，和一位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女出租车司机。
消息传出，台里又是一片议论。
“请些贩夫走卒来，这节目还有档次吗？”“这能有什么收视率？”
面对质疑，苏霓只在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写在明星的微博热搜里，而是刻在这些普通人布满风霜的皱纹里。”
拍摄首日，那位曾经的国营纺织厂下岗女工，在讲述自己蹬三轮车卖早点，供女儿读完大学的经历时，数度哽咽，几乎说不下去。
现场一度陷入停滞。
副导演刚想喊“卡”，苏霓却打了个手势，自己走上前，在所有摄像机前，缓缓蹲下身，让自己与坐在椅子上的女工视线齐平。
她没有递纸巾，只是用一种极其温和而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轻声说：“大姐，您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您是这个国家巨大转型期里，最勇敢、最坚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的故事，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力量。”
那一刻，女工眼中的泪水决堤而下，但脸上却绽放出一种被理解、被尊重的光彩。
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没有切断，没有修饰。
这个长达一分半钟的对视和交流，在后期的剪辑中，成为了整期节目最震撼、最催泪的华彩片段。
节目彩排那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了导播间——市宣传部的副部长，曾宪阳。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一个人在角落里，沉默地看完了全程。
彩排结束，他单独约见了苏霓。
“苏主任，明年我们市要举办一个面向全国的传媒发展峰会，”曾宪阳开门见山，“开幕式，我想邀请你来做一个三十分钟的开幕演讲。”
苏霓有些意外，随即笑着反问：“曾部长，您不怕我一个搞内容的，抢了专业主持人的风头？”
曾宪阳摇了摇头，目光灼灼：“主持人念的是稿子，而你，说的是人心。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正是你这种能把冰冷的宏大政策，翻译成有温度的个体故事的语言。”
两人相视一笑，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就此达成。
演讲主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从街头到舞台：变革中的表达权”。
最终的试映会，规格之高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电视台的最高领导，高书记，罕见地全程出席，并且看完了完整的九十分钟，中途没有一次起身离席。
当节目结尾，一个小学生用稚嫩的童声朗读着自己的作文《我家的电视机变了》，从“以前电视里只有穿着一样衣服的叔叔阿姨唱歌”，到“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开出租车的妈妈”，说到“妈妈说，她也是这个城市的名片”时，现场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啜泣声，连几位台里的老领导都悄悄摘下眼镜擦拭。
灯光亮起，全场掌声雷动。
散场时，高书记走到苏霓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小苏，你们做的不是一台晚会，你们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切片。”
第二天，红头文件正式下发：经台党委研究决定，批准成立“融媒体创新实验中心”，由总监黄志远挂帅牵头，任命苏霓为中心首席内容官。
当晚，苏霓站在自家阳台上，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电视台大楼，那栋楼还是那栋楼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陆承安发来的消息：“我们提交的‘声浪传媒’公司预核名已经通过，经营范围里，我特地加入了‘大型活动策划与执行’。”
苏霓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们的船，已经有了龙骨。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一条陌生的号码发来的匿名短信，只有一句话，却带着彻骨的寒意：“你以为你赢了？别忘了，你的编制还在别人手里攥着。”
苏霓然后，她给陆承安回了一句。
“那就让编制，变成古董吧。”
信息发送成功的瞬间，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强大。
然而，她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时刻，电视台行政大楼一间沉寂的办公室里，那部红色的内部专线电话，突兀地发出刺耳的铃声。
一只保养得极好的手拿起了听筒，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简短而威严的指令。
放下电话，那人沉默了片刻，随即按下了另一个按键，接通了秘书台。
“通知下去，明天上午十点，所有主持人，不论级别，全部到一号会议室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夜色深沉，一场针对“特权”的无声风暴，正在悄然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