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画笔，似乎格外青睐大学校园。九月刚过中旬，暑气尚未完全退场，一种节日的、躁动不安的气息便如同无形的藤蔓，开始在农大的每一个角落悄然滋生、攀爬。随着“十一”国庆的临近，整个校园仿佛一个即将登台的演员，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大换装”。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校学生会和各个院系。主干道两旁的电线杆上，一夜之间挂起了崭新的红色横幅，上面用醒目的黄色字体写着“欢度国庆，爱我中华”、“喜迎佳节，再创辉煌”之类的标语。海报栏里，各类庆祝活动的预告海报层层叠叠，覆盖了之前社团招新、学术讲座的痕迹。海报设计得五花八门，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还画着卡通化的天安门和华表。校园广播站的声音也似乎比往日更加洪亮和频繁，午间和傍晚时分，激昂的进行曲或是充满赞颂意味的诗歌朗诵，便会准时回荡在楼宇之间。
班级和院校各级别的活动通知，像雪片一样飞到各个宿舍。有以班级为单位的“迎国庆”主题班会，有院系组织的歌咏比赛，有学生会策划的游园会，还有各种征文、演讲、书画展览……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校园里，随处可见忙碌的学生干部们，他们抱着材料，步履匆匆，脸上带着一种参与重大事务的兴奋与郑重。
这股席卷校园的节日热潮，却仿佛在316宿舍的吴普同身边，自动分流而过。他像一块溪流中沉默的石头，任由喧嚣的河水冲刷，却兀自岿然不动。对于这些活动，他的策略简单而明确——能躲尽躲，能推则推。
当班长康大伟在宿舍里热情洋溢地动员大家积极参与班级合唱排练时，吴普同会面露难色，低声解释：“大伟，我……我最近在赶一个专业课的作业，而且四级听力一直跟不上，得花时间补……” 话语恳切，理由充分，让人无法强求。康大伟虽然希望班级活动能全员参与，但也理解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尤其是吴普同这种平日里就埋头苦读的同学，便也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表示理解。
当梁天赋以宣传部部长的身份，意气风发地邀请宿舍兄弟去参观他们部门精心布置的“国庆成果展”，并暗示可以给他“开个后门”，弄个“优秀观众”之类的名头时，吴普同更是敬谢不敏。他会礼貌地笑笑，婉拒道：“天赋，你们弄的肯定高端，不过我这两天约了人去机房练听力，时间排满了，实在不好意思。” 他清楚梁天赋的世界与自己无关，那些虚名和热闹，对他而言远不如耳机里一个听懂的对话段落来得实在。
只有那些实在无法推脱的、带有强制意味的全校性或全院性大会，比如国庆前的安全教育大会，他才会带着一本英语词汇手册或者专业课笔记，坐在会场最后一排不起眼的角落。台上领导慷慨陈词，台下同学们或认真聆听，或窃窃私语，或像他一样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他会将手册摊在腿上，利用这“被迫”的空闲时间，默记几个单词，或者梳理一下最近学到的知识点。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模糊的背景音，他沉浸在自己的学习计划里，只待会议结束的铃声一响，便如同获得特赦，第一个起身离开，迅速消失在通往图书馆或自习室的人流中。
他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刻意孤僻。只是他清楚地知道，时间的沙漏对于他而言，流逝得格外迅速和无情。四级考试像一座大山压在眼前，专业课程难度加深，而背后那个需要他奋力挣脱的家庭循环，更是时刻提醒着他不能有丝毫懈怠。那些热闹的、集体性的活动，对于其他同学而言或许是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是拓展人脉、锻炼能力的机会，但对他而言，却更像是分散精力、消耗宝贵时间的奢侈品。他筑起的那个由单词、公式和代码构成的小世界，壁垒必须足够坚固，才能抵御外界的纷扰，支撑着他朝着那唯一的目标艰难前行。
终于，“十一”七天长假如期而至。校园瞬间空了大半，充斥着行李箱轮子滚过地面的咕噜声和归家学子的欢声笑语。喧嚣如同退潮般迅速散去，留下了一片难得的、几乎有些陌生的宁静。吴普同也踏上了归家的路途。相比于其他同学归家的急切与兴奋，他的心情更为复杂，那是一种混合着对家人思念、对妹妹病情的牵挂，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体力劳作的预支性疲惫。
回到西里村，熟悉的乡土气息包裹了他。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不少，显得疏朗了些。妹妹吴小梅依旧安静，病情还算稳定，看到他能露出浅淡的笑容，这让他悬着的心放下大半。但桌上那瓶需要定期服用的“氯氮平”，以及母亲李秀云偶尔看向女儿时那掩饰不住的忧色，都在无声地提醒着他，这种稳定是何等的脆弱，需要药物小心翼翼地维系，而那药量，据母亲说，医生叮嘱短期内绝对不能减。
假期的核心内容，毫无意外，依旧是土地和劳作。今年秋天的雨水似乎比往年多了些，地里泥泞未干，但农时不敢耽误。吴建军和吴家宝也从石家庄的工地回来了，父子三人，加上李秀云，构成了家庭劳动力的核心。
首要任务是抢种冬小麦。如今的西里村，早已不见了牛拉犁的景象。种地，靠的是“铁牛”——拖拉机。这天一大早，吴建军就去村东头张有福家约好了他家的拖拉机和配套的旋耕犁、播种机一天。当那台漆皮斑驳、冒着黑烟的“东方红”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吴家地头时，寂静的田野顿时被这工业化的轰鸣声打破。
张有福调整好旋耕犁的深度，挂上档，拖拉机便发出更加沉闷的吼声，拖着身后那排闪亮的犁刀，稳稳地向前驶去。锋利的犁刀像切豆腐一样，轻松地切入湿润的土壤，将板结的土地瞬间打碎、翻转，形成均匀、松软的犁垄，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浓郁的、新翻泥土的腥香气。这效率，远非昔年人拉犁铧可比。
吴建军一家四口在后面简单的把地平整一下后，就准备播种了。
播种机依旧是挂在拖拉机后面，有两个大漏斗，一个装麦种，一个装肥料。张有福调整好播种机的行距、深度还有下种量。拖拉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浓烈的柴油味混杂在泥土的气息中，扑面而来。麦粒碰撞着铁皮箱壁，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是丰收的前奏。吴普同兄弟俩轮流上阵，一个人负责添种，观察下种情况，另一个则稍微休息，准备替换。
吴普同站在播种机后，双手紧握木锨，时刻关注着种子流动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断流。他感到脚下的土地在拖拉机强大的动力下微微震颤，看着原本需要全家耗费数日艰辛劳作的犁地、播种工序，在这“铁牛”的牵引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前推进，心中不禁感慨时代的变化。机械化确实解放了人力。
机械化作业效率极高，一天下来，几亩地的播种任务便已接近尾声。当夕阳给田野披上一层金红色的外衣时，拖拉机完成了最后一趟行程，“突突”声渐渐平息。张有福从驾驶座上跳下来，脸上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轻松。吴建军递上棵烟，结算好费用，简单寒暄几句，送走了张有福。
吴建军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看着身后那片平整的、已经播下希望的田地，默默地卷起一根旱烟，稍微将地头整理一下，带着一家人回家了。
麦子种完，还没来得及好好喘口气，另一项更为漫长和基础的工作便立刻接上——继续垫新宅基地。
北边那片空地，经过暑假的初步清理和堆积，已经有了一个小土堆的雏形，但距离能够打地基的高度，还差得远。取土、拉土、平整……这个单调、枯燥、消耗体力的循环再次启动。与机械化的播种不同，垫地基完全依靠最原始的人力。吴普同和吴家宝再次成了拉车的主力。那辆老旧的排子车，车轴因为缺油而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一锹一锹的泥土被装满车斗，堆得像座小山。绳索再次深深地勒进吴普同的肩膀，他俯下身，双脚用力蹬地，脖颈上青筋暴起，才能让沉重的车轮开始缓慢移动。吴家宝则在后面奋力推着，兄弟俩默契配合，汗水很快浸透了单薄的秋衣，在后背洇开深色的印记。
一趟，又一趟。从清晨到日暮，阳光不再毒辣，却带着秋日的干爽，将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手掌上的水泡磨破了，结成新的硬茧，再磨破，周而复始。李秀云除了操持家务，照顾小梅，也会抽空过来帮忙平整拉过来的土，或者替换一下疲惫的吴普同或家宝。
晚饭后，是一家人难得的休息时间。屋里点亮了那盏昏黄的电灯，吴小梅安静地坐在炕上，摆弄着吴普同带回来的一个旧计算器。吴建军会泡上一缸子浓茶，点起旱烟，默默地抽着，很少说话，只是听着李秀云絮叨村里的琐事，或者吴家宝兴奋地说些工地上的见闻。吴普同大多时候是沉默的，听着，感受着这片刻的、混杂着疲惫与安宁的家庭氛围。
他偶尔会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望着北边那片在月光下呈现出青灰色轮廓的宅基地。它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胃口，吞噬着父母的汗水，吞噬着弟弟的青春，也即将吞噬他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光阴与自由。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辛辛苦苦打工攒钱，回来盖房子，为儿子娶媳妇，然后儿子再出去打工，为他的儿子盖房子……这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沉重的轮回。农业的机械化，似乎只是减轻了某个环节的体力负担，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循环，反而因为现金支出的增加，使得外出打工变得更加必要。他奋力读书，考上大学，学习那些看似先进的科学知识，最终的目的地，难道就是为了更体面、更有能力地跳入这个轮回吗？
这个念头像鬼魅一样，在夜深人静时缠绕着他。他看着屋里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看着妹妹那需要长期药物维持的脆弱平静，看着弟弟那本该在学校却已在工地磨砺出老茧的双手，再想到自己那压在头顶的四级考试和未来渺茫的前途，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几乎让他窒息。
七天长假，在拖拉机的轰鸣和排子车的吱呀声中飞逝而过。返校的时刻来临，吴普同再次背起行囊。与上次不同，这次他的书包里，除了书本，还多了母亲新烙的饼和妹妹偷偷塞进来的两个熟鸡蛋。他的身体因为连日的劳作而更加疲惫，肩膀被绳索勒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手掌上的新茧摸着粗糙。但他的眼神，却比离开时更加沉静，甚至带着一丝冷峻。
火车站的喧嚣再次包围了他，但他仿佛自带一个隔音的屏障。他知道，校园里的节日装饰或许还未撤去，同学们或许还在津津乐道假期的趣闻，但对他来说，那个由单词、听力和专业书籍构筑的、寂静而艰苦的小世界，才是他必须立刻返回并长期坚守的阵地。车轮滚动，载着他驶离这片给予他生命也带给他沉重枷锁的土地。前方的路依然迷雾重重，但他明白，唯有在知识的孤岛上奋力划桨，才有可能，仅仅是可能，为自己，也为这个家，寻找到一丝突破这宿命轮回的微光。而那即将到来的四级考试，就是他要面对的第一个，也是必须攻克的海域险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