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的手指向靠窗的那张空桌子时，我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奇异的归属感，混杂着些许尘埃落定的怅惘。这就是我的地盘了，在未来可见的日子里，我将像一颗螺丝钉，被拧在这张桌子上，成为这庞大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但理论上不可或缺的部件。
桌子是老式的深棕色，木质厚重，边角处因岁月的摩擦已露出了浅色的原木，像老兵身上的伤疤。桌面上覆盖着一块同样年迈的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早已泛黄、字迹模糊的表格，似乎是前任主人留下的印记。桌面靠墙的位置，有一个墨绿色的双格铁丝文件筐，里面空空如也，等待着被填满。一把同样是深棕色的木椅，椅面的漆已经磨损，露出了木头本身的纹理。
这就是我的“第一张办公桌”。它不像大学图书馆里那些充满个人气息、贴满贴画、堆满杂书的书桌，也不像家里那张可以随意趴着写家信的旧书桌。它冷静、刻板，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感，仿佛在无声地提醒我：在这里，你是一个公职人员，你的时间和空间，都属于工作。
我放下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几支笔和一个搪瓷缸子。我用手掌拂过冰凉的玻璃板面，触感坚实而冷漠。我试图想象坐在它前面的前任，他（或她）是谁？如今又去了哪里？是升迁了，调走了，还是像老吴那样，最终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成为了这间大办公室里一个固定的背景？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指尖蔓延开来，让我打了个激灵。
“抹布和水房在走廊尽头，自己打理一下。”王处长丢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没有多余的客套。
我依言去了水房。那是一个充满潮湿气味和回声的空间，水泥地面，墙壁上半部分刷着绿漆，下半部分则是斑驳的灰色。一个巨大的铁皮热水桶咕嘟咕嘟地响着，旁边是水泥砌成的长长水槽。我找到一块不知是谁留下的、还算干净的旧抹布，浸了冷水，拧干。
回到座位，我开始仔细地擦拭。擦去桌面玻璃上的浮尘，擦掉铁丝文件筐上的积垢，连桌腿和椅背也不放过。这个简单的劳动过程，奇异地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仿佛通过擦拭，我不仅在清理一个物理空间，也在试图拂去内心的不安和迷茫，为自己开辟一块心灵的立足之地。
擦拭干净后，我将自己的物品一一摆放好。笔记本放在桌面右手边最顺手的位置，钢笔并排放在笔记本上方。搪瓷缸子——上面印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是离校前同学送的——我小心地放在桌角，暂时空着。最后，我从帆布包最底层，拿出那方家传的旧砚台。砚台很普通，石质，雕工简单，是父亲在我考上大学时，从家里老屋翻出来送给我的，说是祖上有点学问的人用过的，图个吉利。我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在那几张泛黄表格的旁边。
这方砚台，是我与过去、与家庭、与那个充满书卷气的世界的唯一连接点。看着它沉稳的黑色，我仿佛能感受到家乡泥土的气息和父亲殷切的目光。在这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它是我精神的压舱石。
做完这一切，我端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环顾四周。
我的位置在办公室的东南角，靠近窗户。透过擦拭干净的玻璃，能看到楼下院子里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以及更远处省政府主楼的一角天空。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这个位置不算差，既有一定的光线和视野，又相对安静，不那么引人注目。
左手边隔着一个过道，是老刘的桌子，他正戴着老花镜，慢条斯理地登记着文件。右手边隔着低矮的隔板，是一位三十多岁、面容姣好的女同事，我后来知道她叫孙梅，在资料室工作，此刻她正低声打着电话，语气温柔。斜对面，就是那位资深科员老吴，他果然端着一杯浓茶，报纸看得津津有味，偶尔呷一口茶，发出满足的叹息。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节奏和世界。我坐在这里，像一个闯入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学习着，试图理解这里的规则和空气。
这张桌子，现在是我的了。它是我仕途的起点，是我观察这个庞大官场的了望哨，也可能是我未来无数个日夜奋笔疾书或枯坐冥想的方寸之地。它承载着我的忐忑，我的期望，以及那份尚未被现实磨灭的、想要“做点事”的初心。
我轻轻拉开抽屉，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几枚散落的回形针和一小截铅笔头。我合上抽屉，发出轻微的“哐当”声。
好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林致远，就从这里开始吧。
未知的前路依然令人敬畏，但至少，我现在有了一张可以伏案的书桌，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岗位”的位置。接下来的路，无论平坦还是崎岖，我都需要坐在这张桌子后面，一笔一划地去书写。
只是，当我目光再次扫过那方压在玻璃板下的旧砚台时，一个念头悄然浮现：多年以后，当我离开这张桌子时，我会变成什么模样？是保持了此刻的初心，还是早已被这环境所同化，甚至……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