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关于泰昌帝朱常洛登基后迅速纵欲亡身的故事，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朱元璋的心头。他挥了挥手，似乎想驱散眼前那令人烦躁的天幕影像，目光沉沉地扫过殿前肃立的文武百官，最终落在了身旁的太子朱标，以及更远处那些正在接受严格儒学教育的年幼皇孙们身上。
一股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慌，在他胸中蔓延。他，朱元璋，出身微末，深知创业艰难。他自问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严格。他聘请天下最有名望的大儒，如宋濂、刘三吾等人，为太子和诸王讲授经史子集，灌输仁义道德、君臣之道。他制定的《皇明祖训》，事无巨细，恨不得将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如何治理国家的所有要点都刻进子孙的骨子里。
可为何……为何从天幕透露的未来看，他的这些子孙，尤其是那些继承皇位的，要么像朱高炽、朱厚照、朱常洛这般压抑多年后骤然放纵，要么就像后来的某些皇帝（他隐隐有所预感）那般昏聩糊涂？他这套自认为完美、严格的皇家教育体系，似乎……效果并不如预期，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坐在他身侧的马皇后，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情绪的低沉和那份深藏的焦虑。她轻轻叹了口气，声音温和却带着力量：“陛下，可是在为后世子孙之事忧心？”
朱元璋看了她一眼，没有否认，只是重重哼了一声：“咱给他们请最好的老师，定最严的规矩，就是怕他们行差踏错，辜负了这万里江山！可你看看……那天幕里的后世子孙，一个个都成了什么样子！”
马皇后沉吟片刻，道：“陛下用心良苦，臣妾深知。只是……这教养子弟，或许如同栽种花木。过于将其约束在方寸之间，不见风日，不历雨雪，一旦挪出暖房，反而更容易被外界的风雨摧折。标儿他们如今在陛下与诸位大儒的教诲下，自然是好的。可臣妾有时也想，帝王终究是要面对这天下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若只识得圣贤书中的道理，而不知人心之复杂，世事之艰难，一旦独当一面，恐怕……”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过度的保护和高标准的道德灌输，可能会造就出在温室里完美的“模范太子”，却未必能培养出真正能驾驭复杂朝局、应对人性幽暗的成熟帝王。朱常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长期极端压抑环境下，心理扭曲与自制力崩溃的结果。
站在文官队列前列的宋濂和刘三吾，此刻也是心潮起伏，脸色复杂。作为太子教育的核心负责人，他们一直坚信儒家经典和圣贤教诲是培养仁德之君的不二法门。他们力求将太子朱标塑造成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仁孝宽厚的储君。
然而，天幕所展现的未来，像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他们教育理念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他们精心培养的太子一脉，似乎并未能如预期般稳固传承，反而在后代出现了种种问题。朱常洛的“反弹”固然有其个人品性的因素，但那种深宫之中、长期处于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下所形成的精神状态，难道与他们所倡导的、要求太子时刻克己复礼、谨言慎行的教育方式毫无关系吗？
宋濂捻着胡须，眉头深锁。他开始反思，是否过于强调了对君主个人道德的完美要求，而忽略了对他们实际政治权谋、识人用人、乃至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培养？或者说，那种试图用单一道德标准框定一切的教育，本身就会催生压抑和伪饰？
刘三吾则想得更远一些。他意识到，帝王教育或许不能仅仅依赖于书本和说教。如同太祖皇帝，其雄才大略、识见魄力，正是在元末乱世的尸山血海中磨砺出来的。而深宫高墙之内，如何能让未来的君主真正理解民间疾苦、洞悉人性百态？
奉天殿前，陷入了一种沉重的静默。
朱元璋的困惑，马皇后的忧虑，宋濂等人的反思，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帝国继承人？是用严格的儒家教条将其塑造成道德完人，还是应该让其更早地接触真实的世界，哪怕其中充满污秽与斗争？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过于宽松，恐其骄奢淫逸，败坏基业；过于严格，又恐其心理扭曲，或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与魄力。
朱元璋看着太子朱标，眼神复杂。他既希望儿子仁厚，能善待兄弟臣工，守住他打下的江山；又隐隐希望他能有足够的锋芒和手腕，足以震慑任何潜在的威胁。这两种期望，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
“难道……真是咱想错了？” 朱元璋第一次，对自己坚信不疑的某些东西，产生了细微的动摇。
博学鸿儒科学子的席位上，此刻气氛凝滞得如同腊月的冰湖。施耐庵与罗贯中师徒二人相顾无言，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震撼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惶恐。他们一个是正在构思《水浒传》、书写草莽英雄与官场倾轧的小说家，一个是未来将着就《三国演义》、描绘帝王将相与权谋机变的未来大家，对“故事”和“人性”的洞察远超常人。
也正因如此，他们比旁人更清晰地感受到天幕讲述背后那冰冷而残酷的历史逻辑。那些后世皇帝的性格缺陷，那些党争的龌龊，那些看似偶然的宫廷奇案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这一切，与他们笔下虚构的世界何其相似，却又更加真实、更加令人窒息。他们手中的笔，能写尽人间悲欢、权谋算计，却似乎写不出一个王朝免于倾覆的正确答案。一种文人面对历史洪流的无力感，悄然攫住了他们。
而坐在不远处的齐德、黄子澄等人，更是脸色煞白，如坐针毡。他们本应是未来建文朝堂上的风云人物，此刻却因天幕的“剧透”而提前品尝到了身败名裂的滋味。每一次天幕提到“建文四傻”，都像是一记无形的耳光抽在他们脸上。未来的自己，难道真的会做出那些愚蠢的决定，成为后世笑柄，甚至间接导致江山易主？这种对既定“命运”的恐惧和不甘，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苦思与自我怀疑。
不仅仅是他们，整个奉天殿前的文官队列，都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沉重气氛。从衍圣公孔希学被“气”死，到《永乐大典》的散佚被视为文脉之殇，再到对儒家教育方式的质疑，以及那些直指文官集团结党营私、空谈误国的尖锐评论……天幕的每一次讲述，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削弱着他们这个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与神圣性。
如今，泰昌帝因“红丸”暴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所有的文官，心头都浮现出之前天幕隐约提及的那个词——“文官阴谋论”。
梃击案中，东林党人如何利用案件攻击政敌；国本之争里，文官集团如何与皇帝抗衡……这些都已不是秘密。那么，在皇帝突然暴亡、新君未立的权力真空中，那些掌握话语权、熟悉典章制度的文官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会是稳定朝局的忠臣，还是……趁机牟取私利、甚至操纵皇位继承的“阴谋家”？
一想到天幕很可能即将把这层最不堪的遮羞布也狠狠扯下，将某些潜规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文官就觉得喉咙发紧，心中苦涩难当。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后世那如刀似剑的笔锋，正隔着时空对准了他们。
“这天幕……是不整死我大明文坛，不让我等读书人留下半分颜面，誓不罢休啊……”一位老臣低声哀叹，声音中充满了疲惫与悲凉。
奉天殿前，只有天幕上朱及第准备开始新讲述前的短暂寂静。但这寂静，对洪武十一年的文官们而言，却如同暴风雨来临前那压抑到极致的沉闷。他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可能将他们引以为傲的信念、操守乃至整个群体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下一轮“审判”。
施耐庵下意识地握紧了袖中那枚用来把玩的镇纸，罗贯中则目光游离，仿佛已在构思一个关于“后世评说”的新故事开头。齐德、黄子澄等人更是将头埋得更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朱元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的目光在文官们惶恐不安的脸上扫过，又看了看天幕，眼神深邃难明。他固然对某些文官的迂腐、结党深恶痛绝，但也深知治理天下离不开这些人。天幕的揭露，是在帮他敲打臣子，还是在动摇国本？
无论如何，一场针对文官集团道德与历史角色的拷问，似乎已无可避免。而这拷问的序幕，即将由那颗小小的、致命的“红丸”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