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密谋定策
太和九年（835年）秋，长安城在金黄的银杏叶与肃杀的秋风中，酝酿着一场帝国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狂澜。权阉王守澄被鸩杀，标志着文宗皇帝与李训、郑注集团铲除宦官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但也将双方都推向了必须摊牌的悬崖边缘。剩余的宦官集团，如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王守澄死后接任者之一）、枢密使鱼弘志等人，如同惊弓之鸟，虽暂时蛰伏，但其掌控的神策军系统依旧强大，且对朝臣充满警惕与敌意。
诛杀王守澄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李训的野心和乐观情绪。他已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加“守尚书右仆射”，权势熏天。他与远在凤翔节度使任上的郑注通过密使频繁联络，共同策划着对宦官集团的最后一击，意图将其连根拔起，永绝后患。
最初的计划，是由郑注利用赴京朝觐或皇帝驾临其防区（凤翔）的机会，挑选数百亲兵作为护卫，在为王守澄举行葬礼时，由文宗下诏命所有宦官前往送葬，届时郑注率亲兵闭门围剿，将宦官一网打尽。这是一个相对稳妥且成功的可能性较高的计划。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训的心态发生了微妙而致命的变化。他担心，如果此计成功，那么首功必将归于手握兵权的郑注。届时，郑注的权势将远超自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一种“独占大功”的贪念，以及或许存在的、对郑注这个“药剂师”出身的合作者的潜在轻视，促使他改变了主意。
李训决定，撇开郑注，由自己在长安单独行动，设计一个更加“完美”、更能体现他个人智谋的方案，抢在郑注之前解决宦官问题。他秘密联络了其党羽，如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等人，进行部署。他甚至说服了文宗，称如此大事若依赖外镇，恐生变故，不如在京城之内，由朝廷亲自解决，更能彰显天威。文宗或许也被迅速成功的渴望所驱动，竟同意了李训的冒险计划。
一个极其复杂、环环相扣，却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行动方案，在李训的脑海中成型。其核心在于：伪造天降“甘露”的祥瑞，诱使宦官首领离开禁军护卫森严的内廷，前往位于大明宫前廷的左金吾仗院（左金吾卫衙门）“观看”，届时伏兵齐出，尽数诛杀。
第二节：金吾伏兵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壬戌日。清晨，大明宫紫宸殿如常举行早朝。文武百官序班而立，文宗皇帝端坐御榻。然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紧张，知情的李训党羽们，手心沁出冷汗，不知情的官员则对今日格外肃穆的气氛感到些许困惑。
按照计划，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本名韩重华）出班奏事。他并未按常例报告京城治安，而是深吸一口气，朗声奏道：“启奏陛下，昨夜左金吾仗院内后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甜美的露水），臣已隔帘奏闻！”
天降甘露，在古人看来是天下太平、君主德政感召上天的祥瑞之兆。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皆循例向皇帝称贺。李训与舒元舆（另一宰相，亦参与密谋）趁机出班，率百官再拜，恭请皇帝亲往观瞻，以承天眷。
文宗故作沉吟，随后应允。他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前往左金吾仗院查验真伪。李训、舒元舆等人去后不久，便回来奏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若果然是真的，则天下莫不庆幸。”
这故作迟疑的奏对，是为了将戏做足，诱使宦官首领离开皇帝身边。文宗于是顺势说道：“岂有如此之事！” 随即下令，命左右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等内侍省主要宦官，前往左金吾仗院“仔细看来”。
这是一个关键指令。如果仇士良、鱼弘志等所有掌权宦官都奉命前往，那么计划便成功了一半。仇士良、鱼弘志虽心中未必全无疑窦，但在皇帝明诏和“祥瑞”的名义下，也不得不率众宦官前往左金吾仗院。
然而，就在仇士良等人即将离开含元殿（皇帝已移驾至此等候消息）之际，意外发生了。那个负责报祥瑞的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此时正守在左金吾仗院门口迎接。他本非胆壮之人，肩负如此重任，已是心惊肉跳。当仇士良等一众宦官到来时，韩约竟因过度紧张，面色惨白，汗流浃背，连行礼都对答失次。
老奸巨猾的仇士良立刻察觉有异，惊问：“将军何以如此？”
恰在此时，一阵穿堂风吹过，掀动了厅堂旁的帷幕，露出了幕后隐藏的、手持兵刃的伏兵身影！同时，兵甲碰撞之声隐约可闻。
“事泄矣！” 仇士良惊呼一声，与鱼弘志等宦官反应极快，不及多想，立刻转身向外狂奔！守门的金吾卫士兵猝不及防，竟未能及时关闭大门。
第三节：阉奴反噬
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如同受惊的兔子，拼死逃回含元殿。他们深知，此刻唯一的生路，就是牢牢控制住皇帝！
此时，文宗皇帝尚在含元殿等候消息，李训见仇士良等人狂奔而回，情知大事不妙，急忙命令殿外的金吾卫士：“上殿护卫，人赏钱百缗！”
宦官们则更快一步，冲上含元殿，不由分说，架起惊愕的文宗，塞入一顶软舆，斩断后面的丝绦，抬起皇帝就向宣政门（通往内廷的门户）方向狂奔！李训扑上前去，抓住舆杠，厉声高呼：“臣奏事未尽，陛下不可入宫！”（意思是事情还没完，陛下不能回内宫）
此时，若文宗能稍有决断，呵斥宦官，支持李训，局势或可逆转。但这位一直处于深宫、性格本就有些优柔的皇帝，在突如其来的巨变面前，竟惊慌失措，哑口无言！
仇士良岂容李训阻拦，上前与李训厮打。李训死死抓住舆杠不放。仇士良猛推李训，李训仆倒在地。宦官们趁机抬起皇帝，冲破阻拦，疾驰入宣政门。沉重的大门在李训等人绝望的目光中，轰然关闭！
皇帝落入宦官之手，意味着李训等人瞬间从诛杀权阉的“清君侧”者，变成了攻击皇帝乘舆、图谋不轨的“叛逆”！胜负之势，顷刻逆转。
李训心知大势已去，从地上爬起，换上随从官吏的绿色低级官服，骑马疾驰出宫，口中扬言：“我何罪而窜谪！” 试图制造混乱，趁机逃亡。
第四节：血洗南衙
宣政门内，惊魂未定的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意识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狂怒与后怕交织，立刻展开了凶狠的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皇帝的优势，以文宗的名义，假传诏令，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军五百人，持刀出阁，杀向南衙（指宰相及百官办公的宫城南半部）！
大屠杀开始了。
神策军士卒如狼似虎，冲出宣政门，见人就杀。来不及逃走的百官、吏卒、仆役，甚至无辜的民间工匠、商贩，皆成刀下之鬼。一时之间，大明宫内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哀嚎震天。
宰相舒元舆、王涯（未参与密谋，但被牵连）等人闻变，仓皇易服出走。王涯已七十余岁，逃至永昌里茶肆，被禁军擒获。舒元舆则独乘马逃出安化门，亦被追兵擒获。参与密谋的河东节度使王璠逃归长兴里私第，闭门自守，以河东兵自守，神策军至，叩门呼曰：“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鱼护军（鱼弘志）令致意！” 王璠信以为真，开门而出，遂被擒拿。
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这个因紧张而坏了大事的关键人物，躲藏了一夜后，次日亦被搜出斩首。
李训在出逃后，知无法幸免，欲奔凤翔投郑注，途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被擒。押送途中，他恐至军中受辱，对押送者说：“得我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必乘舆夺我，不如杀我取首级送去。” 押送者从其言，斩李训，传首京师。
而远在凤翔的郑注，在接到李训改变计划、令其按兵不动的消息后，尚在观望。及至长安事变消息传来，其幕僚劝其率军攻入长安，清君侧，或可挽回败局。但郑注犹豫不决，坐失良机。不久，监军宦官张仲清（已得仇士良密令）假意邀请郑注赴宴商议，在席间伏兵杀之，并屠灭其全家。凤翔幕僚僚佐，死者甚众。
第五节：天子囚徒
甘露之变，以李训、郑注集团的彻底覆灭而告终。但宦官的报复远未停止。仇士良、鱼弘志等完全控制了文宗皇帝，挟天子以令天下。他们迫使文宗下诏，将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所谓“逆贼”，不分首从，皆定以谋反大罪，腰斩于长安城西市的独柳树下。
行刑之日，百官被强迫前往观看。刽子手手段残忍，死者家属亲眷，无论长幼，悉数处死，甚至连远亲亦不能免，妻女没入掖庭为奴。其状之惨，令观者无不颤栗。宰相王涯以七旬高龄，不堪刑讯，自诬与李训谋反，临刑前悲叹：“吾无罪，王璠、贾餗（另一被冤杀者）引我至此！”
更有甚者，仇士良等竟派神策军至这些“罪臣”家中，借口搜捕逆党，公然抢掠财物，奸淫妇女。长安城中，人人自危，白色恐怖弥漫。
而文宗皇帝，则彻底成了宦官的囚徒。他被软禁于深宫，一举一动皆在宦官监视之下。仇士良等人动辄以“甘露之事”相要挟，文宗只能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违逆。他曾在一个僻静的宫殿，悄悄对当值翰林学士周墀泣诉，自比周赧王、汉献帝，言“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言毕，悲不自胜，泪下沾襟。
自此以后，文宗郁郁寡欢，健康每况愈下，再也无力过问朝政。一切军国大事，皆由仇士良等宦官决断。宰相不过备位而已，百官更是噤若寒蝉。
甘露之变，是唐代宦官专权达到顶峰的标志。它不仅是文宗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终结，更是大唐帝国中枢政治彻底败坏、无可救药的象征。从此，皇帝的废立生死，完全操于宦官之手，直至唐亡。大明宫的金碧辉煌，再也掩盖不住那弥漫在宫墙内外、深入骨髓的血腥与绝望。帝国的黄昏，已然降临。
（第五十六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