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霓裳羽衣曲
第五十一章 金丹误国
第一节：盛极之下的暗影
元和十三年（818年）的正月，长安城是在一片前所未有的胜利与狂欢中度过的。淮西的平定，成德的归附，横海的纳土，淄青的震慑……这一切，都让帝国臣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堪比太宗贞观、玄宗开元的盛世，似乎已然触手可及。大明宫含元殿上，四方来朝的使者，山呼万岁的声浪，将宪宗皇帝的威望推向了顶峰。
然而，在这极致荣光的表象之下，敏锐者已然能察觉到一丝不谐的暗流。首先是大明宫的主人自身。连年殚精竭虑的运筹帷幄，与藩镇进行的不仅是军事更是心理上的激烈博弈，加之可能潜藏的健康隐患，使得刚过不惑之年的宪宗，眉宇间时常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躁。那场持续数年的淮西血战，不仅耗尽了帝国的府库，似乎也透支了这位中兴之主的心力。他对朝政的掌控，开始显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时而励精图治，时而又显露出对享乐与超脱的渴望。
更显着的变化在于朝堂。淮西之功，赏赐无数，尤其是神策军将士，赏赉尤为丰厚，这固然激励了士气，但也进一步助长了禁军的骄悍。而真正危险的信号，来自于宰相人选的变动。那位在淮西前线与宪宗肝胆相照、力挽狂澜的裴度，因其刚正不阿，屡屡直言进谏，渐渐引起了宪宗的些许不快。尤其是在如何处置最后一个强藩——淄青李师道的问题上，裴度主张稳扎稳打，以待其内部生变，而宪宗在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则倾向于速战速决。
这种分歧，被另一些人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此人便是以聚敛有术而得到宪宗赏识的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bo），以及与宦官势力关系密切的工部侍郎、盐铁转运使程异。
第二节：佞臣当道
皇甫镈与程异，可视为德宗朝裴延龄式的人物。他们并无经国济世之才，却深谙帝王私心与敛财之术。皇甫镈执掌度支，为了填补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窟窿，也为了满足宪宗日益增长的赏赐需求和宫廷用度，他采取了一系列竭泽而渔的手段：加重两税，提高盐价，甚至巧立名目，以“进奉”、“羡余”为名，鼓励地方官额外盘剥百姓以讨好皇帝。程异则利用盐铁转运之权，从中牟利，贿赂宦官，巩固权位。
他们的做法，自然引起了裴度、崔群等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裴度多次在延英殿面折庭争，指斥皇甫镈、程异为“小人”、“聚敛之臣”，认为其行径是在动摇国家的根本。然而，此时的宪宗，一方面陶醉于眼前的武功，认为财政支持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因长期操劳而对裴度时而“絮叨”的直谏感到厌烦。他内心深处，或许更欣赏皇甫镈等人那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的“实干”能力。
皇甫镈、程异则趁机勾结宪宗身边得宠的宦官，如内常侍陈弘志、第五守亮等人，不断在宪宗面前诋毁裴度，称其“好名”、“结党”、“专权”。这些谗言，如同水滴石穿，一点点侵蚀着宪宗对裴度的信任。
转折点发生在元和十三年（818年）秋。在皇甫镈、程异及宦官的合力运作下，宪宗终于将裴度罢为河东节度使，使其离开了权力中枢。同年九月，皇甫镈、程异二人竟被同时擢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了宰相之位！
消息传出，朝野愕然。一些耿介之臣，如谏议大夫武儒衡等，上疏力谏，认为“镈、异皆钱谷吏，佞巧小人，陛下遽置之相位，恐中外骇愕”。然而，宪宗已被皇甫镈等人的巧言所惑，竟不听。朝堂风气，为之一变，阿谀奉承、钻营贿赂之徒开始得势。
第三节：最后的藩镇——淄青
就在朝中正邪势力此消彼长之际，对最后一个公开对抗朝廷的强藩——淄青李师道的最后一击，也进入了收官阶段。
李师道在淮西平定后，虽表面上惶恐，献出三州之地并送子为质，但内心依旧犹豫观望，其部下将领也多主张割据。然而，朝廷持续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使得淄青镇内部矛盾彻底爆发。
元和十三年（818年）冬，李师道昏聩多疑，听信谗言，欲杀麾下大将刘悟。刘悟先发制人，率兵反攻郓州（今山东东平），夜袭牙城。李师道与其子藏于厕所之中，被搜出擒获。刘悟历数其罪，言“悟奉天子密诏，送司空（李师道）归阙，然司空复何面目见天子乎？”遂将其父子一并斩首。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刘悟函送李师道父子首级至长安。宪宗再次于兴安门受俘，将李师道首级献于太庙。盘踞山东五十四年，辖有十二州之地的淄青平卢镇，至此彻底覆灭。
淄青的平定，标志着宪宗自即位以来，历时十四年的削藩大业，取得了近乎圆满的成功。表面上，自广德以来六十余年的藩镇割据局面，似乎已被终结。帝国仿佛真的回到了天宝以前的统一状态。长安城内，再次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宪宗的功业，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四节：追求长生
然而，站在权力和功业顶峰的宪宗，内心却开始被一种新的、更深的恐惧所攫取——那就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多年的操劳可能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而极致的权力所带来的极致享受，也让他更加留恋这人世间的巅峰体验。他开始渴望能够永远持有这至高无上的权柄，永享这中兴盛世的荣光。
于是，如同历史上许多功成名就的帝王一样，宪宗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虚无缥缈的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老。而这，正好给了皇甫镈等佞臣新的献媚之机。
皇甫镈等人投其所好，纷纷推荐所谓的“方士”、“异人”入宫。其中，最得宪宗信任的，是一个名叫柳泌的山人。柳泌自称能合炼长生仙药，他向宪宗夸口：“天台山乃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然力不能致。若为彼长吏，则庶几可采。”
如此荒诞不经的要求，宪宗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任命柳泌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让其得以利用官府之力，驱赶吏民上山采药。消息传出，举朝哗然。谏官们纷纷上奏：“陛下，从来帝王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 然而，宪宗求药心切，对此充耳不闻，反而对劝谏者心生厌恶，说道：“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 其心智之昏聩，已露端倪。
柳泌在台州折腾了一年有余，自然是一无所获，惧罪之下，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将其捕获，押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等佞臣又为其开脱，称其“能致灵药”。宪宗竟不追究，仍命其居于翰林院，继续为自己合炼金丹。
从此，宪宗便沉溺于服用这些由水银、硫磺等矿物质炼制的所谓“金丹”之中。这些丹药，初服时或能令人精神亢奋，产生精力充沛的幻觉，实则毒性剧烈，长期服用，会严重损害中枢神经和内脏器官。宪宗的性情，在丹药的侵蚀下，也开始变得愈发暴躁易怒，难以捉摸。
第五节：暴卒疑云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长安的寒冬尚未过去，大明宫内却笼罩在一片异样的紧张气氛中。宪宗皇帝因长期服用金丹，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已然病重。宫中传言，皇帝“服饵过当，躁渴不解”，性情狂暴，左右宦官侍从，动辄得咎，常被责罚，甚至处死。人人自危，宫中充满了恐惧。
正月廿七日夜，一场惊天巨变发生了。
是夜，宪宗暴崩于大明宫中和殿，享年四十三岁。官方公布的死因是“药发”（丹药毒性发作），但宫禁内外，却迅速流传开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宪宗是被内常侍陈弘志和中官马进潭、刘承偕、马国良等人弑杀的！
史料对此事记载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旧唐书》称“时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言”。《新唐书》则直接记载：“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其党矫诏立澧王（应为太子李恒）。”
无论真相如何，宪宗的暴卒，都与他晚年宠信宦官、追求长生、服食丹药导致神智昏乱、御下严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他最终死于自己一手放纵和依赖的宦官与方术之手，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悲剧。
宪宗死后，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陈弘志同党）以及宰相皇甫镈等人的拥立下，太子李恒（原名李宥）仓促即位，是为唐穆宗。而那位曾力荐柳泌的奸相皇甫镈，在穆宗即位后不久，即被贬官，最终赐死。
唐宪宗李纯，这位一度将大唐帝国从分崩离析边缘拉回，开创了“元和中兴”局面的英主，最终却以如此突兀和不明不白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矛盾与辉煌的一生。他的时代戛然而止，如同夜空中最绚烂的烟火，在极致绽放后，迅速湮灭于黑暗。他所缔造的、那看似牢不可破的统一局面，在他身后，又能维持多久呢？帝国刚刚凝聚起来的一丝元气，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所有这些问题，都随着新君的登基，变成了悬在帝国未来的沉重问号。
（第五十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