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7年深秋，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橡木大门外，梧桐叶被雨水打湿，贴在青石板上像幅褪色的画。
林伯谦站在人群中，手里的伞被风掀得猎猎作响，伞骨上的铜锈蹭在米白色风衣上，留下点淡淡的绿。
“先生，您确定要进去？”助理小陈抱着公文包，声音被雨声切得支离破碎，“底价已经到了七百万英镑，还不算佣金。”
林伯谦没回头，指尖在伞柄上摩挲着。这把伞是他在剑桥留学时买的，三十多年了，伞面换过三次，唯有这牛角伞柄，被掌心的汗浸得温润发亮。
就像他心里的那个执念——把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带回家，这个念头，也揣了三十多年。
“进去。”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拍卖厅里暖气很足，混合着雪茄和香水的味道。林伯谦找了个后排的位置坐下，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主席台的展柜里。
那半卷《洛神赋》残卷被嵌在防弹玻璃中，绢本泛着冷白的光，像块被冰封的月光。
“ Lot 37，晋顾恺之《洛神赋图》残卷，”拍卖师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带着金属的冷硬，“经牛津大学碳十四检测，确认为公元四世纪作品，现存世最早的《洛神赋图》残卷之一……”
林伯谦的指尖在膝盖上轻轻颤抖，他见过无数次这幅画的照片，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在海外华人收藏家的私藏目录里，但没有哪一次，比得上此刻亲眼所见的震撼。
那线条不是印在纸上的死物，是活的——洛神转身时衣袂的弧度，像能听见丝绸摩擦的轻响；曹植眼角的怅惘，隔着千年的时光，依旧能刺中心口最软的地方。
“七百万英镑。”第一口价由一个戴金边眼镜的日本人报出，他指尖夹着的雪茄烟蒂泛着红光。
“七百五十万。”林伯谦举起号牌，声音平静。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有人回头看他，眼神里带着好奇和审视。
林伯谦挺直脊背，想起1956年那个雪夜，父亲把他叫到书房，指着墙上的《流民图》说：“咱们林家在海外做了三代生意，钱赚得再多，要是忘了根，就成了孤魂野鬼。”
那年他刚拿到剑桥的录取通知书，父亲送他的不是钢笔，是半块刻着“归”字的端砚。
“八百万。”日本人的声音带着傲慢。
“一千万。”林伯谦没有丝毫犹豫。
这次，连拍卖师都愣了一下，敲槌的手停在半空。
会场里鸦雀无声，只有墙上的古董钟在滴答作响，像在为这跨越千年的归途倒计时。
日本人眯起眼睛，显然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硬的对手。他沉默了片刻，最终摇了摇头，掐灭了雪茄。
“一千万英镑，第一次！”拍卖师的声音有些发紧，“第二次！”
林伯谦的掌心全是汗，他想起那些在海外博物馆里见过的中国文物，它们被摆在冰冷的展柜里，标签上写着“掠夺品”或“捐赠品”，像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那半块端砚说：“能赎一件是一件。”
“第三次！成交！”木槌落下的声音，像块石头砸在林伯谦的心上，闷得他差点喘不过气。
走出拍卖行时，雨已经停了。小陈抱着装画的木箱，激动得语无伦次：“林先生，我们……我们真的拍下来了！这可是顾恺之的画啊！”
林伯谦接过木箱，入手沉甸甸的，像抱着整个魏晋的月光。“还没到家呢。”他轻声说。
接下来的五年，成了林伯谦最艰难的日子。英国政府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由，拒绝为《洛神赋》残卷办理出口许可。
他往返于中英两国之间，聘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甚至在两会上通过侨联代表提交提案。
无数个深夜，他坐在伦敦公寓的书房里，对着那半卷画发呆，画中曹植望着洛水的背影，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明明看得见故土，却隔着无法逾越的河。
1992年春分那天，外交部的电话打来了，说出口许可终于批下来了。
林伯谦握着电话，突然想起父亲书房里那幅《归雁图》，画里的大雁排着队往南飞，翅膀上沾着夕阳的金粉。
“订最快的机票。”他对小陈说，声音里带着哽咽。
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时，正是清晨。林伯谦拒绝了文物局派来的专车，亲自抱着木箱，坐进了一辆普通的出租车。
车窗外，街景飞速倒退，穿着蓝布工装的行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上班族，早点摊飘出的油条香味……这一切都让他眼眶发热。
“师傅，去洛阳。”他说。
“洛阳？”司机愣了一下，“这箱子里是啥宝贝啊，从机场直接奔洛阳？”
林伯谦笑了笑：“是幅画，得先去见个人。”
曹植墓在洛阳邙山的一片麦田里，林伯谦蹲在墓碑前，把木箱轻轻放在地上，像怕惊扰了沉睡的诗人。春风拂过麦田，绿浪翻滚，像千年前那片洛水。
“子建先生，”他轻声说，“您写‘浮长川而忘反’的时候，是不是也盼着有一天，能把心里的人带回家？”他打开木箱，让晨光落在残卷上，“您看，她回来了，带着一路的风尘，终于回来了。”
麦田里的风吹过画稿，绢本发出轻微的声响，像声悠长的叹息。
国家博物馆的修复室里，周老戴着放大镜，已经工作了三个小时。
他今年七十四岁，修复过的文物能摆满整个展厅，却从未像此刻这样紧张——手里的镊子悬在半空，迟迟不敢落下。
“周老，您歇会儿吧。”年轻的助手递来杯热茶。
周老摇摇头，目光盯着残卷边缘的一个破洞：“这绢本太脆弱了，像老太太的皮肤，碰一下都怕碎。”
他从二十岁进故宫修复厂，修复过唐伯虎的画，仇英的扇面，却总说：“晋代的画最难修，线条里全是气，稍不留神就泄了。”
他用的是最传统的“金箔修补法”，把金箔碾成粉，混合糯米浆，调成比蝉翼还薄的糊，一点点填补破洞。
对于顾恺之当年剪开的那道撕裂痕，他却只是用清水轻轻擦拭，连一点糨糊都没涂。
“周老，这道痕不补吗？”助手好奇地问。
周老直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腰：“补了，就不是顾恺之的画了。”他指着那道痕，“你看这边缘，是用小刀慢慢划开的，不是撕扯的，说明他是故意的。就像人心里的疤，是故事的一部分，揭了，人就不完整了。”
三个月后，残卷修复完成。在“海外回流文物特展”的开幕式上，当这半卷《洛神赋图》被缓缓展开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林伯谦站在人群后，看着画中洛神的衣袂在聚光灯下泛着微光，忽然觉得这五年的奔波，值了。
“林先生，您看那个小姑娘。”小陈指着展柜前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
小女孩仰着脸，拉着父亲的手问：“爸爸，那个叔叔为什么一直看着水？他在等妈妈吗？”
她的父亲蹲下来，指着画中的曹植说：“不是等妈妈，是等一个很重要的人。但他知道，只要记在心里，就不算分开。”
男人的声音很温柔，林伯谦认出他是青年画师苏文远，之前在画展上见过。
苏文远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回头笑了笑，眼里的光和画中曹植的眼神重叠在一起，温暖而坚定。
展览结束后，林伯谦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将《洛神赋》残卷捐赠给福建涌泉寺。
“为什么是涌泉寺？”文物局的领导不解，“国家博物馆的条件更好。”
林伯谦望着窗外的玉兰花：“八百年前，它在那里待过，那里有它的气息。”他想起修复时周老的话，“文物和人一样，得有个安心的地方。”
涌泉寺的方丈亲自来接画。他穿着朴素的僧袍，接过木箱时，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它终于回家了。”
藏经阁的最高处，专门为这半卷画做了个樟木展柜。旁边摆着赵孟頫的临摹本，还有当年李昭道画的那朵莲花的拓片。
阳光透过雕花窗棂照进来，在绢本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金粉。
2005年的秋天，林伯谦接到涌泉寺的电话，说有位乡下老画师快不行了，想最后看看《洛神赋》残卷。
他赶到寺里时，老人躺在藏经阁的躺椅上，呼吸微弱，手里却紧紧攥着支狼毫笔。
“是……是它吗？”老人的声音气若游丝。
林伯谦把画轴展开在他面前，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挣扎着坐起来，用颤抖的手在宣纸上画了朵油菜花，颤巍巍地放在画稿旁边。
“给……给洛神加朵花，”老人笑了，眼角淌下泪，“让她别总想着离别，也想想……春天。”
老人是苏晚的外公。三天后，他在睡梦中去世了。
苏文远来取老人的遗物时，把那朵油菜花画留在了藏经阁，和《洛神赋》残卷放在一起。
有人说不搭，林伯谦却觉得，那抹鲜亮的黄，像道阳光，照进了千年前的怅惘里。
2018年的夏天，涌泉寺进行大修。负责搬运文物的工作人员脚下一滑，装着《洛神赋》残卷的木箱摔在地上，虽然画轴没受损，却让林伯谦的心揪了起来。
“它经历的风雨太多了。”他站在藏经阁前，看着那扇斑驳的木门，“该找个更安稳的地方了。”
他想起年轻时在伦敦的古董街，见过一家叫“拾遗斋”的小店，老板是个中国人，眼神像深潭，据说能听懂古物的心事。
当时他只当是传说，现在却突然想找到这家店。
通过香港的朋友辗转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沈砚。当林伯谦抱着木箱站在拾遗斋门口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沈砚就站在柜台后，仿佛等了他很久。
“它等你很久了。”沈砚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宣纸。
林伯谦把木箱放在柜台上，打开锁扣。沈砚伸出手，指尖在绢本的撕裂痕上轻轻拂过，像在抚摸一个久违的朋友。
“请您……好好待它。”林伯谦对着沈砚深深一揖，眼眶发热。
沈砚点了点头，把画轴卷好，放进紫檀木盒里。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像在为这跨越千年的归途伴奏。
林伯谦走出老巷时，回头望了一眼。拾遗斋的灯笼在雨里摇晃，光晕落在青石板上，像块被墨汁晕开的宣纸。
他忽然觉得，这半卷《洛神赋》残卷，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不是冰冷的博物馆，不是庄严的寺庙，而是这个能听懂它心事的地方。
而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那道撕裂痕，不是终点，是等待，是期盼，是为了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与懂它的人，重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