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投影屏上的dNA双螺旋突然扭曲成一团乱麻时，青林正用爷爷留下的黄铜放大镜观察一片三叶草标本。镜片边缘刻着的拉丁文“Natura non facit saltum”（自然不做跳跃）突然渗出银蓝色的光，将他拽进一片旋转的星云——不是宇宙的星云，而是无数飞虫振翅形成的活体漩涡，耳边灌满了海浪拍击船板的轰鸣，还有谁在用羽毛笔沙沙书写的声音。
“抓住船舷！”
一只沾着海藻腥气的手拽住了他。青林呛咳着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趴在一艘木质帆船的甲板上，咸涩的海风灌得他喉咙生疼。面前站着个高瘦的年轻人，亚麻色头发被风吹得凌乱，鼻梁上架着副铜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像灰蓝色的海，此刻正瞪得溜圆。他穿着件磨白的帆布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笔记本，封面上烫着“beagle”的字样。
“你是……”青林的手指还在发颤，那枚放大镜正硌在掌心，“达尔文先生？”
年轻人挑眉的瞬间，青林注意到他笔记本上的草图——一只加拉帕戈斯雀的喙部特写，旁边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尺寸。这场景和他在《物种起源》插图里见过的一模一样。
“查尔斯·达尔文，”对方的声音带着英国乡绅的温和，却藏着股执拗，“但我更想知道，你这身……橡胶外套（指青林的冲锋衣）是哪个港口的新款式？还有你口袋里那发光的玩意儿（指手机）。”
青林低头看着自己的速干裤和溯溪鞋，突然想起历史课上讲的“贝格尔号航行”——1831年，达尔文正是乘着这艘船环游世界，为进化论收集了关键证据。而他掌心的放大镜，此刻正像块融化的银锭般微微发烫，显然是这物件把自己拽进了19世纪。
“我叫青林，是个……自然爱好者。”他把手机塞进防水袋，努力让语气听起来可信，“不小心被海浪冲到了这里。”
达尔文突然笑了，露出两排被海水浸泡得发白的牙齿：“那你可来对地方了。”他拽着青林往船舱走，“正好我刚从圣萨尔瓦多岛收集了些甲虫，你肯定没见过。”
穿过堆满标本箱的走廊时，青林像闯进了自然博物馆的储藏室。墙上钉着巨嘴鸟的标本，翅膀展开足有一米宽；玻璃罐里泡着色彩斑斓的海星，标签上用拉丁文写着学名；最惊人的是个半开的木箱，里面码着十几块带着贝壳印记的岩石，达尔文说这是在安第斯山脉海拔四千米处找到的——“海洋生物怎么会跑到山顶？”他敲着岩石，眼里闪着困惑的光，“这可不是《圣经》里能找到答案的。”
船舱深处的实验室更像个魔法工坊。达尔文正用自制的铜制解剖镜观察昆虫翅膀，镜片是他磨了三个月才弄好的；旁边的天平上放着两朵几乎一模一样的花，他说一朵来自大陆，一朵来自邻近小岛，花瓣厚度差了0.3英寸；最奇怪的是个旋转的金属架，上面挂着十几个鸟雀标本，喙部形状从纤细如针到粗壮如凿，达尔文每天都会转动架子，在笔记本上画下新的对比线条。
“你看这些雀鸟，”他指着最左边那只，“在 Espa?ola岛，它们的喙像胡桃钳，因为那里的种子外壳最硬；到了Santa cruz岛，喙就变尖了，适合啄食仙人掌的花。”他突然把眼镜往额头上一推，“可它们明明是同一种鸟，为什么会不一样？”
青林的心脏猛地一跳。这正是加拉帕戈斯雀的适应性进化，课本里说这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关键证据。可看着达尔文对着标本喃喃自语的样子，他突然意识到：课本上那行冰冷的结论背后，是无数个这样充满困惑的日夜。
“或许……是环境让它们变成这样的？”青林试探着说。
达尔文的眼睛亮了起来，像发现了新物种的猎人。他拽过一张航海图，用羽毛笔在上面圈出各个岛屿：“你也这么觉得？我在阿根廷看到的犰狳，和灭绝的雕齿兽化石长得太像了，就像儿子和老子。可神父说上帝造物是完美的，不会让物种消失……”他突然压低声音，“我偷偷数过，这三年来收集的化石里，有超过一半的物种现在找不到了。”
接下来的几周，青林成了达尔文的“编外助手”。他看着达尔文用麻布口袋收集企鹅的粪便——“里面有未消化的磷虾，能看出它们的食谱变化”；看着他把珊瑚虫放在特制的玻璃皿里，记录它们每小时的生长速度；甚至跟着他跳进齐腰深的海水，徒手捕捉章鱼——“你看它的眼睛，和人类的太像了，可我们的祖先怎么会和软体动物扯上关系？”
有天清晨，达尔文兴奋地冲进船舱，手里举着个沾着泥土的蛋。“在Floreana岛找到的！”他用卡尺量着蛋的周长，“和 Espa?ola岛的龟蛋相比，这个更圆，壳更厚——因为那里的蜥蜴更喜欢偷蛋吃，自然要长得结实些。”他突然停下来，眼镜滑到鼻尖，“青林，你说如果让一只 Espa?ola岛的雌龟到Floreana岛产卵，它的后代会不会长出更圆的蛋？”
青林看着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蛋形草图，突然想起现代遗传学里的表观遗传。在基因理论诞生前半个世纪，达尔文已经在摸索环境对性状的影响了。
贝格尔号抵达巴西时，达尔文带青林去了热带雨林。他的装备堪称19世纪的“科学探险套装”：背上背着自制的昆虫网，网柄里藏着卷尺；腰间挂着标本瓶，瓶塞是软木做的，能根据温度膨胀密封；最妙的是顶宽边帽，帽檐内侧贴着张微型雨量计，能记录每天的降水量。
“看这株兰科植物，”达尔文拨开巨大的蕨类叶片，指着一朵开在树干高处的花，花瓣长成了水桶的形状，“它的花蜜在桶底，昆虫进去喝蜜就会掉进去，只能从背面的窄口爬出来，这时花粉就会粘在它背上。”他模仿昆虫的样子比划着，“这花和昆虫，就像钥匙和锁，是谁设计的？还是……它们互相把对方‘逼’成这样的？”
青林想起课本里的协同进化理论，正想开口，却被达尔文接下来的动作惊到了。他竟然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剖开子房，用针挑出里面的胚珠，和地面上另一株兰花的胚珠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你看这胚珠的大小，高处的花比低处的大1.2毫米——或许是因为风不容易吹到高处，得靠更饱满的胚珠保证繁殖？”
傍晚回到船上时，达尔文的标本箱又多了个新成员：一只翅膀残缺的蝴蝶。“它被鸟啄过，却没死。”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破损处，“翅膀上的眼斑刚好在破损边缘，可能让鸟以为啄到了头部，其实只是翅膀。”他突然抬头看向青林，眼神里带着种近乎孩童的好奇，“你说，是不是那些没长眼斑的蝴蝶，都被吃掉了？”
这句话像道闪电劈中青林。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适者生存。可从达尔文嘴里说出来，不是结论，而是充满困惑的追问。
航行到澳大利亚时，达尔文迷上了有袋类动物。他在悉尼郊外的山洞里找到块袋鼠化石，和现在的袋鼠相比，化石的后腿骨更短，尾巴更粗。“它们以前可能不怎么跳。”他用骨尺测量着股骨的角度，“你看这关节的磨损程度，更适合爬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难道跳跃比爬行更有利？”
青林看着他在笔记本上画的骨骼对比图，突然注意到旁边还有几行小字，写着“用进废退？还是……”后面被划掉了。他想起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原来达尔文也曾纠结过这个问题。
“我父亲是医生，”某个暴雨天，船在港口避雨，达尔文突然说起往事，“他总说我不务正业，放着神学不学，整天抓虫子。”他摩挲着笔记本上的签名，那是他出发前导师签的，“亨斯洛教授让我‘带着地质学家的眼睛，收集一切能看到的东西’，可我看到的越多，越觉得书本上的话靠不住。”
他从床底拖出个上了锁的木箱，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叠手稿，最上面写着“物种演变笔记”。青林凑近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上面画着棵巨大的“生命树”，树干标注着“原始生命”，分枝上是各种动植物，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脉络清晰得像张现代进化系统树。
“这是我偷偷画的。”达尔文的声音压得极低，“如果所有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就能解释为什么蝙蝠的翅膀和老鼠的爪子骨骼结构相似，为什么人类的胚胎会有鳃裂。”他突然合上笔记本，像是害怕被谁听到，“但这太疯狂了，会被当成异端的。”
青林看着他眼里的挣扎，突然明白进化论的诞生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在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代，提出物种会随时间改变，无异于在宗教的铜墙上凿开裂缝。
离开澳大利亚前，达尔文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蚂蚁。兵蚁的头部巨大，像个钳子，完全无法自己进食，必须靠工蚁喂食。“它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连续观察了三天，记录下兵蚁每天被喂食的次数，“如果自然选择让生物变得更完美，这种失去自理能力的蚂蚁早就该灭绝了。”
青林想起现代进化生物学里的“利他行为”理论，正想解释，却看到达尔文突然在笔记本上写下：“个体的不完美，或许是群体的完美？”这句话让青林愣在原地——在基因理论尚未诞生的年代，他已经触摸到了进化的另一个维度。
贝格尔号驶向南非时，青林知道离别的时刻近了。那枚黄铜放大镜开始频繁发烫，尤其是在达尔文讨论“物种变化”时，镜片上的拉丁文会发出微光。
“青林，你说奇怪不奇怪，”达尔文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好望角，手里把玩着块菊石化石，“这东西和现在的鹦鹉螺太像了，只是壳上的花纹更复杂。就像工匠在旧模具上不断修改，做出新东西。”他突然转头看向青林，眼神锐利如鹰，“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的那些‘现代玩意儿’（指手机里的照片），为什么能看到那么多物种的细节？”
青林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不能改变历史，但看着眼前这个即将掀起科学革命的人，他突然想做点什么。他拿出手机，调出一张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卫星地图，指着各个岛屿说：“这些岛以前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海水分开。所以岛上的物种既相似，又不同。”
达尔文的眼睛像被点燃的火把，他抢过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喃喃自语：“地理隔离……对，就是这个！我怎么没想到！”他突然抓住青林的胳膊，“你说的环境影响，加上地理隔离，再加上……那些不适应的都死了，留下的就变了，对不对？”
青林点点头，喉咙有些发紧。
“我要把这些写下来。”达尔文冲进船舱，片刻后抱出一摞手稿，“我已经记了三十多本笔记，画了两百多张图，我要证明物种不是不变的，是慢慢变的！”他突然停下来，眼镜后的目光变得温柔，“谢谢你，青林。不管你来自哪里，你让我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那天晚上，海上起了风暴。青林被放大镜的强光惊醒，发现自己站在甲板中央，达尔文正举着油灯找他。“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怀表，”他把块银表塞进青林手里，表盖内侧刻着只知更鸟，“它走得不准，但我总觉得，时间不是直线，是圈，说不定哪天我们还能在某个港口遇见。”
放大镜的光芒彻底吞噬视野前，青林最后看到的，是达尔文冲进实验室的背影，油灯的光映在他的笔记本上，照亮了那行刚写下的字：“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再次睁眼时，青林正趴在大学图书馆的桌子上，面前摊着一本《物种起源》。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卫星地图，和他在贝格尔号上展示的一模一样。掌心的黄铜放大镜凉丝丝的，镜片上的拉丁文清晰可见。
口袋里多了样东西——那只银表，表盖内侧的知更鸟和记忆中一模一样，表针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正是贝格尔号经过好望角的时刻。
青林翻开《物种起源》的序言，达尔文在里面感谢了“所有在航行中给予启发的朋友”，其中有个名字被墨水晕染过，隐约能看出是“qing”。他突然想起达尔文说的“时间是圈”，或许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早已感觉到，自己的思想会穿越时空，遇到理解它的人。
走出图书馆时，晨光正好。青林看到花坛里的三叶草，突然想起达尔文曾花八年时间研究植物的向光性，写下《植物的运动本领》。他蹲下身，用那枚黄铜放大镜观察叶片的纹路，阳光透过镜片，在草叶上投下小小的光斑，像极了贝格尔号甲板上的星斗。
他摸出那只银表，轻轻打开。表芯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像是跨越百年的回响。青林突然明白，科学最动人的不是结论，是追问——就像达尔文对着雀鸟标本困惑的眼神，像他在暴雨中写下的猜想，像他明知会被质疑却依然提笔的勇气。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导师发来的邮件，问他的进化论论文什么时候交。青林笑了笑，指尖在屏幕上敲下：“就快了，我想再看看那些雀鸟的喙。”
阳光穿过放大镜，在他的笔记本上烧出个小小的焦痕，像颗正在萌发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