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因个人的意志而停留。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壮志未酬的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将年仅七岁的幼主和一副沉重的江山担子留给了皇后与辅政大臣。主少国疑，人心浮动，那个“皇帝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时代箴言，再次幽灵般回荡在汴梁城的上空。这一次，手握强兵、应时而动的人，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精心策划又看似顺理成章的大戏，在公元960年正月初三悄然上演。当消息传到驻守京畿的禁军各部时，所引起的震动远超昔日后周代汉。党进此时已官至铁骑都虞候，甚至可能更高，统领着后周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他站在军营中，听着部下们嘈杂的议论，面色沉静如水。
他脑海中或许闪过了朔州的风沙，杜重威府中的屈辱，郭威军中的奋进，以及高平战场上那漫天的血光与柴荣皇帝坚毅的面容。忠诚？他或许对后周，尤其是对赏识他的柴荣，怀有几分知遇之恩。但他更深知，在这五代乱世的尾声，政权的更迭如同四季轮转，个人的忠诚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往往脆弱不堪。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崛起源于对力量的追随和对时势的顺应。如今，赵匡胤兵强马壮，众望所归，而幼主孤儿寡妇，根本无力抗衡。选择站在哪一边，答案不言自明。
更重要的是，赵匡胤在兵变过程中，严令部下不得侵扰都城、劫掠百姓，表现出极强的纪律性和掌控力。这与五代时期其他兵变者的残暴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党进这样的职业军人看到了一种新的秩序和希望。一个能约束军队、意图建立稳定王朝的领袖，显然更符合他们这些渴望结束乱世、博取功名者的长远利益。
于是，党进几乎没有太多犹豫，便率领所部，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他主动向新朝表示效忠，其掌握的精锐骑兵，也成为赵匡胤稳定开封局势、震慑潜在反对力量的重要筹码。他的这一选择，再次证明了他不仅勇武，更具备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宋朝建立，百废待兴，尤其是边防，面临着北汉与契丹的严重威胁。赵匡胤需要倚仗能征惯战的将领来巩固新生政权。党进这样在后周时期就已声名显赫、且在新朝建立过程中立下拥戴之功的宿将，自然得到了重用。他因功被擢升为铁骑都指挥使，统领禁军中最核心的骑兵力量。这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了宋朝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行列。
作为铁骑都指挥使，党进的职责重大。他需要负责这支精锐部队的全面工作：从士兵的选拔、马匹的喂养训练，到战术的演练、装备的维护。他定期巡视营地，检查军械，考核官兵武艺。在他的治理下，这支骑兵部队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同时，他还需要参与朝廷的军事决策会议，就边防事务提出建议。例如，如何防范契丹骑兵的南下骚扰，如何针对北汉的山地地形进行布防等。
然而，宋朝的政治空气，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赵匡胤本人出身行伍，深谙武将权力过大之弊。他一方面需要依靠党进这样的猛将来稳定江山，另一方面，也开始有意识地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萌芽。朝堂之上，文官们的地位逐渐提升，他们对于党进这类以勇力见长、行事可能略显粗豪的武将，内心是带着几分轻视和不安的。私下里，或许会有文官议论他“太过莽撞”、“杀气太重”，非治国安邦的良才。
党进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虽然是个粗人，但多年的官场沉浮，尤其是在杜重威府中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他明白，在新朝，光会打仗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懂得收敛，学会与文官系统相处。因此，他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表现得颇为低调，尽量避免与文官发生直接冲突。在执行军事任务时，他依然保持着以往的狠劲儿和果断，但在朝堂议事或与文官交往时，他则尽量少言寡语，不轻易表态。这种“在外猛如虎，在内稳如钟”的表现，让赵匡胤对他更加放心。
在宋初的几年里，党进率领他的铁骑，很可能参与了一些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清剿流寇，巩固防线。他用一次次干净利落的军事行动，向新皇帝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无害。他的存在，就像是新宋朝堂的一根定海神针，用他纯粹的武力和顺从的态度，安抚着那些对武将仍心存疑虑的文官，也震慑着四方不臣的势力。
从后周的骁将，到宋朝的禁军统帅，党进成功地完成了身份的又一次关键转型。他凭借的，不仅是过往的战功，更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和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他就像一株顽强的植物，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继续向上生长。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这个历史节点上，党进稳稳地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并为即将到来的、属于大宋的时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新的时代，对他这样的旧式武将，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