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烽烟初起处，安邑曾卧潜龙。
招贤纳士气吞虹。
西河收地广，李悝变法雄。
守信方得臣心附，武侯承业成峰。
千年青史叹才雄。
若论开国者，此公当首功。
公元前446年的魏国，气氛跟寒冬腊月的河水似的，冻得人心里发慌。老国君魏桓子刚咽气，朝堂上的大臣们表面哭丧，心里却都在打小算盘——西边的秦国跟饿狼似的，盯着河西之地流口水；东边的韩、赵俩“发小”，早就看魏国的膏腴之地不顺眼，就盼着新君稳住脚；家里的贵族更不用说，一个个握着封地兵权，觉得新主子魏斯年纪轻，说不定能拿捏着当“傀儡”。
谁都没料到，这位刚继位的“官二代”，一上来就把“继位剧本”撕得粉碎。按规矩，新君该先办场风风光光的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拜，再给贵族们封点官爵稳住人心。可魏斯倒好，登基大典的筹备工作扔给大臣，自己揣着两匹上好的丝绸、一坛陈年佳酿，天天往城外的破院子跑——那是孔子徒弟卜子夏的住处。
这卜子夏可不是一般人，论辈分是“孔门十哲”之一，教出来的学生遍布诸侯各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流大V”。可这位大V脾气怪得很，看不上权贵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自从孔子去世后，就躲在魏国乡下开班授课，诸侯们派使者请他出山，他连门都不开。
魏斯第一次去，门房说“先生病了，不见客”；第二次去，门房又说“先生在给学生讲课，没空”；第三次去，天还没亮就蹲在门口等，冻得鼻子通红。旁边跟着的侍从看不过去，劝道：“大王，您是一国之君，他卜子夏就算学问再大，也是个老百姓，您犯不着这么低三下四的！”
魏斯搓着手哈气，反倒笑了：“你这话说得就外行了。现在这世道，抢地盘靠兵，可守地盘、强国家，得靠有本事的人。卜子夏就是块‘金字招牌’，他要是肯来魏国，天下的读书人不得跟赶庙会似的往咱这跑？到时候咱魏国人才济济，还怕治不好国？”
这话还真没说错。等卜子夏开门看到冻得直跺脚的魏斯，再听他说“想请先生来魏国办‘太学’，教出更多能治国的人才”，当场就动了心。更绝的是，卜子夏还拉上了两个“好哥们”——田子方和段干木。田子方是经济学大牛，擅长搞“民生经济”，知道怎么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段干木是管理学专家，把“官员考核”那套玩得明明白白，还特别懂“廉政建设”。
魏斯直接在朝堂旁边盖了座“智囊楼”，给三位先生配了最好的住处、最贴心的侍从，每天上完早朝就往“智囊楼”跑，跟学生似的听三位先生讲课。有次聊到“怎么管官员”，段干木说“官员要是贪钱，就得重罚，不仅要抄家，还得让他的子孙三代都不能当官”，魏斯当场拍板：“就按先生说的办，回头就让人把这条写进‘官员守则’里！”
还有一次，魏斯跟田子方喝酒，旁边乐师奏乐，他听着听着突然插嘴：“哎，刚才那编钟的音不对啊，左边那组高了半调。”田子方放下酒杯，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了。魏斯愣了：“先生笑啥？我说错了？”
田子方慢悠悠道：“大王，您是国君，不是乐师。您该操心的是‘今年粮食够不够吃’‘边境士兵冷不冷’‘地方官有没有欺负老百姓’，不是‘编钟准不准’。要是您天天研究音律，那管朝政的大臣不就偷懒了？到时候朝政乱了，老百姓饿肚子了，您就算把曲子听出花来，有啥用？”
魏斯脸一红，赶紧端起酒杯给田子方敬酒：“先生说得对！是我跑偏了，以后我一定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你看，这新君不摆架子、听得进劝，还知道“人才比面子重要”，跟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诸侯比，简直是“清流中的清流”。
魏斯心里门儿清，光有“智囊团”搞理论还不够，得有能“落地干事”的实干派。很快，大臣翟璜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吴起。可这推荐刚说出口，朝堂上就跟炸了锅似的。
有个老臣当场跳出来，指着翟璜的鼻子骂：“你是不是疯了？吴起是啥人你不知道？他为了在鲁国当将军，听说鲁国国君怕他老婆是齐国人，直接把老婆杀了（史载‘杀妻求将’）！这种连老婆都能杀的‘狠人’，要是让他掌了兵权，万一他反了，谁能拦得住？”
翟璜也不怂，撸起袖子就跟老臣吵：“你懂个屁！现在秦国天天来抢西河，派了三拨将领去守，都被秦国打得丢盔弃甲，连河西的老百姓都快被秦国抢光了！现在要的是能‘打胜仗’的人，不是要‘道德模范’！吴起打仗的本事，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当年他在鲁国，带着一群老弱残兵，都能把齐国的精锐打跑！他是贪名贪利，可只要大王给够他权力、给够他好处，他就会替大王卖命！要是因为‘私德’不用他，等秦国占了西河，打到安邑来，你负责？”
两边吵得面红耳赤，魏斯却没说话，等吵完了，他敲了敲桌子：“翟璜，你去把吴起请来，我亲自跟他谈。”
几天后，吴起穿着一身旧铠甲，站在了魏斯面前。这人身材高大，眼神锐利，一看就是常年带兵的人。魏斯没绕弯子，直接问：“先生要是去守西河，能给我干出啥成绩？”
吴起往前一步，声音洪亮：“大王给我五万精兵、三百辆战车、三千骑兵，我保证三年内，不仅能守住西河，还能把秦国的河西之地全拿下来！要是做不到，我提头来见！”
魏斯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突然笑了：“好！我信你！从今天起，你就是西河守将，兵权全归你，粮草、装备我亲自督办，谁要是敢给你使绊子，我砍了他的脑袋！”
吴起当场就跪了——他在鲁国受排挤，在魏国又被人骂“杀妻凶手”，没想到魏斯居然这么信任他。到了西河后，吴起直接开启“卷王模式”：每天跟士兵一起吃粗粮、睡草席，士兵行军他跟着走，士兵扛粮他跟着扛。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脓血直流，吴起直接蹲下来，用嘴把脓血吸了出来。那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当场就哭了——不是感动，是知道儿子肯定会为吴起卖命，说不定哪天就战死了。
果然，士兵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喊着“愿为将军死”。公元前409年，吴起带着五万士兵打秦国，秦国守军一看对面士兵一个个眼睛冒光，还没打就慌了神。吴起一口气拿下了临晋、元里两座城，第二年又拿下了洛阴、合阳，把秦国的河西之地全占了，秦国只能缩在洛水西边，连敢过河的都没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就五个字：“击秦，拔五城。”可这五个字背后，是吴起的军事才能，更是魏斯“用人不疑”的魄力。
除了吴起，魏斯还重用了一个“怪人”——李悝。这人是个“法律狂”，天天抱着一堆竹简研究“怎么用规矩管人”，还总说“国家要想强，就得靠‘法’，不能靠国君的心情”。魏斯让他当相国，还说了句狠话：“你尽管搞改革，出了问题我担着，贵族要是敢反对，我来收拾！”
李悝当场就拿出了“变法方案”，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把魏国从“二流国家”打成了“学霸”。
李悝的变法，不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而是从“经济、法律、军事”三个方面，给魏国来了次“大换血”。每一条都戳中要害，每一条都让魏国脱胎换骨。
当时的魏国，老百姓种地全凭“老经验”，有的地方种粮食，有的地方种桑树，还有的地方啥也不种，就等着官府救济。李悝一看就急了，赶紧搞了个“尽地力之教”，简单说就是“科学种地，精准分配”。
他先让人把全国的土地都丈量了一遍，根据土壤好坏分成“上田、中田、下田”：上田肥沃，就种产量高的粟米；中田中等，就种粟米和豆子；下田贫瘠，就种耐活的麦子和杂粮。还规定“一家农户种五亩地，必须种一亩桑树，养五只鸡、两头猪”——桑树能养蚕，鸡猪能下蛋、产肉，既能解决穿衣问题，又能补充粮食不足。
更绝的是，李悝还搞了个“平籴法”。啥意思？就是丰收年的时候，官府按“平价”把老百姓多余的粮食买下来，存进粮仓，不让粮价跌得太狠，让老百姓不吃亏；灾年的时候，官府再按“平价”把粮食卖给老百姓，不让粮价涨得太高，让老百姓买得起。
这招一出来，老百姓可高兴坏了——丰收年不用怕“谷贱伤农”，灾年不用怕“饿肚子”，家家户户都愿意好好种地。没几年，魏国的粮仓就堆得满满的，连边境的士兵都能顿顿吃饱饭，老百姓再也不用逃荒了。有大臣跟魏斯汇报：“现在咱魏国的粮食，够吃五年的，就算遇到大灾荒，也不怕！”魏斯笑着说：“这都是李悝的功劳啊！”
在李悝之前，魏国没有统一的法律，当官的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贵族犯了错，一句话就能“免罪”，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李悝看不下去，花了三年时间，编了一部《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把“啥是犯罪、该怎么罚”写得明明白白。
《法经》分了六篇：《盗法》（偷东西的罪）、《贼法》（杀人放火的罪）、《囚法》（怎么关犯人）、《捕法》（怎么抓犯人）、《杂法》（其他乱七八糟的罪，比如路上扔垃圾、赌博）、《具法》（根据情况加减刑罚，比如老人、小孩犯罪可以从轻罚）。
最关键的是，《法经》规定“不管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只要犯了法，都得受罚”。有个贵族仗着自己是魏斯的远房亲戚，抢了老百姓的粮食，还把人打伤了。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员不敢判，就把案子报到李悝那。李悝直接判：“按《盗法》，抢东西要抄家；按《贼法》，伤人要打五十板子。就算是国君的亲戚，也不能例外！”
那贵族不服，跑到魏斯面前哭诉求情。魏斯听完，直接说：“《法经》是我让李悝编的，我是国君，更得遵守。你犯了法，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最后，那贵族不仅被抄了家，还挨了五十板子，打得他哭爹喊娘。
这事一传开，全国上下都服了——原来国君真的会跟老百姓一样遵守法律，再也没人敢随便欺负人了。官员们也不敢贪腐了，生怕自己哪
在李悝之前，魏国的士兵都是“农民兼职”——平时种地，打仗的时候临时拉过来，没经过专业训练，战斗力差得很。李悝跟吴起商量后，搞了个“武卒制”，简单说就是“选拔精锐，高薪养兵”。
选拔标准有多严？想当“武卒”，得穿着厚重的铠甲，背着五十支箭、一把长戟、一把剑，还要带着三天的粮食，半天跑一百里地——这要是放在现在，比特种兵选拔还难。
但待遇也高得吓人：只要选上“武卒”，就能免掉家里的赋税和徭役；要是立了功，还能赏土地、赏房子，甚至能当官。而且，“武卒”的装备都是最好的——铠甲是精铁做的，弓箭是牛角做的，剑是青铜铸的，比普通士兵的装备好不止一个档次。
这么一来，全魏国的年轻人都想当“武卒”，天天在家练跑步、练射箭。吴起再带着这些“武卒”搞高强度训练，教他们阵法、战术，没几年就练出了一支“战国特种兵”。
公元前405年，齐国来攻打魏国，吴起带着五万“武卒”去迎战。齐国士兵一看对面的魏兵个个身材魁梧、装备精良，还没打就慌了。结果，五万魏兵把十万齐兵打得落花流水，还俘虏了齐国的大将。这一战，让魏国的“武卒”成了“战国第一强军”，周边的小国家一听“魏国武卒来了”，吓得赶紧派人来朝拜。
李悝的变法搞了十年，魏国彻底变了样：粮食堆得吃不完，士兵个个能打，官员不敢贪腐，老百姓安居乐业。周边的韩、赵两国都得看魏国的脸色，连强大的齐国、楚国都不敢随便招惹魏国。魏斯看着蒸蒸日上的国家，笑着对李悝说：“先生，你让魏国变强了，我得好好谢谢你！”李悝却摇摇头：“不是我厉害，是大王愿意信任我，愿意支持变法。没有大王，我啥也干不成。”
现在人常说“诚信是立身之本”，魏斯早就把这话刻进了dNA里。他这辈子干过最“小事”，却成了千古流传的“诚信典范”。
《史记·魏世家》里写得明明白白：“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翻译过来就是：有一天，魏斯跟“虞人”（管山林打猎的官员）约好，第二天早上一起去山里打猎。结果第二天早上，魏斯正跟大臣们在宫里喝酒，喝得正高兴呢，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还刮起了风，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魏斯放下酒杯，起身就要往外走。大臣们都懵了，赶紧拉住他：“大王，这么大的雨，山路又滑，打猎肯定搞不成了。您要是想去，等雨停了再去也不迟啊，何必冒这么大的险？”
魏斯摇摇头，笑着说：“你们不懂。我跟虞人约好了今天去打猎，他肯定一大早就去山里等着了。现在我喝酒高兴了，就不去了？那他要是在山里等我一天，淋着雨、冻着，得多失望？我是国君，更得说话算话，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要是国君都不守信，那老百姓还会守信吗？国家还怎么管？”
说完，他穿上雨衣，带上几个侍从，冒着大雨就往山里走。到了约定的地方，果然看到虞人穿着蓑衣，手里拿着弓箭，站在树下等他，衣服都湿透了。虞人看到魏斯来了，又惊又喜，赶紧跪下：“大王，这么大的雨，您怎么还来了？”
魏斯赶紧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雨水：“是我不好，没考虑到天气，让你等这么久。今天雨太大，打猎搞不成了，我特地来跟你说一声，免得你再等下去。”
虞人当场就哭了——国君为了这么个“小事”，冒雨跑过来跟自己道歉，这要是传出去，谁还敢不跟国君一条心？后来这事传遍了魏国，老百姓都说：“咱们的国君连跟小官的约定都这么重视，肯定不会亏待咱们！”
还有一次，韩国派使者来魏国，说赵国欺负他们，抢了他们的城池，想让魏国出兵帮忙打赵国。魏斯听完文侯定魏：战国卷王的逆袭之路
韩国使者说得唾沫横飞，连带着比划手势，把赵国的“霸道”说得罄竹难书，最后还补了句：“只要大王肯出兵，打完赵国，咱们抢来的城池分魏国一半！”
换作别的诸侯，说不定早就被“一半城池”勾得心动了，可魏斯端着茶杯，慢悠悠喝了口，放下杯子才开口：“使者远道而来辛苦了，但赵国跟魏国是‘兄弟之国’，当年咱们三家一起把晋国分了，才有今天的局面，我怎么能帮着外人打兄弟呢？这忙，我不能帮。”
韩国使者脸瞬间就黑了，撂下句“大王迟早会后悔”，气冲冲地走了。大臣们都急了，围着魏斯劝：“大王，韩国是咱们东边的屏障，要是得罪了他们，万一他们跟齐国联手，咱们东边就危险了！”
魏斯却摆了摆手：“放心，我心里有数。”
没出半个月，赵国的使者也来了，哭丧着脸说韩国欺负他们，占了他们的粮田，还杀了他们的百姓，求魏斯出兵打韩国，承诺的好处跟韩国差不多——打完分地。
魏斯还是那套话：“韩国是我的兄弟之国，我不能打它，这忙我帮不了。”赵国使者也气呼呼地走了，临走前还放了句狠话：“魏国迟早要被韩、赵两面夹击！”
这下大臣们更慌了，翟璜直接闯进宫，跟魏斯说：“大王，您这是把韩、赵都得罪了！现在两国都在招兵买马，万一他们真的联手打过来，咱们怎么办？”
魏斯却笑了，叫人拿来地图，指着韩、赵、魏三国的位置说：“你看，咱们三国在中原挤在一起，要是互相打，只会让齐国、楚国捡便宜。韩、赵现在来找我帮忙，其实是心里没底，怕自己打不过对方。我不帮任何一方，他们就会知道，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也会明白，只有咱们三国联合，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
果然，没过多久，韩、赵两国的国君就听说了魏斯的态度。韩国国君琢磨着：“魏文侯宁愿得罪我，也不打赵国，看来他是真把咱们当兄弟。”赵国国君也想：“魏文侯不帮韩国打我，还真够意思。”
没过多久，韩、赵两国的国君亲自带着礼物来魏国，跟魏斯结盟，约定“三国互不侵犯，一方有难，另外两方出兵帮忙”。这下，魏国不仅没被夹击，反而成了“三晋老大”，地位更稳了。后来有人问魏斯：“您当时就不怕韩、赵真的联手打过来吗？”魏斯笑着说：“我赌的是‘诚信’——我对他们讲诚信，他们也会对我讲诚信。要是连这点都不信，还怎么当国君？”
魏文侯手里有吴起这样的“战神”，有李悝这样的“改革能手”，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自然不能只守着原来的地盘——他要让魏国的旗帜，插在更多的土地上。
除了西边揍秦国、占河西，魏文侯还把目光投向了北边的中山国。这中山国是“白狄”建立的国家，虽然是游牧民族出身，但在中原待久了，也学会了种地、建城，还经常跟赵国抢地盘，是个“硬茬子”。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召来吴起，问他：“中山国老是跟赵国闹矛盾，还时不时抢咱们的粮食，我想把它打下来，你觉得行不行？”
吴起想都没想，说：“行！现在咱们有‘武卒’，装备好、战斗力强，中山国虽然能打，但他们的士兵没经过系统训练，只要咱们制定好战术，肯定能打赢！”
但魏文侯没让吴起去——他想让大儿子魏击去。大臣们都不解：“中山国不好打，让吴起去肯定能赢，让太子去，万一输了怎么办？”
魏文侯却说：“吴起能打仗，但太子需要历练。他以后要当国君，得知道怎么带兵、怎么治理地方，要是连中山国都打不下来，以后怎么守魏国的江山？”
他给了魏击三万“武卒”，还派了个叫乐羊的大将当副将——这乐羊也是个“狠人”，他的儿子在中山国当官，中山国国君为了逼他投降，把他儿子煮了，还送了碗肉羹给他，乐羊居然当着使者的面，把肉羹吃了，说“我只忠于魏文侯”。
魏击带着军队出发前，魏文侯跟他说：“到了中山，要是遇到不懂的事，就问乐羊；要是遇到老百姓的事，就问当地的贤士。记住，打仗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魏击记住了父亲的话，到了中山国，没急着攻城，反而先派人去打听中山国的情况——知道中山国的老百姓因为常年打仗，早就没了粮食，就先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知道中山国的官员贪污腐败，就把那些贪官抓起来，严加惩处。
老百姓一看魏军这么好，都不愿意帮中山国国君打仗了。等魏击攻城的时候，很多中山国的士兵直接投降，有的甚至反过来帮魏军开门。没用多久，中山国就被打下来了。
魏击把中山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派人把中山国的特产——“中山松”“中山酒”送回魏国，给魏文侯尝尝。魏文侯看着送来的东西，笑着对大臣们说：“我儿没让我失望，不仅能打仗，还能治理地方，以后魏国的江山，交给他我放心。”
除了打中山国，魏文侯还派吴起去打东边的齐国。公元前405年，齐国发生内乱，几个公子为了争王位，互相打起来。魏文侯趁机派吴起带着五万“武卒”，联合韩、赵的军队，一起打齐国。
吴起还是老办法：先派探子摸清齐国军队的部署，然后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假装要打齐国的都城临淄，其实是想打齐国的粮仓——高唐。等齐国军队往临淄赶的时候，吴起突然率军杀向高唐，一举拿下了高唐，把齐国的粮食全抢了。
齐国军队没了粮食，士气大跌，吴起趁机率军追击，在“廪丘”这个地方，把齐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还俘虏了齐国的大将田布。这一战，魏国不仅抢了齐国的粮食、土地，还让齐国不得不向魏国低头，每年都要给魏国送礼物。
到了魏文侯晚年，魏国的版图已经比他刚继位时大了一倍多：西边到了洛水，北边到了中山国，东边到了齐国边境，南边到了楚国的方城——魏国成了真正的“战国第一强国”，周边的国家都得看魏文侯的脸色行事。有人说魏文侯是“靠武力欺负人”，但魏文侯却说：“我打仗不是为了欺负人，是为了让魏国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让魏国能在乱世中不被欺负。要是连自己的国家都守不住，还谈什么治国？”
魏文侯当了五十年国君，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得选个靠谱的继承人，才能让魏国的“霸业”延续下去。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魏击，小儿子魏挚。按规矩，该立大儿子魏击为太子，但魏文侯没急着定——他要“考”一考这两个儿子，看看谁更适合当国君。
第一个“考题”是“治理地方”。他让魏击去守中山国，让魏挚去守上党郡。这两个地方都不好守：中山国刚打下来，老百姓还没完全归顺；上党郡是“兵家必争之地”，韩国、赵国都盯着。
魏击到了中山国，按父亲说的，“先安民，再治官”：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严惩贪官，任用贤士；还修了条“中山道”，方便老百姓出行、做生意。没几年，中山国的老百姓就过上了好日子，都喊魏击“贤君”。
魏挚到了上党郡，却只知道“摆架子”：天天住在官署里，喝酒、打猎，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官员贪污腐败，他也不管，还跟官员一起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没过多久，上党郡的老百姓就怨声载道，有的甚至逃到了赵国。
魏文侯听说了这事，没骂魏挚，只是把他调回了都城，让他跟着田子方学习“治国之道”。魏挚还不服气，跟田子方说：“治理地方有啥难的？只要有兵、有钱，老百姓自然会听话。”
田子方笑了，说：“你错了。老百姓就像水，国君就像船，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你要是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反过来欺负你；你要是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支持你。你爹能把魏国变强，不是因为有兵、有钱，是因为他善待老百姓啊！”
魏挚听了，脸一红，再也不敢嚣张了。
第二个“考题”是“处理君臣关系”。有一次，魏文侯故意在朝堂上问大臣们：“你们觉得，太子和二公子，哪个更适合当国君？”
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这是国君的家事，说错了会掉脑袋。只有任座站出来说：“二公子魏挚更适合！他虽然之前没治理好上党郡，但他知错能改，而且比太子更仁厚，老百姓肯定会喜欢他！”
魏文侯脸一沉，任座吓得赶紧跑了。接着，魏文侯又问翟璜：“你觉得呢？”
翟璜想了想，说：“我觉得太子更适合。太子守中山国时，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各司其职，这说明他懂‘治国’；他尊敬老师田子方，就算田子方对他不敬，他也不生气，这说明他懂‘尊贤’；他带兵打仗时，跟士兵一起吃、一起住，士兵都愿意为他卖命，这说明他懂‘得人心’。二公子虽然仁厚，但不够果断，要是遇到秦国、齐国这样的强敌，可能扛不住。”
魏文侯听完，笑着说：“你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重，他把魏击叫到身边，拉着他的手，说了三条遗言：
1. “永远不要丢了西河之地——那是咱们魏国的屏障，有西河在，秦国就打不过来；要是丢了西河，魏国就危险了。”
2. “要好好用吴起、李悝这些老臣——他们是魏国的根基，他们在，魏国的国力就不会弱；要是不用他们，再厉害的国家也会衰败。”
3. “要跟韩、赵好好相处——咱们三国是兄弟，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要是互相打，只会让别人捡便宜。”
魏击跪在地上，哭着答应：“儿子记住了，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
不久后，魏文侯去世，享年76岁。魏击继位，就是魏武侯。他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望：继续用吴起守西河，让秦国不敢东进；继续推行李悝的变法，让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继续跟韩、赵结盟，让魏国的“霸主地位”又延续了几十年。
魏文侯这辈子，没像秦始皇那样统一六国，没像楚庄王那样“问鼎中原”，但他却是战国时期第一个“霸主”，也是魏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君。他去世后，不管是魏国的老百姓，还是其他国家的诸侯，都对他赞不绝口——因为他给后世留下的，不止是一个强大的魏国，还有一套“治国、用人、守信”的智慧。
先说“用人智慧”。魏文侯用人，不看出身、不看私德，只看“本事”：卜子夏是“孔门弟子”，他就请过来搞“教育”，让魏国成了“文化圣地”，吸引了天下的读书人；田子方懂“经济”，他就请过来搞“民生”，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段干木懂“管理”，他就请过来搞“廉政”，让官员不敢贪腐；吴起是“杀妻求将”的“狠人”，他就请过来当“将军”，让魏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李悝是“法律狂”，他就请过来当“相国”，让魏国的制度越来越完善。
这些人在别的国家，要么被排挤，要么被嫌弃，可在魏文侯手里，都成了“顶梁柱”。后来有人问魏文侯：“您就不怕这些人反过来害您吗？”魏文侯笑着说：“我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本事；我信他们，是因为我对他们好。只要你真心对别人，别人也会真心对你。”
再说“治国智慧”。魏文侯知道，国家要想强，不能只靠“打仗”——得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支持李悝搞“尽地力之教”，让老百姓有饭吃；搞“平籴法”，让老百姓不怕灾荒；编《法经》，让老百姓有说理的地方。他还知道，国家要想稳，不能只靠“武力”——得靠“诚信”。所以他跟虞人约好打猎，就算下雨也要去道歉；他跟韩、赵结盟，就算有好处也不背叛。
正是因为这样，魏国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才能从“二流国家”变成“战国第一强国”。后来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其实都借鉴了李悝变法的经验；后来的秦始皇、汉高祖，其实都借鉴了魏文侯“用人不疑”的智慧。
最后说“传承智慧”。魏文侯不仅自己能把国家治理好，还能培养出靠谱的继承人。他没因为魏击是太子，就对他放松要求——反而让他去守中山国，让他在实战中历练；还让他跟着田子方学习，让他懂“治国之道”。正是因为这样，魏武侯才能接过父亲的“接力棒”，让魏国的“霸业”延续下去。
《史记·魏世家》里说魏文侯“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这话一点不假。他不是最能打的国君，也不是最聪明的国君，但他却是最“懂人心”的国君——他懂老百姓想要什么，懂大臣想要什么，懂盟友想要什么。
要是把战国比作一个“竞技场”，魏文侯就是第一个“通关”的选手——他用“诚信”当“钥匙”，用“人才”当“武器”，用“改革”当“铠甲”，在乱世中闯出了一片天。
这，就是魏文侯——一个靠“卷”自己、“信”别人、“谋”长远，在战国乱世中书写传奇的“逆袭之王”。他的名字，值得被永远记住；他的智慧，值得被永远传承。
参考《史记》《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