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万国博览会所激荡起的追求精神财富、崇尚内在修养的思潮，其影响并未止于国境之内。如同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所漾开的涟漪，大宋国民所展现出的那种因内心充盈而散发出的从容气度、因明理而知进退的言行举止、以及对艺术与哲学的真切热爱，通过归国的使臣、商人、艺匠之口，远播四方，在东西方各国的宫廷与上层社会引发了深远的回响，竟悄然催生了一场波及多国的“反流俗、慕德风”的运动。
一、 东瀛海东省的镜像与反思
在海东省，变化最为直观。那些原本对大宋统治心怀芥蒂，甚至暗中抵触的倭人贵族与武士，在亲眼目睹了宋人官吏并非一味贪图享乐，反而多数勤于政事、重视文教，甚至能与他们探讨《两个世界》的哲学意涵后，其心态发生了微妙转变。
一位原公卿在私下的诗会中叹道：“观宋人之风，其富而不奢，强而不暴，贵而重学。相较之下，我等昔日沉溺于物欲与虚名，竞相豪奢，却忽视了精神之涵养，实乃舍本逐末。” 部分开明的藩主开始效仿宋人，削减无度的宴饮，将财力用于修缮文库、鼓励子弟研习汉学与和歌哲理，甚至主动约束家臣，减轻对领内百姓的征敛。他们意识到，唯有赢得民心与声誉（精神财富），方能长久立足。
二、 蒙古草原的悄然变奏
消息传至西迁后的蒙古金帐，起初，以勇武和掠夺为荣的蒙古贵族对此嗤之以鼻。然而，一些伴随窝阔台参与过与刘混康谈判、或与宋军有过接触的那颜（贵族），却感受到了另一种力量。一位深受窝阔台信任的将领坦言：“宋人之强，非独坚船利炮，更在于其民气之凝聚，上下之同心。彼辈似乎坚信某种比黄金更珍贵的东西。” 尽管蒙古社会的主体价值观未变，但上层中开始出现一种声音：对待征服的部族和属民，或许不能一味榨取，也需要某种“仁政”来维系稳定，获取某种意义上的“归附之心”（精神认同）。部分部落首领对属民的征发略有缓和，开始注重部落内部的纠纷调解与基本秩序。
三、 大食世界的智慧共鸣
在黑衣大食与白衣大食，追求知识与智慧本就是传统的一部分。大宋思潮的传入，犹如在已有的火堆上增添了新的柴薪。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宫廷中，学者与诗人备受礼遇，哈里发和埃米尔们热衷于赞助学术，兴建图书馆与智慧宫。他们从宋人的“理欲之辨”中看到了与自身哲学中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相通之处，从宋人崇尚精神财富的理念中，更加坚定了知识是最高等级财富的信念。相应地，为了彰显其“贤明君主”的形象，也为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一些开明统治者颁布法令，规范税收，禁止官员过度盘剥商人与农民，强调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保障臣民的福祉与追求知识的权利。
四、 日耳曼与罗马的贵族新风
在欧陆，伽尔巴率先受到影响。这位雄心勃勃的日耳曼统帅，在汲取了宋人“内圣外王”的理念后，更加坚定了其“以征服开创，以秩序守护”的抱负。他在日耳曼尼亚的宫廷中，大力提倡史诗创作以凝聚民族精神，奖励工匠技艺视为“创造的荣耀”，并严格要求部属遵守纪律，公平对待新征服地区的民众，宣称：“真正的胜利，是让被征服者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秩序与文明，而非留下一片仇恨的废墟。” 他虽然依旧扩张，但其统治方式中，融入了更多“建设”与“秩序”的考量，对平民的掠夺性征发有所减少。
而在罗马，尽管帝国夕阳西下，颓势难挽，但一些尚有责任感的大贵族和元老，在对比了宋帝国的生机勃勃与罗马的沉疴积弊后，痛感奢靡腐败、道德沦丧之害。他们开始在自身的庄园内尝试改革，减轻佃农的负担，兴办教育，试图恢复古老的罗马美德。虽然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且难以扭转大局，但无疑是一股试图从精神层面寻求出路的清流。
潜移默化，民心渐苏
这些发生在各国宫廷上层的观念转变及其带来的政策微调，如同涓涓细流，虽未能立刻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却实实在在地让底层的百姓感受到了一丝喘息。
在东瀛，农夫发现劳役的天数被明确规定，不再随意增加。
在蒙古部落，牧民发现自己保留的牲口比例略有提高。
在大食城镇，商人遭遇的苛捐杂税有所规范。
在日耳曼新占领区，平民发现日耳曼军人开始按律法行事，而非随心所欲地抢劫。
这一切变化的源头，都可追溯至大宋那片土地上，对精神财富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推崇。它以一种文明的力量，无形中约束了权力的滥用，点燃了统治者心中或多或少的“明君”理想，从而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或多或少地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苦难。
汴京城内，朱熹闻听这些来自远方的反馈，抚须慨叹：“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我朝但修其内，而化竟及于外，此乃王道之验也！” 刘混康则感知到，随着万邦戾气的些许消减与对精神追求的提升，那无形的能量网络似乎也变得更加清宁祥和，深红真罡中属于“创造”与“秩序”的正面属性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增长。
大宋以其独特的文明魅力，在不经意间，为这个纷乱的世界，注入了一股向善求仁的暖流，悄然改变着历史的轨迹。追求精神财富，已不再仅仅是大宋一国的风尚，更开始成为这个时代，诸多文明共同探寻的、照亮前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