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明，在哈尔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2023年深秋，我的人生轨迹被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术协助彻底扭转，至今仍被困在那场醒不来的噩梦之中。
事情始于11月15日，一个阴冷的傍晚。我的老友，在省社科院工作的王哲，带着一位头发花白、眼神却锐利如鹰的老人找到我。这位是李存儒教授，国内小有名气的民俗与宗教建筑学家。
“明子，帮个忙，”王哲递给我一支烟，语气带着惯常的兴奋，“李教授在研究哈尔滨的东正教遗迹，需要个熟悉老城区历史，特别是……圣母安息教堂的人。”
我点烟的手微微一顿。圣母安息教堂，位于道里区兆麟街的尽头，那座在本地人口中带着不祥色彩的砖石建筑。它建于1908年，曾容纳过流亡的白俄信徒，也见证了太多混乱年代的生死。本地老人常念叨，教堂西南角那个塌陷的地窖入口，“不干净”。日伪时期，那里是处理“无名尸”的乱葬岗入口；文革狂潮中，又成了派系武斗的临时刑场。传说，误入者总能听见地窖深处传来呜咽，像是很多人挤在一起哭泣。
“都是无稽之谈，”李教授看出我的迟疑，温和却坚定地说，“建筑本身会记录历史，但记录的方式是物理的，而非超自然的。我们只是去做测绘和史料核实，小张，我看了你祖父留下的笔记，他对这座教堂非常了解，我们需要这些第一手资料。”
他提到了我的祖父。祖父在建国初期曾参与过一批老建筑的维护工作，家里确实留有几本他关于老教堂的笔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建筑的痴迷，但关于圣母安息教堂的部分，却语焉不详，只在最后一页用颤抖的笔迹写着：“地窖的门，开了就不能轻易关上。愿主宽恕我们当年的冒犯。”
或许是出于对祖父过往的好奇，或许是那点微不足道的报酬在拮据的生活面前显得诱人，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站在了教堂那扇锈迹斑斑的侧门前。时近正午，天色却阴沉得像傍晚，初冬的寒风卷着枯叶，打在墙上发出“沙沙”的脆响。看门的是个寡言的老头，收了李教授的好处，只嘟囔了一句：“下面东西多，别乱碰，别答应，天黑前出来。”便打开了那把沉重的大锁。
“吱呀——”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一股混合着陈年霉味、尘土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旧书本和……若有若无脂粉气的冰冷空气，扑面而来。门后是一段向下的石阶，隐没在浓稠的黑暗里，仿佛通往地心。
我们戴上头灯，打开强光手电。光线刺破黑暗，照亮了狭窄的通道。墙壁是粗糙的砖石，覆盖着厚厚的白色霉斑，有些地方渗出深色的水渍，形状诡谲。温度比外面低了至少十度，寒意透过羽绒服，直往骨头缝里钻。
“跟紧我，”李教授走在最前面，他的声音在逼仄的空间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嗡鸣，“注意脚下。”
石阶湿滑，长满了滑腻的苔藓。走了大约三分钟，通道开始平缓，空间稍微开阔，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类似前厅的地方。这里散落着一些朽坏的木箱、生锈的铁架，甚至还有几个印着模糊俄文的玻璃瓶。
王哲，这个一向活跃的家伙，为了打破沉闷，用力跺了跺脚。
“咚！”
声音在通道里回荡。但奇怪的是，回声并未立刻消失，而是在延迟了足足两秒后，从更深的地下传来。
“咚……”
声音几乎一样，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更沉，更闷，仿佛……是另一只脚，在更潮湿的地方，模仿着他跺脚。
“有意思，”王哲来了兴致，又拍了两下手掌。
“啪！啪！”
两秒后。
“啪……啪……”
回应的掌声传来，却带着一种粘稠的、湿漉漉的感觉，不像手掌相击，倒像是两块浸饱了水的肉拍在一起。
我们都听到了。李教授举起手，示意我们安静。他皱紧眉头，仔细聆听着那渐渐消失的回音，脸色在头灯照射下显得有些苍白。
“教授，超低频共振？还是结构造成的特殊声学现象？”王哲压低声音问，手里的环境检测仪屏幕上的数字正在轻微跳动。
“不确定，”李教授蹲下身，用手电仔细照射墙壁，“看这些刻痕。”
我们凑过去，只见斑驳的墙面上，除了原始的斯拉夫字母雕刻，还覆盖着许多后来刻上去的中文。大多是名字和日期，有些看起来年代久远，有些则很新。其中一行字格外清晰，像是用尖锐石块反复刻画而成：
“安息之所，勿扰长眠。听见哭声，莫要回应。”
字迹歪斜，透着一股绝望的警告意味。
就在这时，第一声清晰的哭声，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
不是风声，不是幻听。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带着浓重的哭腔，字正腔圆地说着汉语：
“回……家……吧……”
声音飘飘忽忽，仿佛就在我们刚走过的那个转角后面，离我们不到十米。
空气瞬间凝固。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屏住了呼吸，手电光齐刷刷地射向转角。
“谁？！”王哲厉声喝道，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没有回答。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挪向转角。头灯和手电的光柱在黑暗中剧烈晃动，我们的影子被拉长、扭曲，投在墙壁上，如同张牙舞爪的鬼魅。
转角后面，空无一物。只有一条继续向下延伸的通道，更黑，更深邃。
“心理压力造成的集体幻听？”王哲试图用科学解释，但他额角渗出的冷汗出卖了他。
李教授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被墙角一样东西吸引。那是一张半埋在湿土里的旧报纸残页，颜色泛黄，脆弱得一碰即碎。他小心地用镊子夹起一角，借着手电光，我们看清了上面的日期——1951年10月28日，以及一个模糊的标题：《女学生夜探教堂神秘失踪，月余搜寻毫无所获》。
一股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窜上头顶。
“收集完这个区域的样本，我们往深处再走一段就撤退。”李教授的声音干涩，他小心翼翼地将报纸残片放入样本袋。我看得出，他动摇了。
然而，地窖似乎被我们刚才的探查和呼喊“激活”了。
王哲别在胸口的录音笔指示灯突然疯狂闪烁起来，屏幕上显示正在录入一段持续的、低低的啜泣声，但电池电量图标却在几秒钟内从满格跳红，随即彻底黑屏。
我下意识地想拧开保温杯喝口水，却发现刚刚还温热的杯壁变得冰手。拧开盖子，里面的水竟然结了一层薄冰！更骇人的是，一股混合着铁锈、泥土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类似腐肉的腥臭气息，从杯口涌出，弥漫在空气里。
李教授死死盯着他手中的精密温度计。当又一阵细微的、仿佛很多人在远处同时啜泣的声音飘来时，温度计上的汞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往下按去，直接跌到了零下四十度的刻度线！
那是哈尔滨气象记录上都极少出现的极端低温！
“这……这不可能！”王哲的声音带上了哭腔，“物理法则在这里失效了！”
“不是失效，”李教授的声音沙哑，他环顾四周，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惧，“是这里……有‘东西’在改写规则。它不想让我们走。”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我们来时的那条清晰通道，不知何时变得模糊不清。手电光照过去，原本笔直的路径似乎多了几个不该存在的弯道，墙上我们留下的荧光标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迷路了。
恐慌像冰冷的藤蔓缠住了心脏。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错综复杂的通道里乱窜，呼吸急促，脚步声在死寂中显得格外刺耳。周围的墙壁仿佛在蠕动，那些霉斑和水渍在晃动光影下，变幻出无数张痛苦扭曲的人脸轮廓。
在推开一扇虚掩的、异常沉重的铁门后，我们闯入了一个圆形墓室。
墓室中央的地面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无法辨识的复杂图案，像是某种封印。八口厚重的、带有东正教十字架雕刻的俄式橡木棺椁，没有任何支架，就那样直接摆放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围绕着中央图案，排列成一个标准的圆形。
在这里，哭声变得清晰而立体。不再是单一的来源，而是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像是有无数看不见的人将我们围在中间，低低啜泣，哀哀呜咽。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甚至能分辨出其中夹杂着俄语的祈祷词和汉语的“救命”、“好冷”、“放我出去”……
“不止一个……”李教授的脸在灯光下惨白如纸，“是很多……很多个……一直在哭……”
“哐当！”
王哲在极度紧张中后退，不小心踢到了墙角一个生锈的小铁盒。盒子翻倒，里面的东西洒了出来——是照片。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各种尺寸，各种年代。
最早的是黑白照，穿着民国时期服饰的人；有文革时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有八九十年代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时髦青年；还有近几年的数码冲印照片……
所有这些照片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眼神都充满了惊恐，仿佛在镜头前看到了极度可怕的东西。而且，从背景看，他们都是在这个地窖，这个墓室里拍下的最后影像！
王哲颤抖着从一堆照片中捡起最上面的一张。
照片上，是我们三人——李教授、王哲，还有我。背景正是教堂那个塌陷的入口，我们刚刚走进去时的背影。照片的拍摄时间，根据上面的数字印记，显示是今天上午11点03分。
可我们进来时，根本没有第四个人！
“啊——！”
王哲终于崩溃了，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将照片扔了出去。
几乎就在他尖叫的同时，墓室里的哭声陡然拔高！不再是压抑的啜泣，而是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充满绝望和痛苦的哀嚎与尖啸！那声音具有可怕的穿透力，几乎要震破我们的耳膜。
“陪我！！”
“留下来！！”
“冷啊！！！”
空气变得粘稠如血，呼吸都变得困难。我们头灯和手电的光线开始剧烈地、毫无规律地闪烁，在明灭交替间，墙壁上那些原本模糊的人形凹痕，仿佛活了过来，正在向外凸起、挣扎，想要脱离墙壁的束缚！无数扭曲的手臂轮廓、痛苦的面部线条，在光影变幻中若隐若现！
“跑！快跑！”李教授嘶哑地吼道。
我们像三只受惊的兔子，不顾一切地冲向来的的铁门。就在经过一口棺椁时，王哲突然发出一声更加惊恐的怪叫，整个人猛地向前扑倒，仿佛被什么东西死死拖住了脚踝！
“救我！她拉我的脚！！”他瘫在地上，双手死死扒着地面，脸因极度恐惧而扭曲，双腿胡乱蹬踹着。
我和李教授魂飞魄散，下意识地伸手去拽他。他的身体异常沉重，仿佛真的有千钧之力在向下拖拽。我们拼尽全身力气，几乎是把他从原地“拔”了出来，连拖带拽地拉向门口。
在冲出铁门的瞬间，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在剧烈闪烁、即将彻底熄灭的手电余光中，我看到那口被王哲踢到的棺椁，盖子不知何时移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缝隙里，隐约可见一抹褪色的、蓝底白花的碎布片。
那花色，像极了旧报纸上提到的，那个失踪女学生照片里穿着的棉袄。
我们沿着似乎“允许”我们离开的路径亡命狂奔，终于看到了出口那点微弱的天光。连滚带爬地冲上石阶，重新呼吸到外面冰冷但“正常”的空气时，我们几乎虚脱，瘫倒在积雪的地上，大口喘息，浑身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看门的老人看着我们狼狈不堪、面无血色的样子，重重地叹了口气，画了个十字：“造孽啊……说了别下去，下面那是‘饿鬼道’，填不满的……”
回到市区，我们三个都大病一场。高烧，噩梦，胡言乱语。
王哲的情况最糟。他脚踝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青紫色的手印，五指纤细，像是女人的手。他变得精神恍惚，时常指着空无一物的墙角，惊恐地尖叫：“别过来！穿碎花袄的姑娘！别过来！”最后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疗养院。
李教授再也无法进行田野调查，他甚至不能听见流水声，否则就会触发地窖里那些哭声的记忆，引发剧烈的呕吐和恐慌。他提前办理了病退，从此深居简出。
而我，看似恢复得最好，但只有我知道，那场经历在我身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
我的听力变得异常敏感，总能捕捉到一些不该存在的声音。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总能听见床头方向，传来细微的、若有若无的啜泣声，和地窖里的一模一样。我开始害怕黑暗，害怕密闭空间，更害怕……镜子。
因为有一次，我在深夜的浴室镜子前，恍惚中看到我身后，站着一个低着头、穿着蓝底白花碎棉袄的模糊身影。
最致命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前。我整理祖父的遗物，在一个尘封已久的铁皮箱底，找到了他真正的、从未示人的工作日记。
在1953年10月的一段记录中，他写道：
“今日奉命，彻底封堵安息教堂地窖西侧最深之圆形墓室。据查，日占时期，日军曾于此秘密处决并弃尸八名拒绝为其服务的俄国修女，怨气凝结不散。文革初期，又有数名在此批斗中失控打死教师的红卫兵学生，于此离奇失踪，疑为怨魂索命。今日以水泥浇固，封死墓室。惟愿八位修女冤魂得以安息，莫再因地脉阴气与枉死之气交织，而诱生人填命，以图替代超脱。”
日记的附录里，贴着一张已经严重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八具并排躺着的修女遗骸，穿着黑色的修道服。她们的双手交叠在胸前。
我放大照片，死死盯着最右边那具遗骸的双手——
她的右手，缺了三根手指。
一股无法形容的冰寒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我猛地想起王哲脚踝上那个青紫色的手印，那印子虽然模糊，但此刻在我的记忆里却无比清晰——
那个手印，正好缺少了三根指头的痕迹。
而此刻，窗外风声呜咽，像极了地窖里的集体啜泣。我书桌前的台灯，毫无征兆地，开始一下、一下地闪烁起来。在那明灭不定的光线中，我似乎看到，在我对面的墙壁上，正缓缓浮现出几个湿漉漉的、正在向下滴水的……人形轮廓。
它们，好像……跟着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