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清家的土炕，此刻被人挤得满满当当。炕桌摆在中间，上面放着几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盛着的热水早凉透了，水面上漂着点从房梁上落下来的灰尘，没人一个人动。
按理来说孙永清等人应该回来了吧，可就是迟迟等不到人，不会被郝永德那个黑了心肠的打死了吧。
屋里的一群人越等心里越焦急，村里的几个青壮彻底坐不住，准备组队出门找人。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村里其他的狗也开始附和着叫，看来应该是孙永清他们回来了。
于是烦闷躲在屋子外面抽烟的几个人连忙跑到靠近院门的村道上把孙永清他们三人迎接了一下。
待孙永清几人坐定，喝了水缓了缓之后，最终脾气最火爆的二柱开口打听起了情况。
“孙哥，你倒是说句话啊！” 蹲在炕沿边他是老王头的二儿子，二十出头的年纪，脸膛晒得黝黑，额头上还沾着块没擦干净的泥印子，是下午拦着挖渠的朝侨时蹭的。
他嗓门大，一开口就震得炕桌上的粗瓷碗晃了晃，“下午我跟三柱、老栓他们去拦着，那帮棒子根本不听！手里拿着铁锹，指着我们鼻子骂，还说这地现在是他们的，想怎么挖就怎么挖！”
二柱越说越急，手往大腿上一拍，“啪”的一声响，“我跟他们理论，说这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种的，凭啥他们说挖就挖？结果你猜怎么着？从旁边的窝棚里钻出来两个日本兵。”
老王头咳了两声，把手里的碗往桌子上上一放：“二柱，别唠叨了。那帮棒子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咱们跟他们硬来，是鸡蛋碰石头。我和你孙哥去堵郝永德，被他用枪赶跑了。这二鬼子还要比鬼子可怕啊！”
他抬头看了看孙永清，“永清，你是咱们万宝山村，见过世面最多的，你说，咱们现在该咋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渠挖通，把水都引走——这水要是被引走了，咱们这几亩地，今年夏天就得旱死，一家老小的喝西北风去？”
孙永清终于动了动，他抬起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他把手里的旱烟杆往炕沿上磕了磕，“郝永德这狗日的，指望不上的。”
“那狗汉奸的爹咋说的？” 二柱咬牙切齿地问，他最恨郝永德，今年他爹被侨民打伤，想找郝永德帮忙弄点药他想着毕竟都是一起长大的，这点情面总要讲吧，结果郝永德不仅不帮，还嘲笑他爹“低贱的穷骨头活该被打，死了才好。”。
孙永清苦笑了一下，嘴角往下耷拉着，“他爹能咋说？他说这地是‘满洲拓殖株式会社’要的，是为了‘中日亲善’，让朝侨来种地，是‘好事’。还说我们不识抬举，他儿子只是一个给日本人办事的小卒做不了主。还没说几句就把我们赶出家门了。”
“哎，有其子必有其父啊，一门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炕头上又是一阵沉默，只有老王头被自己的旱烟呛得直咳嗽，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炕桌上的油灯闪来闪去，明灭不定。
糊在窗户上的纸更是被风吹的“哗啦哗啦”响，油灯的昏黄灯光难以照亮众人雾霾的内心。
“孙哥，咱们出面阻拦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二柱搓了搓手，语气比刚才软了点，“我看还是报官吧！那帮棒子后面有日本鬼子撑腰，咱们中国的官总不能不管咱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吧？咱们又没做错啥，是他们平白无故占咱们的地、挖咱们的渠，断咱们的活路！”
“报官？” 坐在炕中间的老栓皱起了眉头，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跟官府打过交道的次数一个手指数的过来，但是他知道东北官府的脾性，那可是对外怕的要死，对内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主。
“二柱，你忘了去年张老三家的事了？他家的牛被日本浪人牵走了，去县府报官，结果官府的人说‘为什么日本人只牵你家的牛，不牵别人家的牛，还不是你没有把牛收拾好，再说人家漂洋过海，来这里谋生，多不容易啊，为了中日友谊，你损失一头牛算什么？……’，不仅没帮他要回来，还让他赔礼道歉，说他‘耽误公事’。”
“可那不一样！” 二柱急着辩解，“张老三家是牛，咱们这是地，是几十户人的活路！县府再不管，咱们这么多人去请愿，他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老栓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用手指抠着炕桌的木纹。炕头上的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了主意。
报官，他们心里都没底——谁不知道现在的官府，是日本人的官府，是郝永德那样的汉奸的官府，唯独不是他们这些人的官府。
可不报官，又能咋办？想拦，拦不住；硬拼，拼不过。总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地旱死，看着一家子饿死。
孙永清叹了口气，把旱烟杆重新塞进烟荷包里，“二柱说得对，现在除了报官，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
他抬眼扫过炕上的人，眼神里带着点无奈，也带着点孤注一掷的决心，“官府是通吃两头，可总比永远失去浇水的权力好点吧？万一……万一县府能念着咱们是中国人，能帮咱们说句公道话呢？”
这话没人接，谁都知道“万一”的可能性有多小，可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了。
老王头点了点头，“行，听永清的。报官，咱们多派几个人去，都是代表，去县府请愿，把事情说清楚——马家哨口的地，跟郝永德没契约，跟那些朝侨更没关系，是他们无端害咱们，县府得出面制止！”
“对！” 二柱一下子来了精神，“我去喊人！村里受影响的有二十多户，每户派个代表，明天一早就进城！人多力量大，县府的人总不能把咱们都赶出来吧！”越说越没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