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两百块钱,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人太多了,空气里全是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一股子海鲜干货的腥咸,混着听不懂的鸟语,直往人脑子里钻。
后背的伤火辣辣地疼,每走一步,脚踝都跟针扎似的。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先躺下,把自己处理一下。
旅馆我是万万不敢住的,浑身上下就二百块,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我瘸着腿,顺着人流往那些灯光昏暗的小巷子里钻。
专挑那种门口挂着“住宿”两个字、连霓虹灯都舍不得装的破地方。
最后,我在一条能闻到厕所味的巷子深处,找到一家叫“广源旅社”的。
老板是个瘦老头,穿着白背心,正拿个小本本算账,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住店?”他用半咸不淡的普通话问。
“对,最便宜的床位多少钱?”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逃犯。
“二十,”他头也不抬,“押金五十,身份证。”
“大哥,行个方便,”我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我从重庆过来,钱包在车上被摸了,身份证也在里头。您看,我就住一晚,明儿朋友就给我送钱来了。”
老头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从我皱巴巴的衬衫,看到我脸上没消肿的淤青,最后停在我瘸了的腿上。
他没接我的烟,吐出一个字:“三十。”
我心里骂了句娘,脸上还得堆着笑:“要得,三十就三十。”
交了钱,老头扔给我一把油腻腻的钥匙,指了指楼上:“三楼,307,厕所公用,热水晚上八点到九点。”
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一张缺了角的桌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依稀能看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标题。
反锁了门,我像一滩烂泥瘫在床上,感觉全身骨头都散了架。
我不敢睡死,迷迷糊糊躺了一个多钟头,挣扎着爬起来。
脱下衣服,后背一片青紫,蹭破皮的地方已经和衬衫黏在了一起,轻轻一撕,钻心的疼。
脚踝也肿得像个馒头。
我从腰间解下那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匣子,摊在床上。
在万州,它是我发财的希望;
在深圳,它是催命的阎王符;
我摸着上面冰凉古朴的纹路,特别是那些诡异的“蝌蚪符”,心里一阵发狠:“等老子翻身了,一定弄死你们这群王八蛋”。
当务之急,是把这玩意儿换成钱。
可我两眼一抹黑,上哪儿去找买家?
深圳的教训告诉我,这玩意儿不能见光,一见光,来的不是财神,是索命鬼。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从昨天到现在,我就没正经吃过东西。
我摸了摸兜里剩下的钱,一百七十块,在广州这种地方,可能撑不过三天。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我从房间窗帘上解下一根系绳,将玉琮牢牢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紧贴着胸口藏进衬衫里,匣子先丢到床底下。
确认稳妥后,我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旅社。
夜里的广州比白天更活泛。
我顺着一股牛腩的香味,拐进了一条全是夜宵摊的巷子。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划拳的吆喝声、老板娘的叫骂声,混成一片,充满了市井的生命力。
我找了个最角落的摊子,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素粉,一块五。
热气腾腾的粉下肚,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总算活了过来。
我点上一根烟,坐在油腻腻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失魂落魄。
我陈默,堂堂历史系教授,半个风水先生,如今落魄到在广州街头吃两块钱的汤粉,还他妈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这传出去,我那帮在川大坐办公室的同学,不得把门牙笑掉?
我自嘲地笑了笑,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
天气闷热,我扯了扯汗湿的领口,想透口气。
就在这瞬间,挂在脖子上、藏在衬衫里的玉琮,从领口露出了一个小小的角。
我当时只想着,这碗素粉里的萝卜炖得真他妈入味,根本没留意到,一个穿着熨烫过的“鳄鱼”牌短袖、梳着油头的男人,在我对面停下了脚步。
他没有看我狼狈的脸,也没有看我那碗廉价的汤粉。
他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死死地锁在我领口无意中露出的那一小块墨绿色上。
那眼神,不像深圳那帮混混的贪婪,而是一种更冷静、更专业的审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屠夫,在评估一头猪的出肉率。
男人中等身材,腰间别着一部崭新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但我后背的汗毛却毫无来由地一根根竖了起来,寒意从我尾椎骨一路窜上了天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