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于贵胄，骤登高位
溥俊生于光绪年间，父亲是端郡王载漪，母亲为载漪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作为爱新觉罗宗室子弟，他自幼生长在王府的锦衣玉食中，虽未及弱冠，却因父亲在朝中的势力，早早被卷入权力漩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内部围绕皇位继承暗流涌动。慈禧太后不满光绪帝推行变法，意图废黜后另立新君，载漪因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深得慈禧信任。在载漪的运作与慈禧的授意下，溥俊被过继给同治帝为嗣，立为“大阿哥”，住进阿哥所，接受帝王学启蒙，甚至已预定于次年元旦登极，改元“保庆”。彼时的溥俊，身着蟒袍，出入有仪仗簇拥，虽年少懵懂，却已是朝野瞩目的“准储君”。
二、庚子风云，一朝倾覆
成为大阿哥的溥俊，尚未熟悉储君的仪轨，命运便随庚子事变急转直下。载漪利用“大阿哥”身份，联合庄亲王载勋等，怂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最终引发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破前夕，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溥俊亦随驾同行。
联军攻破北京后，将载漪列为“首祸诸臣”，要求清廷严惩。为平息外怒，慈禧不得不下旨革去载漪爵位，流放新疆。作为载漪之子、曾被推上储君之位的溥俊，自然难逃牵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阿哥”名号被废，仍归宗为载漪之子，随父流放途中，昔日的仪仗、侍从散尽，只剩下仓皇赶路的狼狈。
三、流放岁月，寄人篱下
流放之路漫长而艰苦，从北京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溥俊一路见证了世道艰辛。抵达迪化后，父子俩虽仍有宗室俸禄接济，却已不复往日荣光。载漪心灰意冷，终日饮酒，溥俊则在困顿中消磨时日，昔日的骄纵渐渐被现实磨平。
数年后，载漪获允迁居甘肃兰州，溥俊随行。在兰州，他娶了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的女儿为妻，这位蒙古贵族女子性情温婉，陪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两人育有一子，名毓兰泰，寄托着他对家族延续的微薄期望。
四、民国更迭，落魄终老
辛亥革命后，清廷覆灭，溥俊彻底失去了宗室俸禄的依靠。他带着妻儿辗转于北京、天津等地，曾寄居于惇亲王府，后又搬到平民胡同。昔日的“大阿哥”，如今衣衫褴褛，靠变卖家中旧物度日。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人认出，围观者指指点点，他只能低头快步走过，满脸羞惭。
妻子早逝后，溥俊的生活愈发困顿，毓兰泰虽已成年，却无力扭转家境。他常独自一人坐在破屋中，翻看年少时穿的蟒袍碎片，喃喃自语，时而哭时而笑。据说晚年的他，记性愈发差，却总在清明时节，对着北京的方向遥遥叩拜——那里有他转瞬即逝的储君梦，有早已崩塌的王朝残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溥俊在天津病逝，终年57岁。身后萧条，仅毓兰泰为他草草料理后事，葬于北京西山。这位曾离皇位一步之遥的“大阿哥”，最终如一粒尘埃，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只在史书的寥寥数笔中，留下一段浮沉若梦的记录。
五、王府残影：少年时的锦衣与管教
溥俊的童年，浸润在端郡王府的奢华与规矩里。父亲载漪性格刚愎，对这个寄予厚望的儿子却格外严苛。每日天不亮，溥俊就得在书房里诵读《论语》《孟子》，先生站在一旁，戒尺悬在半空，稍有懈怠便会落下。他偏不爱这些枯燥的典籍，总盼着午后的骑射课——换上劲装，跨上骏马，在王府的跑马场上疾驰，风掀起衣角时，才能暂时忘却书案前的沉闷。
母亲伊尔根觉罗氏出身名门，精于内宅打理，对儿子的衣食住行照料得无微不至。冬日里，他穿的狐裘大衣要衬三层绸缎，夏日的纱衣则需苏州绣娘绣上暗纹。吃饭时，小几上摆着二十几样小菜，每样只尝一口，余下的便赏给下人。可这份精致，却拴不住他向往外面世界的心。他常偷偷溜出王府，跟着侍卫去天桥看杂耍，蹲在路边吃一碗豆汁儿，觉得比府里的山珍海味更有滋味。
载漪彼时正处心积虑攀附权力核心，常带着溥俊出入宫廷。在慈禧太后面前，溥俊需行三跪九叩大礼，垂首侍立，连大气都不敢喘。慈禧偶会问他功课，他便照着先生教的话说，声音细若蚊蚋。有一次，光绪帝随口问他：“读过《海国图志》吗？”他茫然摇头，惹得光绪帝轻轻叹了口气。那时的他，还不懂这声叹息里藏着怎样的期许与无奈。
六、大阿哥府：转瞬即逝的储君排场
被立为大阿哥后，溥俊搬进了专为他准备的“大阿哥府”（原撷芳殿）。这里曾是皇子居所，雕梁画栋，金砖铺地，廊下挂着“保庆堂”的匾额，处处透着即将登临大位的气象。
府里添了上百名侍从，有教礼仪的、教骑射的、教外语的，甚至还有专门教西餐规矩的。每日清晨，太监们会捧着十几种朝服让他挑选，束腰时要用尺子量，戴帽时要正到分毫不差。他学着像光绪帝那样批阅奏折，却对着满纸的“赈灾”“练兵”看得头疼，往往胡乱画个圈便扔在一旁，转身去逗弄府里新来的波斯猫。
载漪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常带他参加各种朝会。他穿着十二章纹的蟒袍，跟在父亲身后，听着大臣们讨论“义和团”“洋鬼子”，只觉得那些争吵像戏台上演的戏文。有次庆亲王奕匡凑过来，摸着他的头说：“大阿哥将来可要做尧舜之君啊。”他似懂非懂，只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
府里的宴席流水般摆开，宗室亲贵、朝廷大臣络绎不绝地来巴结。有人送玉如意，有人献古玩，他都一股脑堆在库房里，转头就忘了是谁送的。唯有蒙古亲王送来的一匹白马，他视若珍宝，每日亲自去马厩喂食，那马通人性，见了他便会刨蹄嘶鸣，像是在与他应和。
七、流放途中：从云端跌落的滋味
庚子之变后，西逃的队伍像一条溃败的长蛇，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艰难前行。溥俊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棉袍，骑着一匹瘦马，跟在慈禧銮驾的末尾。昔日伺候他的太监、侍卫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一个老仆还跟着。夜里宿在破败的驿站，他第一次尝到粗粮的剌嗓子，冻得缩在墙角，听着外面风声里夹杂的哭嚎，才明白“逃难”二字的分量。
流放新疆的路更是苦不堪言。载漪被革爵后，形同囚徒，整日沉默如石。溥俊牵着母亲留下的那只波斯猫，走在戈壁滩上，猫吓得直哆嗦，他便把它揣进怀里。遇到风沙，只能趴在骆驼肚子底下躲着，嘴里灌满沙子，连哭都流不出眼泪。有次路过一个小镇，他想去买个馒头，掏出怀里最后一块碎银子，掌柜的却认出他是“废太子”，啐了口唾沫：“祸国殃民的东西，滚！”他攥着银子，站在原地，脸烧得像被火烫。
到了迪化，父子俩住在一间土坯房里。载漪开始酗酒，喝醉了就骂洋人，骂朝廷，也骂自己“瞎了眼”。溥俊则学着挑水、劈柴，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天，他在旧货市场看到一个小孩在玩琉璃球，那是他小时候玩腻了的玩意儿，如今却看得入神，直到摊主驱赶才回过神。
八、寻常烟火：兰州的短暂安稳
在兰州的日子，是溥俊一生中少有的平静时光。阿拉善旗的那位格格，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让他们得以租下一座小院，院里有棵老槐树，夏天能遮出一片阴凉。妻子不善言辞，却会默默为他缝补磨破的袖口，在他唉声叹气时，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
毓兰泰出生那天，溥俊守在产房外，听见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他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父亲”的滋味，与当年被立为大阿哥时的惶恐不同，这是一种沉甸甸的暖。他给儿子做了个木头小马，虽然歪歪扭扭，毓兰泰却抓着不放，咿咿呀呀地喊“爹”。
他开始学着做些小生意，倒腾些皮毛、茶叶，走街串巷时，没人再叫他“大阿哥”，都喊他“溥老板”。有次遇到一个前清的老秀才，认出他来，拱手道：“大阿哥……哦不，溥先生，别来无恙？”他愣了愣，随即笑了：“什么先生，就是个混口饭吃的。”
可好景不长，时局动荡，生意越来越难做。妻子染了风寒，没钱请好大夫，拖了半年便去了。下葬那天，毓兰泰抱着母亲的衣角哭，溥俊摸着儿子的头，眼泪无声地淌。他忽然明白，那些曾经唾手可得的荣华，终究抵不过一碗热饭、一句暖言。
九、末路余晖：天津胡同里的残梦
民国后，溥俊带着毓兰泰回到北京，却发现端郡王府早已被没收，昔日的家奴有的成了军阀的副官，有的沿街乞讨。父子俩只能挤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条胡同里，一间低矮的平房，月租要三个大洋，全靠变卖妻子留下的首饰度日。
毓兰泰长大了，去了一家洋行做学徒，每日早出晚归，回来就给父亲带个烧饼。溥俊则整日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望着胡同口发呆。有时会有好事的记者找来，问他当年做“大阿哥”的事，他要么摆摆手，要么就胡言乱语。有次记者拿出一张他少年时的照片，穿着蟒袍，意气风发，他盯着看了半晌，突然说：“这不是我，我是溥俊，就是个老百姓。”
冬天格外难熬，屋里没有暖气，他就裹着一床破棉被，缩在炕角。毓兰泰想给他买件新棉袄，他不让：“省着吧，给你娶媳妇用。”夜里睡不着，他就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半块玉佩——那是当年慈禧赏的，上面刻着“保庆”二字，他摩挲着，仿佛还能摸到当年的温度。
临终前，他拉着毓兰泰的手，含糊不清地说：“别学我……好好过日子……”眼睛却望着窗外，像是看到了迪化的戈壁，兰州的老槐树，或是北京城里那座早已不属于他的大阿哥府。
溥俊的一生，像一场仓促的戏。锣鼓喧天中登场，还没来得及记住台词，便已谢幕。他曾站在权力的顶峰，却从未真正握住过什么；他跌落尘埃，却在烟火气里尝到了人生的真味。史书里的“废大阿哥”三个字，背后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在荣与辱、梦与醒之间，走完了跌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