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北部海域的季风刚过，“海探七号”的声呐屏幕上突然出现异常反射信号——在印度西海岸外海30海里处，水下28米深的淤泥层中，一艘明代沉船的轮廓逐渐清晰。程远盯着屏幕上“长约50米、宽15米”的船体数据，心跳骤然加速：“这尺寸与《明史》记载的郑和补给船完全吻合！”
当水下机器人将一块刻有“清和号”的铜制船牌打捞上船时，整个考古队沸腾了——这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的补给船，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郑和船队辅助船只。而真正让程远驻足的，是机器人随后取出的一块巴掌大的桃木牌：牌面边缘被摩挲得光滑圆润，正面刻着“陈阿福”三个字，背面是模糊的泉州晋江陈氏宗祠图案。
“《郑和航海图》记录的是‘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这样的宏观航线，但水手的随身物品，才是解锁航海细节的钥匙，”程远用软布轻轻擦拭木牌，“你看这牌上的裂痕，应该是陈阿福在风暴中紧紧攥着它造成的；背面的宗祠图案，说明他时刻念着家乡。”
郑海峰带领团队对“清和号”的生活区展开重点发掘。在船员舱的一个残破木箱里，他们发现了陈阿福的私人物品：一本用棉纸写就、外用防水油布包裹的《航海手记》，一个缺了口的泉州窑青瓷碗，一串用印度洋贝壳串成的手链，还有一小块用丝绸包裹的甘蔗干——后来经检测，这是泉州特产的果蔗，应该是陈阿福出发前从家乡带来的。
《航海手记》的纸张已泛黄发脆，但字迹仍能辨认。程远小心翼翼地展开，陈阿福略带潦草的宋楷跃然纸上：“永乐七年九月，随郑太监自南京宝船厂开船，船名‘清和’，吾为针路记录员。十月抵泉州湾，补淡水、添粮，见阿爹阿娘于码头，阿娘塞吾甘蔗干，嘱吾平安归。”这段文字，与《郑和航海图》中“宝船厂至泉州湾”的航线标注完全对应，甚至补充了海图未提及的“泉州湾补给水”细节。
更令人动容的是手记中关于日常航海的记录：“十月廿日，过台湾海峡，遇逆风，船摇甚急，吾抱罗盘于怀，记针路‘丁未针十更’，不敢有误。夜观北极星，定方位，郑太监巡舱，见吾值守，赞吾‘尽责’。”“十一月初五，抵龙涎屿，补淡水，见岛上椰子树甚多，摘三枚，食之甘甜，念阿娘若见此果，必欢喜。”这些文字，让六百年前的航海日常变得鲜活可感。
方美怿的团队在木箱旁发现了一具蜷缩的骸骨，经dNA检测与陈氏宗祠的族谱比对，确认正是陈阿福。骸骨年龄约28岁，右手食指和中指第一节有明显的扁平老茧（长期握笔所致），左腿胫骨有陈旧性骨折痕迹（推测是搬运货物时摔伤），牙齿的牙结石中残留着高粱、咸鱼和椰子的成分——与《航海手记》中“食椰子”的记载完美印证。
“他的姿势很特殊，”方美怿蹲在骸骨旁，轻声说，“左手仍保持着握木牌的姿势，右手压在《航海手记》上，应该是沉船时，他第一时间想护住这些与家乡、工作相关的物品。”而在骸骨的胸腔位置，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张揉皱的家书草稿，上面写着：“阿爹阿娘，儿在西洋见大舶无数，见黑人、白人，皆友善。儿已记满三卷针路，待返航，必一一讲与您听。儿带龙涎香一块，藏于木箱底，愿您康健。永乐八年正月，阿福书于清和号。”
可惜这封家书永远无法寄出。根据沉船周围的沉积物分析，“清和号”在永乐八年（1410年）正月从木骨都束返航时，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印度洋风暴，船体断裂沉没，陈阿福与其他船员一同葬身海底。
程远团队通过泉州地方志和陈氏宗祠的族谱，找到了陈阿福的家乡——泉州晋江市陈埭镇。当程远带着桃木牌、《航海手记》复制品和那小块甘蔗干残片来到陈氏宗祠时，70岁的族长陈建国老人颤抖着接过物品，老泪纵横：“族谱里只写了‘永乐七年，族人阿福随郑和下西洋，未归’，我们世代都在等他的消息，没想到六百年后，他以这样的方式‘回家’了。”
陈埭镇为陈阿福举行了“归乡”仪式，将桃木牌供奉在陈氏宗祠，并在村头立了一块纪念石，程远题写的“万里航海魂，终向故乡归”刻在石上。仪式当天，村里的老人带着孩子，围着纪念石听陈阿福的故事，手中的泉州窑青瓷碗，与“清和号”出土的碗一模一样。“阿福公是我们的骄傲，”一个小男孩捧着复刻的《航海手记》，认真地说，“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去看看大海。”
“海探七号”抵达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的忽鲁谟斯，也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西端。根据《郑和航海图》注记“忽鲁谟斯港，水深六丈，可泊大舶”，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珊瑚礁区展开发掘，一块刻有双语铭文的石碑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石碑高约1.5米，宽0.8米，用当地的石灰岩制成，正面刻着中文：“永乐十五年，译官马欢随郑和至忽鲁谟斯，通语言，结友谊，立此碑记。”背面是阿拉伯文，经伊朗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礼萨翻译，内容为：“中国大明王朝译官马欢，精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促成两国贸易与文化交流，忽鲁谟斯国王特赠银章，以表敬意。”
“马欢！是《瀛涯胜览》的作者！”程远激动地说，“他跟随郑和四次下西洋，记录了沿途三十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关键文献作者。但一直以来，我们只见过他的文字，从未发现过他的实物遗迹，这块石碑填补了空白！”
林珊的团队在石碑旁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铜制笔架——笔架上雕刻着椰枣树图案，底部刻着“马欢”二字，还有一个用皮革装订的残破笔记本，里面是马欢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三种文字记录的“翻译手册”。手册中，马欢详细标注了贸易常用词汇的翻译：“象牙——???（阿拉伯语），丝绸——?????（波斯语），瓷器——????（阿拉伯语）”，旁边还有他的中文批注：“忽鲁谟斯商人多讲波斯语，需熟记此词，免交易出错。”
“这是马欢的工作工具！”林珊小心翼翼地翻开手册，“你看这页，他画了一个简易的‘数字对照图’，将中文数字‘一至十’与阿拉伯数字‘1-10’对应，旁边注着‘交易时需核对数字，免少算货物’。这说明他不仅是翻译，还负责贸易对接，是郑和与忽鲁谟斯国王沟通的核心桥梁。”
欧阳宗明则在古港的贸易市场遗址，发现了一枚银质印章，印章上刻着“大明译官马欢”六个篆字，边缘还刻着忽鲁谟斯国王的徽记。“这枚银章应该是忽鲁谟斯国王赠予马欢的，”欧阳宗明用光谱仪检测，“银章的含银量达98%，属于王室专用规格，证明马欢在当地享有极高的礼遇。”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曾记载他在忽鲁谟斯的经历：“忽鲁谟斯国王率群臣迎郑和船队于码头，设盛宴款待，赠象牙、宝石、乳香等物。吾为通译，述大明皇帝‘和平通好’之意，国王甚喜，愿与大明永结友好。”而石碑和银章的发现，让这段文献记载有了实物佐证，也让我们看到了马欢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在忽鲁谟斯古城的图书馆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用波斯文写的《使者记》，作者是忽鲁谟斯的史官。书中记载：“中国译官马欢，带来《论语》抄本，与吾国学者探讨‘仁’‘礼’之道，互赠书籍。马欢言：‘国与国之交往，如同舟共济，需以礼相待，以信相交。’此语甚善，吾记之。”
穆罕默德·礼萨带着这本《使者记》的复刻本来到考古队，笑着对程远说：“我的祖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马欢，说马欢是‘带来和平的使者’。过去，我们只知道这段历史存在于文献中，现在有了石碑、银章和翻译手册，这段跨文化交流的故事终于完整了。”
中伊联合在忽鲁谟斯古港遗址建立了“马欢纪念广场”，将石碑复刻品立于广场中央，旁边展示着马欢的翻译手册和银章复制品。广场落成当天，中伊两国的学者和民众共同参加仪式，伊朗文化部长在致辞中说：“马欢的故事告诉我们，六百年前，中国和伊朗就通过海洋实现了友好交流；今天，我们更应该传承这份友谊，让和平之船继续航行。”
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港（明代的木骨都束）正值雨季，“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个红漆木箱——箱子虽已腐朽，但箱体上“医官李茂”四个字仍清晰可辨。当程远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时，里面的物品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一套银针、二十多个油纸包好的草药包、一本线装的《海上医方》，还有一个铜制的药臼和药杵。
“《郑和航海图》虽未记载医疗保障，但一支两万多人的船队，要在海上航行数年，医疗体系至关重要，”程远拿起一根银针，针身仍保持着银白色，“这是明代太医院专用的针灸针，长度约5寸，与《针灸大成》记载的‘治疗风寒用长针’完全一致。李茂作为船队医官，负责船员的健康，他的药箱，是研究明代海上医疗的活化石。”
郑海峰的团队对草药包进行了检测，发现里面装着薄荷、金银花、艾草、黄连等草药，还有一些晒干的柑橘皮和豆芽。“薄荷和金银花用于治疗感冒，黄连治腹泻，艾草可温经散寒，”郑海峰指着柑橘皮和豆芽，“这些是预防坏血病的关键——柑橘皮含维生素c，豆芽在船上可培育，能补充新鲜蔬菜，比西方船队用柠檬预防坏血病早了三百年！”
《海上医方》是李茂的医疗记录，里面详细记载了他的诊疗案例：“永乐十二年三月，水手王二，年二十五，患腹泻，日泻五次，予黄连煮水服之，每日三次，三日而愈。”“永乐十二年四月，译官马欢，年三十五，感风寒，头痛发热，施针灸于合谷、风池二穴，留针一刻钟，当日热退。”“永乐十二年五月，船员张三，年四十，因搬运货物扭伤腰，予艾草热敷，配当归、川芎煎剂，七日好转。”
这些案例中，李茂不仅记录了病症和治疗方法，还标注了“海上湿热，需多饮开水”“船员多劳，需定时休息”等预防建议，体现了他“防治结合”的医疗理念。而在医书的最后一页，李茂还画了一幅简易的“船上医疗分布图”，标注了“医务室在船中部，药材库在医务室左侧，隔离舱在船尾”，证明郑和船队已有完整的医疗布局。
方美怿在药箱底部，发现了一枚铜制的“医官印”和一张残破的画像。印章上刻着“大明郑和船队医官李茂”九个字，画像上的李茂身着青色官服，手持药箱，背景是一艘正在航行的郑和宝船，画像右下角写着“永乐十二年，船员王某绘”。“这张画应该是船员为感谢李茂的救治而绘制的，”方美怿说，“从画像来看，李茂面容温和，眼神坚定，符合医官的形象。”
在摩加迪沙的古墓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刻有双语铭文的墓碑——中文刻着“大明医官李茂救治处”，阿拉伯文刻着“感谢中国医官李茂，治愈吾乡瘟疫，此碑为证”。根据碑文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年），摩加迪沙爆发瘟疫，李茂不仅为船员治病，还主动将草药和治疗方法传授给当地居民，帮助他们控制了疫情。
“李茂不仅是船队的医官，更是和平的使者，”程远站在墓碑前，感慨道，“郑和下西洋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文化，还带来了医疗帮助，这种‘以和为贵’的理念，正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
摩加迪沙当地政府在古墓群旁建立了“李茂医疗纪念馆”，展示药箱、《海上医方》复制品和银针。纪念馆开馆当天，许多当地老人带着孩子前来，讲述着祖辈流传的“中国医官”的故事。一位名叫萨利赫的老人说：“我的祖父告诉我，六百年前，有一位中国医官用草药治好了很多人，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的名字叫李茂，我们会永远记住他。”
南京龙江船厂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根据《龙江船厂志》记载“永乐五年，造宝船六十二艘，匠师周义主其事”，程远团队在船厂的工匠生活区，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正是郑和船队的首席船匠周义。
墓中出土的一套完整造船工具，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一把刻有“周义造”的铜制刨子、一个镶嵌着象牙的墨斗、一个黄铜罗盘（用于确定船身方位）、一把铁制凿子，还有一个按1:100比例制作的宝船模型。更珍贵的是，墓中还发现了一本线装的《宝船建造手记》，封面写着“周义手录，传于后人”。
“《郑和航海图》中的宝船是船队的核心，但宝船如何建造，一直是考古界的谜团，周义的墓葬填补了这个空白，”程远翻开《宝船建造手记》，里面的字迹工整清晰，“你看这段记载：‘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以福建松为龙骨，杉木为船板，龙骨需选百年以上松木，长三十丈，宽八尺，厚六尺，方可行远洋。’这与《明史》中‘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的记载完全一致。”
林珊的团队对宝船模型进行了详细测量和研究。模型长44厘米、宽18厘米，严格按照1:100比例制作，船体分为12个水密隔舱，桅杆、风帆、锚链、船舱等细节一应俱全，甚至能看到船底的“鱼鳞式”拼接工艺和接缝处的桐油灰痕迹。“这个模型是周义亲手制作的，”林珊用显微镜观察模型的接缝处，“水密隔舱的设计非常精妙，每个隔舱都能独立密封，即使船体某一处破损，也不会导致全船沉没——这是郑和宝船能抵御印度洋风暴的关键技术，而周义作为首席船匠，是这项技术的核心设计者。”
欧阳宗明则重点研究了那把铜制刨子。刨子的刀刃采用“夹钢”工艺，表面硬度达到55hRc（洛氏硬度），比同时期民间刨子的硬度高10hRc，刨床用纯铜打造，表面刻有防滑纹路。“这把刨子的工艺非常精湛，”欧阳宗明用它试刨了一块松木，木屑均匀细腻，“即使过了六百年，刀刃依然锋利，证明周义对工具的要求极高，这也是宝船建造质量过硬的原因之一。”
《宝船建造手记》中，周义详细记录了宝船的建造流程：“造宝船需经‘选料、下料、拼接、封缝、安桅、装帆’六道工序，选料需至福建武夷山采松木，下料需用‘墨斗定线，刨子找平’，拼接需用‘鱼鳞式’榫卯，封缝需用桐油、糯米灰浆与麻丝混合，可防水防腐。”手记中还记载了周义的创新：“以往海船用八桅，吾改为九桅十二帆，可适应不同风向，航速提升三成。”
而在手记的最后几页，周义写下了一段略带遗憾的文字：“永乐十三年，宝船‘清和号’于龙江船厂下水，吾亲率工匠调试桅杆，见其在江风中平稳转动，甚喜。然吾年已六十有五，腰疾复发，未能随郑和太监下西洋，亲见吾造之船驰骋大洋，实为毕生憾事。今将建造技艺录于手记，望后人能继吾之志，造大船，通四夷。”这段文字，让一位毕生投身造船事业的工匠形象跃然纸上，也让我们理解了宝船背后凝聚的无数匠人心血。
在墓葬的侧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幅浅浮雕，雕刻的是龙江船厂建造宝船的场景：数十名工匠各司其职，有的在刨削木材，有的在拼接船板，有的在涂抹桐油灰，周义则站在船台旁，手持墨斗，正在指挥工匠校准船身。浮雕的右下角刻着“永乐十年，匠人王某刻”，证明这是当时工匠为纪念周义的贡献而特意雕刻的。
“这幅浮雕是明代造船工艺的直观再现，”程远指着浮雕中的细节，“你看工匠们使用的工具，与墓中出土的刨子、墨斗完全一致；船台上的宝船雏形，与周义制作的模型也高度吻合。这不仅是对周义的纪念，更是对明代造船技术的记录。”
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公园专门为周义设立了“船匠纪念馆”，将出土的造船工具、宝船模型、《宝船建造手记》复制品以及浮雕拓片一同展出。开馆当天，周义的后人——65岁的周建国带着家族珍藏的《周氏宗谱》来到纪念馆，宗谱中记载：“先祖周义，字仲和，南京龙江船厂匠师，永乐年间主持建造宝船，助郑和下西洋，赐‘工部匠师’称号。”
周建国站在宝船模型前，眼眶湿润：“小时候听爷爷说，我们家祖上是造大船的，能让船漂洋过海。今天看到这些文物，才知道先祖造的是郑和宝船，是能到西洋的大船！”他将《周氏宗谱》捐赠给纪念馆，与周义的《宝船建造手记》一同陈列，让这段家族传承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程远握着周建国的手说：“周义先生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骄傲，他的技艺和精神，不仅是周氏家族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会好好保护这些文物，让更多人知道，郑和宝船的辉煌，离不开像周义这样的平凡工匠。”
红海亚丁港（明代的阿丹）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串用红海贝壳串成的“日记”——28枚贝壳大小相近，每枚贝壳的内壁都刻着简单的符号，有的像船帆，有的像星星，有的像水罐，还有的是数字。程远拿着这串贝壳，忽然想起《郑和航海图》中“阿丹港可补淡水、采乳香”的注记，或许这串贝壳，正是记录船员在阿丹生活的“密码本”。
“从贝壳的磨损程度来看，这串‘日记’被长期佩戴，应该是主人的重要物品，”程远将贝壳放在阳光下，内壁的符号清晰可见，“我们推测主人可能不识字，所以用符号记录日常，这是最朴素也最真挚的航海记忆。”
为了解读贝壳符号，考古队邀请了语言学家、航海史专家共同研究。经过两周的努力，他们终于还原了符号的含义：“船帆”代表“启航”，“星星”代表“夜航”，“水罐”代表“补给淡水”，“乳香”图案代表“贸易”，数字则代表“天数”。结合《郑和航海图》的航线，他们还原了主人——水手王二的航海经历。
第一枚刻有“船帆+三桅”的贝壳，记录的是“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月，王二随三桅补给船‘顺和号’从古里出发，前往阿丹，航线为‘庚酉针二十更’”，与《郑和航海图》“古里至阿丹”段的针路完全一致；第七枚刻有“水罐+数字5”的贝壳，记录的是“正月十五，抵达阿丹港，补给淡水5桶”，印证了海图“阿丹可补淡水”的注记；第十五枚刻有“乳香+数字10”的贝壳，记录的是“正月廿五，用瓷器10件交换乳香10斤”，补充了海图未提及的贸易细节。
郑海峰的团队在贝壳“日记”旁，发现了一个粗陶陶罐，里面装着王二的私人物品：一把磨得发亮的铁制小刀（用于切割绳索）、一块圆形磨刀石、一个缺角的陶碗（碗底刻着“王二”二字，还有泉州窑的印记），以及一小块用麻布包裹的麦饼（已炭化，但仍能看出里面夹杂着芝麻）。“这些物品都是船员的日常用品，”郑海峰拿起陶碗，“泉州窑的印记说明王二是泉州人，与之前发现的陈阿福同乡，或许两人在同一艘船上工作过。”
方美怿在陶罐附近发现了王二的骸骨，骸骨侧卧在沙层中，年龄约35岁，右手骨骼粗壮，食指和拇指有明显的老茧（长期握桨所致），脚部骨骼有轻微的变形（推测是长期在船上站立、行走导致），牙齿中残留着麦饼、咸鱼和乳香的成分——与贝壳“日记”中“交换乳香”的记录相互印证。
“王二的骸骨姿势很放松，不像遭遇意外，”方美怿分析道，“我们在他的头骨旁发现了一枚完整的红海贝壳，应该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枚，特意放在身边。这说明他可能是在阿丹港停留期间病逝的，船员将他葬在码头旁，让他永远‘守护’着曾经停靠的港口。”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王二的贝壳“日记”与陈阿福的《航海手记》一同展出，命名为“平凡水手的远洋记忆”。展览现场，一位来自泉州的老水手陈大爷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开。他指着贝壳“日记”，哽咽道：“我年轻时也跑过南洋，用的是爷爷传下来的‘土办法’记录航程，比如在绳子上打结记天数，看到特定的山形就知道到了哪个港口。王二的贝壳日记，和我们老水手的‘土办法’一模一样，都是对家的思念，对大海的敬畏。”
陈大爷还向博物馆捐赠了自己年轻时使用的“绳结日记”，与王二的贝壳“日记”并列展出。这两串跨越六百年的“航海记录”，成为展览最动人的展品，让观众看到了无数平凡水手的共同记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航海者对家的思念、对职责的坚守，永远不变。
印度古里港（明代的古里）的海风带着香料的气息，“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一处明代沉船遗址（推测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补给船“丰和号”）的货舱旁，发现了一口生锈的铁锅——锅沿虽已破损，但上面“炊事员刘六”的刻字仍清晰可辨。这口普通的铁锅，揭开了郑和船队船员的饮食秘密，也让我们看到了“民以食为天”在远洋航行中的体现。
“《郑和航海图》记录了航线和停靠点，但船员的饮食供应一直是个谜，”程远围着铁锅仔细观察，“这口铁锅直径约80厘米，深度约40厘米，适合在船上煮大锅饭，锅内壁的残留物，或许能告诉我们船员吃什么。”
郑海峰的团队对铁锅内壁的残留物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高粱、大米、小麦、咸鱼、蔬菜（经鉴定为冬瓜和白菜）的成分，还有少量的芝麻和红枣。“这些成分证明船队的饮食种类并不单一，”郑海峰兴奋地说，“高粱、大米是主食，咸鱼是蛋白质来源，冬瓜、白菜能补充维生素，芝麻、红枣则能补充营养——这说明船队的饮食有科学的规划，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有干粮’。”
在铁锅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用竹纸写的《炊事手记》，封面写着“刘六记”，里面记录了船队的日常饮食安排：“每日两餐，早餐为米粥、麦饼、咸鱼；午餐为高粱饭、煮蔬菜、肉汤（若有新鲜肉类）；若遇航行顺利，晚餐加芝麻饼或红枣粥。”手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在不同停靠点补充的食材：“在占城补冬瓜、白菜；在龙涎屿补椰子；在古里补羊肉、大米；在阿丹补乳香（用于调味）。”
“这是明代海上饮食的详细记录！”程远翻到手记的中间页，“你看这段：‘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船队在印度洋遭遇逆风，航行延迟十日，食材短缺。吾将剩余的麦粉与芝麻混合，制成芝麻饼，每人每日一块，确保不饿肚子。’这体现了刘六作为炊事员的智慧，在困难情况下保障船员的饮食。”
方美怿在铁锅下方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个炭化的麦饼，麦饼直径约10厘米，厚度约2厘米，表面有烘烤的痕迹，里面夹杂着芝麻和红枣碎。“这个麦饼与《炊事手记》中‘芝麻饼’的记载完全一致，”方美怿用镊子轻轻触碰麦饼，“炭化痕迹说明它是在铁锅中烘烤而成，口感酥脆，方便储存，适合作为远洋干粮。”
在古里港的贸易市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刘六购买食材的“账本”残片，上面用毛笔写着：“永乐十五年四月，买羊肉十斤，价铜钱五文；买大米五十斤，价铜钱二十文；买蔬菜二十斤，价铜钱三文。”“这证明船队在停靠点会采购当地食材，丰富船员的饮食，”程远感慨道，“刘六作为炊事员，不仅要做饭，还要负责采购、记账，他的工作看似平凡，却是船队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只有吃得饱、吃得好，船员才能顺利完成远航。”
刘六的《炊事手记》最后一页，写着一段温暖的文字：“吾为炊事员，最大心愿是让船员吃饱饭，平安回家。每次看到船员吃完吾做的饭，露出笑容，吾便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望吾之子女，日后若为炊事，亦要尽心尽责，善待他人。”
“郑和船队的饮食文化”特展在泉州开幕，刘六的铁锅、《炊事手记》复制品、炭化麦饼残片，以及根据手记还原的“明代船员餐”（米粥、麦饼、咸鱼、煮蔬菜）一同展出。展览现场，观众可以品尝到还原的“芝麻饼”，感受六百年前船员的饮食味道。
一位来自福建的厨师李师傅，在品尝芝麻饼后，深有感触地说：“没想到明代船员的饮食这么讲究，既有主食，又有蔬菜、蛋白质，还会用芝麻、红枣调味。作为厨师，我觉得刘六很了不起，在船上有限的条件下，还能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和营养，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
“海探七号”在印度洋北部的官屿溜（今马尔代夫马累岛）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推测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领航船“导和号”）。在沉船的船长室里，考古队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牵星板——共12块，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不等，还有一块圆形的象牙板（用于测量北极星高度），板面上刻着“领航员张贵”的字样。这套牵星板，是《郑和航海图》中“牵星导航”技术的实物证据，也让我们看到了领航员张贵的专业与坚守。
“《郑和航海图》中有‘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夜观北极星七指’的注记，这里的‘七指’就是用牵星板测量的结果，”程远拿起一块一寸的牵星板，“牵星板是明代远洋导航的核心工具，通过测量星辰与海平面的高度，确定船只的纬度，张贵作为领航员，负责用这套工具为船队指引方向。”
林珊的团队对牵星板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每块牵星板的边缘都刻着刻度，精度达到0.1寸，圆形象牙板的中心有一个小孔（用于瞄准星辰）。“我们用这套牵星板模拟测量北极星高度，”林珊在甲板上进行实验，“当使用七寸的牵星板时，北极星与海平面的高度正好对应‘七指’，与《郑和航海图》的注记完全一致。这证明张贵使用的牵星板精度极高，能满足远洋导航的需求。”
在牵星板旁，考古队发现了一本《牵星日志》，作者正是张贵。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每次测量的时间、地点、星辰高度和对应的针路：“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月初一，夜，官屿溜海域，测量北极星高度七指，对应针路庚酉针，航向正确；十月初五，夜，印度洋中部，测量北极星高度六指，调整针路为辛戌针，确保向木骨都束航行。”
日志中还记录了张贵的导航经验：“测量北极星时，需避开云层，若遇阴天，可测量南门星（即半人马座a星）；不同海域的星辰高度不同，需提前熟记《牵星口诀》，避免出错。”这些经验，补充了《郑和航海图》中牵星技术的细节，证明明代领航员已掌握了系统的天文导航知识。
方美怿在船长室的角落里，发现了张贵的骸骨，骸骨坐姿靠在船壁上，年龄约40岁，右手仍保持着握牵星板的姿势，左手放在《牵星日志》上，头骨旁放着一个铜制的罗盘（指针指向庚酉方向，与日志中“庚酉针”的记载一致）。“张贵应该是在导航时突然遭遇意外，”方美怿分析道，“他的骸骨姿势证明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用牵星板和罗盘为船队指引方向。”
“明代牵星导航技术”专题展在南京天文博物馆开幕，张贵的牵星板、《牵星日志》复制品，以及根据日志还原的“牵星导航模拟系统”一同展出。展览期间，天文专家和航海史专家围绕牵星技术展开研讨，一致认为张贵的《牵星日志》是研究明代天文导航的珍贵文献，填补了《郑和航海图》在技术细节上的空白。
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说：“张贵的牵星技术，本质上是通过天文观测确定纬度，与现代航天器的天文导航原理相通。六百年前，中国领航员就能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实现精准导航，体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